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中华读书报》的文字缘(吴福辉)

　　在我的印象中，《中华读书报》是一家老资格的读书报纸，有相当大的影响。今年适是其逢十逢五的纪念日，而我的岁数也渐入逢五逢十的时候了，想来是个巧合，也是缘分。至于我如何同它有了文字的往还，具体情景记不起了，必定是最通常的那一种约稿写稿的关系。记忆淡了，文章却都还在，足可见证。较早的一篇名为《坐香港图书馆得趣》，发表在1995年4月，是不是第一篇我也记不清楚，算算马上就要到20个年头，当年约稿的编辑再年轻也该人到中年了，这些都能从一隅透露出这张著名的读书报在我们社会沉淀已有多么深远的一种消息。

　　上个世纪的90年代是个转折期。我原本长期给地方报刊写东西，是听命的；后来所写便是长长的学术评论；到此时，重新拾起写短文的笔来，就从《中华读书报》开始。那时一片“改革”之声，在这张报纸也处处透露出来，使作者们也跟着眼界宽阔，心思比前畅通、自由了。我写的就是带学术味道的随笔。这种随笔大约两三千字一篇，从自己的学术生活取信息、觅材料、出观点，点到为止，一日之中便可完篇，等于是文化小憩，书斋散步。它的内容不外乎读书类报刊编辑所约的学术感言、作家回忆、游学经历、书评文评、文学史论，写得最多的重评现代文学的众多作家，谈述这些作家在今日的价值等等。能记得的题目如《鲁迅经典化的路向》、《今日老舍的意义》、《郁达夫的忧愤》、《张爱玲曾引苏青为同调》、《各式各样的文学史》。我如今在给一家学术刊物开专栏已达第五个年头，名为“石斋语痕”(不久将会结集)，所写的这类学术散文便是从《中华读书报》起步的。

　　那个时节，我从三十年代文学史的研究转向专门的海派京派文学研究。这对我来说异常重要，我的学术方向的调整、变化，形成个人的承续脉络，就表现在我给《中华读书报》写的文章里面。比如我写了《封面女郎和学院脸孔》，是研究海派杂志和京派报刊封面后的一点感慨，那时还少有此类文字，弄不好是会发生误解的，但报纸无阻碍地发表了。写海派小说、都市小报等形形色色的评论，都在这一期间。后来我出版的散文集有《京海晚眺》、《且换一种眼光》、《游走双城》，都是沿着这条路子走下来再发生变异的。它是我真实生命的一份记录。

　　有几件大事与《中华读书报》相关，令我难于忘怀。2003年的春天，中国现代文学馆受命举行第一次唐弢文学研究奖的评定，具体的工作落在我的身上。那时，五万册的唐弢文库已经在亲属支持下在文学馆落成，举办了唐先生的展览会。这个奖得了各方赞助，定为国内少有的“青年文学研究”的一个奖项，让大家瞩目。我把消息透露给《中华读书报》的记者之后，立即得到社里的大力支持，报纸决定发消息、发专版加以宣传。我记得很快就收齐了关于获奖名单、获奖者简历与照片、评奖者评语等材料。我为此写了总体感言《厚积、创新而拓展》，发在当年4月9日的报纸上。后来我得到许多现代文学研究界同行传来的话，表示对报纸不惜篇幅宣传学术界成果的满意心情。现在这个奖项还在一届一届办下去，人们当然记得第一届筚路蓝缕之功，其中无疑包含对读书报的谢忱。

　　到了2005年，海派研究突然起了一个小小波峰。我的博士生李楠在研究上海小报时，无意间发现了张爱玲发表在《小日报》上的亡佚小说《郁金香》。小说很完整，也无需多作考证，我只是第一鉴定人而已。包括认定其为张爱玲所作，确定小说发表的1947年是抗战胜利她创作一度沉寂之后的复出期，加上作品水平仍难得地保持了《金锁记》的水平，因而肯定《郁金香》的特殊地位。消息传出后曾比较紧张。我们被各种媒体包围，要求采访发现秘闻者有之，要求给予全文发表者有之。我始终坚持与张爱玲的版权所有者尽力沟通，在北京要交给一家严肃报纸(非娱乐性也)最后选定我信任的《中华读书报》来发表，在上海要找一家重要文学刊物(因为是著名海派作家的遗作)后来是给了《上海文学》披露。自与《中华读书报》联系，便受到极大的重视。生平还没有这样近地体验过媒体的工作规律：快捷、新鲜、抢时间，坚持新闻的真实性，以及必要的临时保密。我们关起来“干活”，和报纸编辑一起商讨版面的内容，对新闻稿字斟句酌，起草讲述发现过程的《无心插柳柳成荫》，因为尊重版权拥有者的权利先不发表全文而临时拟写部分“故事概要”等。连日和报社的朋友在“一个战壕里”奋战，仅几天，到2005年9月14日便见报，发布了头条新闻《张爱玲小说佚文〈郁金香〉惊现于世》，组织了专版文章介绍发现始末和作品本身。不久，到同年9月28日，报纸又用两个版面，集中介绍了另一位海派作家东方蝃蝀(李君维)，和新发现的连作者自己也业已忘却的小说《补晴天》，我则写了评论。这些合作让我深切认识了《中华读书报》的风格：专注于民族的文化事业；编辑们事业心强，有较高的素养和文学专业知识；敢于负责，作风明快，虽不尖锐但稳中求新、求变。

　　就在这天天聚头，有一次在报社正看样报的时候，当日值班的总编同我聊天，知道了我们是校友。她当场便约我写一篇讲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北大学习生活的文字，许我可以写成一版八千字的长度，许我可以一个人写也可几个研究生同学一块聊天写出座谈记。这次的约稿检验了报纸的耐心，也实实在在考验了我的信用。一直拖到两年半之后，我才送去回忆性散文《融入我的大学》，于2007年12月在该报照登不误。这促成我写成生平比较喜爱的一篇文字。后来在纪念母校中文系百周年之际又写了它的续篇《没有你，我将干枯无倚》，破天荒被选进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年度散文选《2010散文》，其灵感即起于此次的约稿。我要感激《中华读书报》。

　　我常想，所谓良好的读书报纸应该是怎样的呢？随着纸质书籍出版的逐渐转型，在中央新闻也承认的社会读书风气日见疲惫的情况下，一张全国性的读书报一定要清醒，要有思想不苍白，能够担当，具备对未来的预见。在汹涌而来的网络时代，查网也是看书，它必然是最快捷的求知途径，但不是求知的全部手段。毕竟“快餐式”的知识，得来容易，失去更快，并不能代替系统知识的积累和获得。“剪贴式”的思维与写作，其优劣已现苗头。或许历史不是在几年的时间里能够看清楚的，但当代读书报刊的命运应该是提倡、指导人们快乐地、独立地、心怀憧憬地读书，读好书，造就我们民族的现代灵魂，那是肯定的。我祝愿《中华读书报》在未来的日子里与以往一样，无愧于自己的使命。

　　2014年9月26日于秋分第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