为乡村写史 为时代立传 为农民发言(王琳 等)

四川乡土作家贺享雍系列长篇小说《乡村志》1—5卷出版

　　编者按：四川作家贺享雍系列长篇小说《乡村志》(卷1至卷5)出版后，在社会各界引起强烈反响。该系列作品研讨会11日在四川渠县召开，与会专家学者对贺享雍的作品予以高度评价。这是中国现当代乡土文学史上第一部长达十卷的多卷本乡土小说，堪称当下乡土文学的鸿篇巨制，涵盖了农村土地变革、乡村政治、民主法制、医疗卫生、家庭伦理、婚姻生育、养老恤孤、打工创业等诸多领域，多卷本合起来便构成一部卷轶浩繁、风云变幻的中国当代乡村历史风貌的“清明上河图”。　　

　　贺享雍以《乡村志》为他的多卷本乡土小说作总体性命名，实际上已反映出他执着于民间立场的叙事态度。而丰富的乡村经验和亲历者的身份，自然也确保了“秉笔直书与地域特色”的方志精神在小说创作中的艺术体现。《乡村志》是一部多姿多彩的乡村巨变的“写真集”和一个时代风云激荡的“心灵史”，是近年来中国文坛的一重大收获。在现代文学史上，表现乡土四川的文学大师，如李劼人、沙汀、艾芜等，都是典型的知识分子，是乡村的他者。由他们来描写乡村和农民，如同一个远离家乡的人回望故乡一样，尽管高屋建瓴，但到底无法摆脱局外人的情感隔膜。而由农民自己进行书写，却常常为狭隘的眼光、局促的格局所束缚，难以从更高的层面、更广阔宏大的历史社会视野来审视自己的命运，并发掘表面现象背后更为深邃的意义。本报选登部分专家发言，与读者共同分享《乡村志》的丰富与博大。

　　《乡村志》的社会文化解读

　　王  琳

　　贺享雍的创作长期关注农村，从2013年开始，他陆续推出了系列长篇小说《乡村志》，迄今已正式出版了五部。这五部作品以纪实的手法反映新中国成立以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所经历的巨大变迁和转型之痛。

　　2013年推出的长篇小说《土地之痒》为其中的第一部。土地在中国这样一个农耕之国，是生命之根、生存之本。主人公贺世龙的父亲贺茂前土改时分到了一块“窝窝地”，视为命根子。在以后的几十年里，随着农业合作化、包产到户、土地流转等过程，这块“窝窝地”在父子两代人手中几进几出，最后被制药公司强行租用，“这块凝聚了两代人的希望和汗水才改成的田”，只存在于“记忆中”了。

　　在《是是非非》一书里，新一轮的“圈地运动”开始了，各村都用土地招商引资，制药公司迁到了交通更为便利的村子，这一千亩地便闲置在那里了。此时，人们的期待不是收回来后的耕耘，而是再次出租。在“新”的观念里，土地不再是能够出产粮食的载体，而是可以直接变现生钱的东西。由此，村里的集体财产——一千亩原生林，被乡村干部和商人巧取豪夺，合谋据为已有，在“招商引资”、“土地流转”的名义下将村民的土地私人化了。而其中的违法手段触目惊心。

　　贺家湾的村民在改革开放几十年里，经历了包产到户、分得土地的巨大惊喜，到种田倒赔本，对土地“说个‘爱’字委实不易”，再到城市资本的强势进入，农民面临再次失去土地的无奈与无助，贺享雍用“痒”字来形容其复杂感受与情感波澜。两部作品从农民的立场对多年来的土地政策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让我们看到，土地的耕耘者农民其实从未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一家一户的农耕方式在当下的确已不能适应现代农业的发展需要，土地的集中、大资金的注入、新技术的引入都是必由之路。但是，土地所有者的不明晰或者虚化，给各种强权势力豪夺土地提供了方便，一句“发展”的借口便名正言顺了。这是作品提出的需要正视的问题，在国家提出新一轮土地流转政策的背景下，具有重要的参考和警示意义。这也是作者的尖锐、深刻之处，表现出其生活阅历与创作功力都达到很高境界之后的返朴归真，直朴、大气，直击历史的命脉。

　　《人心不古》则是一部当代乡村的法制图景。中学校长贺世普退休后回到老家贺家湾，靠随身携带的《法律大全》，想在村民中普及法律知识，依法治村。在禁止捕鸟、保护生态、制止对小偷滥用私刑等几件较小的事情上，他进行得比较顺利；但在阻止县交通局和林业局挖村头的黄葛树，并要求惩治相关官员的问题上，他遭遇了权力部门的制肘；在关系自己切身利益的两件官司上，他遭遇了重挫。

　　不过，在关系贺世普切身利益的两件官司上，我感觉在作者的笔下，乡村伦理不再是彻头彻尾的落后面，还时时表现出人性与温情，表现出人性层面的合理性。

　　《村医之家》聚焦的是当代乡村医生以及乡村的医疗现状。贺万山出生于中医世家。中医世家背景和“赤脚医生”的身份，使得他集中医和西医于一身，实际上在他的身上就聚集了两条线索：以赤脚医生为表征的现代医疗制度的浮沉；传统中医在当代的境遇。

　　贺万山治好自己的病，村民们趋之若鹜，都把他当成神医，让我们看到的是当时乡村极度的缺医少药；他接受赤脚医生培训，大队成立合作医疗站，当上赤脚医生，靠公社每年资助一点钱，村民只花五分钱就可看病吃药打针，我们看到的是当代一种特殊的医疗制度的尝试，就靠这种简陋的措施，保障了村民最基本的医疗。也就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中，中医背景、又有些许西医知识的贺万山发挥出了他最大的人生价值。从另一条线索我们可以看到，贺万山治病更多的还是依靠他的中医才华(其西医技术只能打针输液，做点常见病的治疗；中医医术却可治疑难杂症)，靠的是他的望闻问切、祖传的药方，以及“悬壶济世”的传统医德。但是多年里他的中医才华并未得到官方的重视，他的行医资格也是因为他接受了赤脚医生培训才取得的。改革开放后，乡村中医的生存空间更是受到正规医院的挤压，贺万山的医术以及医德也被严重边缘化了。

　　内陆乡村的前世今生

　　王 菱

　　矢志驾驭多卷本《乡村志》，全因贺享雍内心深处所怀揣的对普通乡村生活作精确描述的决心与使命。贺享雍是一位拥有文化自信、生活自信和创作自信的乡土小说作家。在既往的乡村书写中，他的长篇小说作品《苍凉后土》、《遭遇尴尬》、《土地神》、《怪圈》、《村级干部》、《猴戏》等均能体现其强烈的主体意识：即怀抱乡土精神，不以城市生活为理想对照物，而是执着地扎根于乡土社会的人脉与风物。

　　在《乡村志》系列长篇小说的写作中，贺享雍成为了一个对自己的实际关系感到不确定的观察者、历史记录者，他不是在为农民、进城务工者、乡村企业家、乡镇干部、村医等写作，而是在写关于他们的故事。在《乡村志》里，乡村的社会价值以一种复杂的方式被戏剧化地呈现出来，作家要提示的一系列问题似乎也正是在这里产生。生活的充分积累赋予了贺享雍乡土小说创作的深厚土壤，他密切关注朴实的村庄日常生活，关注普通人，描绘他们的内心世界和自我，敏锐地捕捉乡村的心灵及其变迁，与乡村世界的内在灵魂相沟通，并拥有真切叙述乡村人物语言的能力。他不仅对乡村生活和乡村文化有真正的熟悉，还以深厚的乡土精神为内在依托，还原出了深层的乡土文化，展现出乡村社会在时代裂变中的真实状貌、复杂心态和内在精神。

　　《乡村志》同时立足乡村的真实境遇，将一直被阻挡于文学视线之外的真正的生产劳作与生产关系、生存样态呈现于作品之中。贺享雍对待乡村的态度既不是雷蒙·威廉斯在《乡村与城市》一书中批判的“田园主义怀旧”，也非“城市进步主义”，而是在时间和空间上展望未来，也回顾过去，以一个观察者的视角，将城市与乡村的关系作为一种经验，同时也作为问题谨记在心，努力以周全的历史细节和生活证据，将这种关系，尤其是乡村基于城市的异质性存在作为社会、文学和知识史事件加以详尽地阐述。

　　作为一个有着恢弘结构的长篇小说系列，《乡村志》在结构文章时刻意加入了大量的方志内涵。乡土不完全是一种空间上的名词，而是形而上的文化综合体，是一个区域里的文化传统、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历史变迁、宗教信仰和其它特质的混合体和聚合体，更是一种文化认同。由此，贺享雍考察川东北地区的地理人文，宗教信仰与神话传说，并进行了深入地挖掘，将之与半个世纪以降的贺家湾故事融合起来，使贺家湾这个川东北的村庄意象更加丰满，并充满着村庄的泥土气息。

　　被排除在历史叙事之外的农民在日常生活中的言说，展示着这个他们“说话”的历史和隐含其间的伦理、智慧、品性等，最根本的是，“说话”就是他们具体的日子。作品中大量运用的方言，是泥土气息的素材来源。个性化、带着泥土生活气息的人物对话、鲜活的口语、地方气息浓郁的方言，再现了乡村的生活细微场景。大量生动的乡村生活的细节刻画，增强了泥土气息的浓度。关于村庄的伦理宗法是诞生泥土气息的根基，原乡生活的风土人情则是乡村泥土气息的有力粘合剂。

　　《乡村志》展示出来的川东北乡土地域的特殊生态景观、风土习俗、文化品格、乡土情感等，规定了这块土地的自然性存在，也充分体现了其作为乡土文学的自身特性。在《乡村志》的故事里，乡村情感既与传统儒家文化相关联，存在传统封建的家长制一面，又有质朴真诚、体现更质朴人性的一面，更凝聚着中国式乡村悠久的历史、民俗和生活方式。《乡村志》关注乡村人物“挣扎”，不仅实现了乡土文学的最基本使命，更深度地体现了川东北地区的地域性特征——因为深度体现地域性的恰恰是人，即蕴含了独特文化精神的人物个体，这正如翠翠之于《边城》，白嘉轩之于《白鹿原》。

　　贺享雍不是贺家湾的“异乡人”，他是一个“内部信息”的传递者，但怎样才能保持一种既内且外的叙述者声音，需要思考如何保持一种批判审视的距离。他写干群关系的对立以及权力之恶，不单指向干部的道德，也揭示乡村政治体制的弊端，并从权力文化层面，期待建立现代化的民主法制的政治体制。《乡村志》是贺享雍人生的领悟，也是其生活的馈赠。他用深情书写乡村，更用智性审视乡土；既有乡愁的笔触，亦有法理的牵绊；既描摹乡村的粗鄙，又刻画乡野的诗意。《乡村志》呈现出当下的乡村最真实的个性，不疏离，不隔膜，打碎田园幻象，将边缘化的村庄写入文学的世界，深刻阐释了乡村生活的多重意义。

　　家族史·地方志·乡土情

　　赵  雷

　　贺享雍先生的《乡村志》以三百万字的多卷本徐徐展开了一幅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农村的全景式图画，其人物之众多、篇幅之宏大、涉猎之广泛，不仅在作家的创作历程中可谓一个新的高峰，在新时期以来的农村题材小说里也可谓一大创举。作品以现实主义的笔法，描画从日常生活到政治生态、从乡村直选到普法尴尬、从离乡进城到离城返乡、从价值观念到社会心理等乡村世界的方方面面。它延续了作者一以贯之的对乡村世界的切身体会和深入挖掘，不断观察和反映新的乡村生活，不断总结和汲取新的乡村经验，展现的生活细节准确而真实，对于农民心理的把握微妙而深入，蕴含了极为丰富的社会、历史、文化信息，取得了了文本表达与社会意义、艺术构思与历史叙述等多向度的成就。这是在场的而非外来的观察视角，写出了农村的历史和农民的内心。这是平实的而非炫技的叙述风格，写出了乡村的真实与生活的复杂。这是本真而非猎奇的生活现场，浸润了人生的阅历和乡土的民俗。

　　《乡村志》所建构的是一部纵横交错的家族史。“家族叙事”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尤其是现代小说史上一直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文学命题，其所蕴含的原型力量和文化精神是中国作家无法忽略的文学母题。《乡村志》始终围绕贺家湾这个小村庄，聚焦贺姓这个大家族。作者为我们展开的是一副中国乡村熟人社会的原生态图景，每一个人都处于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把整个小说系列贯穿起来，我们看见的是在各自土地上生存的又彼此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农民的生活剪影。在由亲戚、本家、熟人构成的乡村中，乡土世界的琐碎和日常生活的庸常，又在这种各自独立又相互勾连的小说结构中得到了有效的延伸，成为和小说内容难以分割的有效肌理。

　　《乡村志》所书写的是一本生动形象的地方志。从广义上来说，民俗文化包容了整个人类文化的全部内容，作为“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生活抒情诗”，它是一个民族生存方式、传统习惯和文化心理的深层积淀。有着悠久历史和厚重文化的渠县是贺享雍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丰赡的地域文化和醇厚的乡风民俗成为其作品的底蕴和亮色。《乡村志》立足于本土的现实生活，深入到宕渠文化的背后，揭示生活的真相和变革的走势、书写新旧的激荡和文化的传承。它展示了独特的历史文化对性格心理造成的影响、在遭遇传统与现代时内心深处的挣扎与抉择、民俗文化的传承发展和民族精神的革故鼎新，从而成为小说形式的地方志和农村变革的心灵史。

　　《乡村志》所蕴含的是一份深厚真挚的乡土情。故乡是滋养作家的“自然”地域和“文化”场域，它决定着作家的文学回忆，影响着作家的创作取向。在《乡村志》里，故乡叙事超越了传统的知识分子启蒙或田园牧歌温情，乡土世界的急剧变化、文化传承的时代变迁、叙事手法的自我更新等都展现出前所未有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贺享雍出生于农家、工作在基层、书写着乡村，他的作品始终立足于农村、真正扎根于故土，因为这里有他的人生、记忆、情感和思考，从而承载了他的生命、支撑了他的创作。小说游走在田间地头，深掘于苍凉厚土，处处显示着对故乡的关注和对乡亲的关切，塑造了一群鲜活的各异的农民形象，建构起一个独特的丰赡的乡土世界。农村对于作者而言不仅是生活的场所与创作的源泉，更是生命的体验和精神的皈依。无论写基层政治还是依法治理，不管写土地问题或者婚姻家庭，一旦置身于故乡田野，他那如鱼得水的不绝灵感与深厚积累、对人情世故的深刻洞察与鲜活体验、对基层现状的本真呈现与深入思考就完整而生动地呈现出来，从而形成独具特色的鲜明风格。作者了解基层、热爱土地、审视农村、关怀农民，以一个作家的良知和对故土的深厚感情，为读者描绘出乡土中国的面貌与变迁，记录下桑梓父老的生活和命运。

　　当代中国不断变化的现实生活为文学提供了异常丰富的创作源泉。现实世界的变动不拘、复杂多姿也考验着作家洞悉世界的能力、思考人生的智慧。以艺术的手法挖掘生活本质、以文学的方式探索重大问题、用小说的形式记录时代历程，这是贺享雍先生一直努力的方向，也是《乡村志》已经达到的目标。无论文学爱好者、文化研究者还是关注农村、关心农民的人，都可以从中获得某些发现、得到某些启示，这正是其作为乡土小说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贺享雍小说中的乡村政治伦理

　　孔许友

　　《是是非非》是四川作家贺享雍长篇系列小说《乡村志》的第五部。在已出版的五部作品中，第五部与第二部《民意是天》的主人公都以贺家湾村的村长兼村支书贺端阳为主人公。如果把《民意是天》看作贺端阳前传(其主题是村长竞选)，那么《是是非非》便是一部未完待续的贺端阳正传。无论是贺端阳前传还是正传，除了独特的人物性格形象外，都鲜活地呈现出当前具有普遍性的乡村政治生态。在作者看来，乡村的“政治史”(当然是以诗性方式呈现的“政治史”)是“乡村志”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小说以“是是非非”为题，其最主要的“是非”是围绕几次前后关联的砍伐集体树林事件来展开的。作者通过这些事件精巧而集中地描写了贺家湾村干部、村民、乡干部以及木材商人四者之间复杂的政治伦理关系，生动描写了乡村治理者的权威危机现象。

　　乡村治理的权威危机现象，是当下中国乡村政治生态的一个重要方面。危机主要有两个层面，一是乡一级政治管理组织对于村民的权威危机，二是村一级政治管理组织对于一般村民的权威危机。小说在这两个层面都有精彩的刻划，如小说写贺家湾村民在贺端阳的授意和组织下几次“大闹”乡政府，反映了乡一级的权威危机，第三次砍伐集体林事件则突出体现了村一级的权威危机。在中国当前的基层政治体制中，乡镇一级的干部与村一级的干部的根本区别，在于村干部没有行政编制和工资收入，说到底只是身份比较特殊的农民。作为最基层的乡村治理者，村干部介于“官”与“非官”之间，也介于乡一级政治组织与村民之间，因此，乡一级政府组织必须依靠村干部来达到对村庄的治理意图。这样一来，当基层政府的某些政策与村民的利益诉求和实际状况不一致，尤其是如小说所写乡政府千方百计与村庄争夺利益之时，村干部就可能站在村民一边，甚至组织村民与基层政府周旋乃至对抗。这种权威危机或者说紧张关系从根本上说是“官本位”思维被进一步祛魅，民众权利意识提高的结果，如小说中贺家湾村民几次“大闹”乡政府都是为了争取集体合法权益。这种情况的权威危机有其正面意义，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使基层政府在施政时不得不顾及村庄利益，小说中的乡政府也自知理亏而暂时妥协。比较而言，更具有反思意义的或许是村一级的权威危机。村干部本身就介于官与民之间的治理者，其权威自然就变得十分微弱，与传统时代的宗族乡绅根本无法相提并论，所以好村官并不好当。

　　《是是非非》在人物性格的描写上，除了主人公贺端阳外，另一个被着力刻划的人物是乡党委书记马前进。贺端阳是村一级的治理者(村主任兼村支书)，马前进则是乡一级的治理者。小说中以此二人为中心的乡与村之间的利益博弈，不仅生动反映了乡村政治生态，同时也把不同政治人的品性集中呈现出来。    

　　小说中的马前进十分精明强干，一上任就挖空心思地“招商引资”，“跑钱争项”，在很短时间内就使全乡工作“跟上形势”，打开“新局面”。表面上他也做了一些实事，但他的“以经济为中心”的所有施政举措根本不是为农民的利益着想，而只是为了他个人的仕途，所以如贺端阳所评价的，不过是“搞马路政绩”。由此来看，马前进是典型的政治人。甚至算不上真正的政治人，因为真正的政治人与普通人的一个基本区别就是要有为公之心，以权谋私者无论才能多高，也只是政客而已。贺端阳在才干上或许比马前进略逊一筹，但他的品性却十分端正。《乡村志》第二部《民意在天》就告诉我们，此人天性中就具有政治热情，正是这种热情推动他竞选村长。小说肯定了他的组织管理才能，但并没有把他塑造成一个理想化的样板式的政治人。作者通过刻划人物在一系列事件中的言辞和行事，将其优点与短处自然地混合在一起，把一个地道的农民村官的形象写得十分丰满、鲜活、有趣。

　　贺享雍的眼光十分高远，作品中的地方性只是落脚点，所谓“乡村志”绝不仅仅是川东或四川的“乡村志”，而是整体意义上的“乡村志”。透过特定乡土上发生的故事，我们不仅能够看到中国乡土社会的人情，还能够更深入地体察乡土与乡土之外世界的关系以及乡土在更大整全中的位置，整体的乡土由此被艺术地呈现出来。真正有价值的乡土小说无不如此。

　　《村医之家》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实践

　　张小兰

　　在全球化消费时代，城市越来越多的成为一切的中心，文学也不例外，有关乡村和乡土的书写似乎已被遗忘。最近四川作家贺享雍推出的《乡村志》系列，关注和书写消费时代的乡村经验，他的书写继承和发扬了自五四以来的现实主义乡土文学传统，从叙事伦理和价值理念上具体体现为“承诺和实践三个关联互动的文学命题，即民间立场、地方性叙事和人文忧患意识。”

　　《村医之家》借村医贺万山之口讲述其在贺家湾村行医一生的经历，重温了贺家村自建国六十多年来的历史，真实表达了挣扎在社会最底层的广大农民的生活态度和精神状态。主人公贺万山自童年开始就经历了无数的不幸，幼年丧父、随母改嫁、继父虐待、少年丧母、孤儿返乡、有病无医等可以想到的所有灾难都降临到了他的身上。建国前的政治黑暗、土匪当道；建国后的缺医短药、少衣少食，造就了农村千万个“贺万山”，这也是艰难的年代里农民与命运抗争的真实写照。改革开放使得国富民强，但是这种状况并未在贺家湾村这样的农村发生，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生活与生存变得愈加艰难。

　　民间立场不是单纯的乡村立场或者乡村视角，也不是纯粹的启蒙主义的文化立场，而是根植于乡村命运之中的写作者的主体立场，它的核心内涵是主体关于乡村经验及命运的情感态度和价值取向。从书中展现给我们的贫穷却坚韧，愚昧不弃善良，软弱但义气的农民形象便可窥得作家对农民是怎样一种尊敬和喜爱。而流露出的对贺春、贺建这类见利忘义之辈的失望，对人心不古、道德沦丧的心痛和无奈，那种深深的忧虑，我们都可看出作者情感的扬弃。虽然在书中作者是借贺万山之口让几十年的故事平和地呈现，只如聊家常般娓娓道来，但隐藏在这平静下的却是作者汹涌的呐喊。我之所以感同身受，不仅仅因为作者流露的深刻同情，或是真切的怜悯，更因为这本来就是作者自己的声音，那是他和他身边的农民们真实的生活，那么我想他的情感态度如何、立场和价值取向又如何，都不言自喻了。

　　乡村的地方性经验是地方性知识的客观基础。文学的乡村是以真实的乡村经验来想象和建构的美学意象。而文学如何准确有效地表达地方性经验呢？四川现代文学的前辈大师在这个领域的探索和经验，给后来者出示了多种可能性，其中最引人注目且成就最大者，就是方言土语的发掘和运用。《村医之家》中，方言土语的运用给其烙上了深刻的四川印记，在语言上建立起了独特的四川经验。如“瘦的一把筋”、“上坡脚杆软，下坡腿打闪”等有着浓郁的四川乡土生活气息。此外，独具特色的四川本土歇后语也是一大亮点。这些本土歇后语既幽默风趣、含蕴传神、智慧无穷反映了四川语言的独特魅力。又有独特的地方色彩，比如“吃竹子，屙背篼——瞎编”若非四川农家房前屋后一般都有竹丛，生活中有大量的竹制品，竹子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又如何能想到这种既贴切又妙趣横生的歇后语呢。同时，《村医》运用“摆龙门阵”的方式将故事叙述出来，既为方言土语的发挥制造了氛围又是独具四川地方经验的叙事方式。

　　乡土小说要关注和表达乡村社会被全球化消费主义劫持过程中出现的多元、丰富、复杂甚至诡异的地方经验。从《村医》之中，我们可以看到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中国农村医疗卫生和乡村道德伦理的变化。作者的笔触没有停留在对温情脉脉的原乡的幻想里，从土匪打劫、斗地主到人民公社化、文化大革命再到包产到户、改革开放，给我们展现的是一个真实的、不断变化的乡村。贺万山一家四代行医，其祖父和父亲都是悬壶济世的良医；他自己在几十年的行医生涯中也是治病救人，全心全意为乡亲们服务。而到了贺春、贺健这一代，金钱利益就是唯一的信仰，行医只是赚钱的手段和工具。书中真实描写了过去的年代里，农村医疗技术设备落后，缺医少药，生病得不到救治而丧失性命的情形；讽刺的是，很多年后，国家经济发展了，但农村依旧技术设备落后，缺医少药，农民无力支付城市医院繁多而又高昂的医疗费用，有病仍旧得不到医治，任病魔随意夺走生命的悲剧现实。相似的结局里面却是不同的时代经验书写，描绘了社会转型时期农村的状况，不同于亘古不变的苦难叙事和原乡赞歌，《村医》展示给我们的是一个变化的，而且就是当下的可感可触的乡村，是“去传统的”有时代性的地方经验展示。

　　一切文学皆人学，《村医》不吝笔墨，仔细地刻画了过去、现在农村的医疗状况，表达了“有病的乡村，无药的村医”这一主题。从贺万山祖父开始的“但求世人莫多病，何愁架上药生尘”，叶院长的“比技术更重要的，是要有一颗救死扶伤的心”，郑彩虹的“但愿农村再也没有人需要我接生”，到贺春、贺健的卖假药、收红包，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医德沦丧的过程，也是一个人性嬗变的过程。也许像贺万山这样的诊所在这样一个时代已经无法生存下去，但“医者父母心”，仁医仁术的传统，还有像贺万山这样全心全意守护万千劳苦农民的信仰不应该就此消失，在哪一个时代都应该应该像宝贝一样被心疼，被爱惜，在消费时代它们尤其显得弥足珍贵。书中揭露了当前医疗领域存在的许多不良现象，但我们知道，这不仅仅是某一个领域的问题，在消费文化狂潮席卷之下，良知让步于利益，人性的嬗变、道德的沦丧已成为普遍。在消费社会，该如何抵御物质与欲望对我们人性的侵蚀，不失自我永葆纯真，是作者思虑的，亦是我们每一个人需要追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