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普通国民的“文学生活”(温儒敏)

（2014年４月在南开大学的讲演稿）

　　前年我在山东大学和那里的老师们一起，申请了一个国家重大课题，叫《当前社会“文学生活”调查研究》。后来我们陆续写了一些文章。大家一听“文学生活”这个提法，都能大致猜到它的内容，就是调查社会上与文学有关的情况吧。但仔细琢磨：为何叫“文学生活”？似乎又有点陌生。过去学术界很少提到这样一个概念，也几乎从来未曾以“文学生活”为题做专门研究。今天我想介绍一下关于“文学生活”这一概念的含义、提出的意义，以及和文学研究及批评的关系。也想就此引发讨论，让更多的人来关注这种研究。

　　1，“文学生活”概念的含义及意义

　　提到“文学生活”，大家都能意会，但作为一个学术性的概念，主要是指社会生活中的文学阅读、文学接受、文学消费等活动，也牵涉到文学生产、传播、读者群、阅读风尚，等等，甚至还包括文学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影响、渗透情况，范围是很广的。专业的文学创作、批评、研究等活动，如作家写小说，诗人做诗，评论家发表批评的文字，还有文学史家进行文学历史的写作，甚至还有中文系许多涉及文学的教学活动，等等，广义而言，也是文学生活。但专门提出“文学生活”这个概念，不是关注这些专业性的活动，而是关注以往少有关注的方面，即 “普通国民的文学生活”，或者说，是与文学有关的普通民众的生活。提倡“文学生活”研究，就是提倡文学研究关注“民生”——普通民众生活中的文学消费情况。

　　“文学生活”是很普遍的生活，只是我们没有怎么关注，缺少对这方面的“自觉”罢了。事实上，每一个当代普通人，都有各自的文学生活。每天接触报纸、互联网、电视或者其他媒体，其中可能会有文学作品，或者涉及到文学，甚至对孩子的学习辅导，让孩子读一些古诗或者童话，等等，自觉不自觉都可能以某种方式参与了“文学生活”。[1]笔者在2009年9月武汉召开的一次会上，就提出过研究“文学生活”，主张走向 “田野调查”，[2]了解普通读者的文学诉求与文学活动。但没有引起注意，我也没有在这方面多下功夫。前年我到山东大学任教，和文学院同事讨论学科发展，大家都认为“文学生活”这个提法有新意，可以作为调查研究的一个题目，推广开去，可能是一个学科的生长点，为沉闷的现当代文学研究开启一个窗口。我们的兴趣就起来了。

　　这个概念的提出，也源于对现有的研究状况的不满足。

　　现下的文学研究有点陈陈相因，缺少活力。同学们如果要找论文题目，也会感到这种沉闷。为什么会这样？可以从研究自身找原因。现在的很多文学评论或者文学史研究，当然也还有理论研究，大都是“兜圈子”，在作家作品—批评家—文学史家这个圈子里打转，很少关注圈子之外普通读者的反应，可称之为“内循环”式研究。

　　就拿前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来说，研究评论他的文章、专著不少，或探讨其作品特色，或评说其创作的渊源，或论证其文坛地位，等等，大都是围绕莫言的创作而发生的各种论述，极少有人关注普通读者是如何阅读与“消费”莫言、以及莫言在当代国民的“文学生活”中构成了怎样的影响。不是说那种重在作家作品评价的研究不重要，这也许始终是研究的“主体”；而是说几乎所有研究全都落脚于此，未免单调。而忽略了普通读者的接受情况，对一个作家的评价来说，肯定是不全面的。其实，所谓“理想读者”，并非专业评论家，而是普通的读者。在许多情况下(除非极少数实验性很强、拟想读者就是某个圈子内的)，最能反映某个作家作品的实际效应的，还是普通读者。正是众多普通读者的反应，构成了真实的社会“文学生活”，这理所当然要进入文学研究的视野。

　　我们设想从“文学生活”的调查研究入手，把作品的生产、传播，特别是把普通读者的反应纳入研究范围，让文学研究更完整、全面，也更有活力。这样的研究做好了，可以为文化政策的实施提供参照，又为学科建设拓展了新生面。

　　以前也有过“文学接受”的研究，比如“接受美学”，探讨某些作家作品的“接受”情况。其所考察的“接受主体”，还是离不开批评家与学者，所谓“接受现象”也就是一些评论和争议之类，很少能兼顾到普通读者的反应，以及相关的社会接受情况。这样的“接受”研究，只是“半截子”的。现在提出“文学生活”的研究，可以适当吸收“接受美学”的精义与方法，但眼界要拓宽，不只是关注批评家与学者的“接受”，更应包括普通读者的“接受”，这是更完整的“文学接受”研究。

　　2，“文学生活”研究将丰富文学史写作。

　　迄今为止的各种文学史，绝大多数就是作家作品加上思潮流派的历史，很少能看出各个时期普通读者的阅读、“消费”以及反应等状况。举例，如我们写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其体例是以重大的文学思潮、代表性作家和文体这“三维”来结构，但“三维”大都是围绕作品、评论进行。讨论一位重要作家，就是分析鉴赏这位作家的代表作，说明其在文学史上地位与贡献，使用最多的材料还是评论家的言说，极少顾及一般读者的反应。如关于鲁迅一章，其中有一节是关于阿Q正传的接受的，其实也就是不同阶段研究者评论家的反应，并非一般读者的反应。又如，郁达夫曾拥有巨大的读者群，是他那个时代的流行作者，但谈到郁达夫时，对于当时的“郁达夫热”的状况也还是缺少描述的。其实这种偏颇，在古代文学史的写作中，也都往往存在的。这样的文学史写作当然有其理由，但不应当完全取代另外一种照顾到普通读者接受、可能视野更为开阔的写法。

　　“文学生活”的提出将为文学史写作开启新生面，这种新的文学史研究，将不再局限于作家与评论家、文学史家的“对话”，还会关注大量“匿名读者”的阅读行为，以及这些行为所流露出来的普遍的趣味、审美与判断，不但要写评论家的阐释史，也要写出隐藏的群体性的文学活动史。

　　近年来有些学者主张研究“日常的美学”或审美潮流，和我们说的“文学生活”有些关联，但不是一回事。“日常的美学”主要还是属于社会学或文化学的研究，对文学和精神层面的兼顾可能较少。而“文学生活”研究的着眼点还是文学，是与文学相关的社会精神生活。

　　3，“文学生活”研究需要方法上的调整。

　　“文学生活”研究带有跨学科的特点。这种研究既是文学的，又是社会学的，二合一，就是“文学社会学”。这种研究所关心的并非个别人的阅读个性，而是众多读者的“自然反应”。既然是社会对文学的“自然反应”，当然也就要关注文学的生产、传播与消费，关注那些“匿名集体”[3](既包括普通读者，也包括某些文学的生产、传播者)从事文学活动的“社会化过程”，分析某些作品或文学现象在社会精神生活中起到的结构性作用。这对我们来说的确是新的学问。“文学生活”研究有赖于运用访谈、问卷、个案调查等方式，通过大量数据收集统计分析，来论证文学的社会“事实”。这和传统的文本分析或者“现象”的归纳是有不同的，要求的是更实事求是的扎实学风。这样说来，“文学生活”研究还是有难度的，需要具备某些跨学科的知识与能力，超越以往文学界人们习惯了的那些研究模式。我们也意识到这种难度，象我这样的中文系出身的学者，不太擅长做社会调查，而“文学生活”研究是必须靠数据说话的。我们还得补课，学点社会学、文化研究，等等。比如如何设计调查问卷，都是有讲究的。还有一个办法是邀请社会学、传播学等学科的专家加入“文学生活”的研究。

　　4，“文学生活”研究将引发大量新课题。

　　“文学生活”研究所关注的是文学生产、传播、阅读、消费、接受、影响等等，是作为社会文化生活或精神结构的某些部分，在这样的视野下，有可能生发许多新的课题，文学研究将展示新生面。

　　举例来说吧，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青春之歌》《红岩》等作品，曾有过巨大的社会影响，满足了一代人的审美需求，并对一代人的精神成长起到关键的作用。记得我上中学时，阅读的物质条件很差，读书的风气却很浓，没有钱买书，学校就把《青春之歌》撕下来就每天贴几张到布告栏上，同学们就类似看连续剧，每天簇拥在布告栏前读小说，一两个月才把《青春之歌》读完的。这种文学阅读的热情，以及这种文学的社会影响，现在是很难想象了。但无论如何，那一代人也有他们的审美追求，有他们的文学生活。这种特殊的文学接受现象，也是文学史现象。可是现在的相关研究，对这些现象缺少必要的关注，也难以做出深入的解释。光是“意识形态灌输”或者“体制的控制”并不能说明当年那种文学生活与复杂的社会精神现象。现在不少研究现当代文学的论作，所做的工作无非就是用某种现成理论去阐释文本，即使对当时的读者接受(其实很多仍然是评论家的言论)有所顾及，那也是为了证说某种预定理论，极少把目光投向当时的阅读状态与精神转化，并不顾及那种鲜活的“文学生活”。这类研究比较空洞，不解渴。我们有理由期待那种知人论世的文学史，能真实显示曾经有过的 “文学生活”图景。

　　关注“文学生活”，其实也是关注“民生”——普通民众生活中的文学消费情况。事实上，每一个当代普通人每天接触报纸、互联网、电视或者其他媒体，甚至教学、对孩子的辅导，等等，自觉不自觉都可能以某种方式参与了文学生活。引入“文学生活”的视野，文学研究的天地就会陡然开阔。比如对当下文学的跟进考察，也可以从“文学生活”切入，关注社会反应，而不只是盯着作家作品转圈。现在每年生产3000多部小说，世界上很少国家有这种小说“生产力”，可是我们弄不清楚这些小说的生产、销售、传播、阅读情况。那些畅销小说是怎样出炉并引发效应的？如何看待“策划”在文学生产中所起的作用？这些小说(包括那些发行量极大的小说)主要在哪些方面引起当代读者的兴趣或关注？普通读者的“反应”和批评家的评说之间可能存在哪些差异？小说在普通读者的精神生活中有什么影响？以及畅销书、通俗文学产出与“出版工作室”及“图书销售二渠道”的关系，等等，都值得去研究。

　　再举些例子。诸如社会各阶层文学阅读状况，“韩寒”现象，“郭敬明现象”“杨红樱现象”，网络文学的生产传播，《故事会》《收获》《知音》的读者群，中小学语文中的文学教育，电视、广告中的文学渗透，甚至四大名著、古代诗词对当代精神的影响，等等，都可以做专题调查研究，也很有学术价值。还有当前社会各阶层群体的文学阅读情况，包括农民、城市“白领”、普通市民、大中小学生等群体的文学阅读调查；一些重要文学类型的接受，如诗歌、武侠小说、打工文学等的接受情况；还有文学经典在当前社会的传播、阐释、变异的状况，等等，都可以作为“文学生活”研究的课题。

　　最近我指导山大一位硕士生做《知音》的研究，有些调查数据令人吃惊。这份杂志1985年创刊以来畅销不衰，现在月发行量号称达到600余万份，居世界综合性期刊第5位、全国各类杂志第2位，仅次于《读者》。2012年，《知音(普通版)》更是超越了《读者》，占文摘类市场份额的21%，位居第一。什么人在读《知音》？

　　30多岁的中青年女性居多，公司职员居多，受教育水平则以大专本科毕业为主(66.7%)。如果能跳出来看“《知音》接受现象”，可能会对当下文学类型的“分化”、媒体介入带来的审美变化，以及部分社会精神现象都有某些新的了解。这样的研究肯定是是有意思、有价值的。

　　其实可以做的题目太多了。再举一例。据山大的调查，当下有93%的中学生知道郭敬明。了解郭敬明的主要渠道，是阅读郭敬明的作品及其编辑的书刊，其次是通过电视、网络、同学朋友介绍等。有受访者谈到，在中学校园，几乎人人都在看郭敬明的作品，谈论郭敬明几乎成为一种时尚，但很多学生对郭敬明的大红大紫难以理解，都在从众心理和好奇心的推动下接触郭敬明的作品。我们分析一下，为何会出现“郭敬明热”。从文学角度看，郭敬明会讲故事，其作品多写青春校园的曲折离奇故事，与校园现实生活有距离，甚至有意“对抗”现下的教育，使得青春期有些叛逆心理的中学生颇为向往。而其“一半明媚，一半忧伤”的文字，对于中学生来说又有独特的吸引力，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调动中学生参与文学生活的积极性，但是过度模仿也使“郭敬明热”显得复杂。这也是千百万中学生的“文学生活”，是值得研究的题目，可惜我们关注不够，我们很少能真正重视并且进入孩子们的精神世界。

　　5，古代文学研究也可以引入“文学生活”视野。

　　不只是现当代文学，古代文学研究也同样应当引入“文学生活”。当年闻一多研究诗经，大家都觉得非常新鲜，因为运用了人类学、民俗学等知识，但不应当忘了，他其实也在采用“文学生活”的反顾与想象，还原到朴素的原初环境。再举个例子，比如研究“词”的形式演变，我看也必须结合古代的“文学生活”才能讲清楚。最初的“词”是伶工之作，相当于古代的“流行歌曲”，与温柔敦厚的“诗教”是相悖的，自然不登大雅之堂。后来由伶工之作转为士大夫之作，形式不断更新和雅化，读者“接受”也随之变化，其“地位”才逐步提升。如果结合文学生产、传播与“接受行为”来探究“词”，就会对其形式变迁看的比较清楚，同时对古人的审美心理也会有更多细腻的了解。大家都知道北宋著名词人、以“白衣卿相”自诩的柳永，他的词作上承敦煌曲，多用民间口语 “俚词”，下开金元曲，又喜用新腔，旖旎近情，在当时流播极广，是“流行歌曲”。对柳永就不能止于文本分析，而一定要适当联系和想象当年的“文学生活”，才比较贴切到位。

　　最近看到首都师大博士吴淑玲《唐诗传播与唐诗发展之关系》一书，讨论了唐诗传播的物质载体——纸张、诗板、诗碑和诗屏，非物质载体——音乐，唐诗传播的制度凭藉——驿传，唐诗传播的社会风气——传抄；讨论了唐手写本诗文的版式、装帧，唐手写本诗文与宋代印本诗文版式、装帧之关系。还特别讨论了唐代的诗歌传播渠道，包括官署与官员的汇集和播散，士人之间的互相交流，唐代书肆经营唐人诗集，民间的传写、诵读和传唱；讨论了唐人的诗歌传播趣尚，包括从唐人选唐诗、从唐人诗序、从敦煌诗文写卷几方面看唐诗传播趣尚；还讨论了唐诗如何“诗化”了唐人的生活。全书全面地再现唐诗传播世界，也就呈现了唐代“文学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样的研究显然走出了历来只注重文本文献考索的或者源流梳理的路数。据我所知，如此研究唐诗的并不多见。

　　我还想特别对古代文学研究提点建议。古代文学在当代仍然产生巨大的影响，到底在哪些方面什么程度上进入当代文化生活，当代读者又是如何“消费”古典文学的？这些重要的现象和问题，至今尚未得到研究者的重视。大家都基本上按照某种既定的路数方法去不断做挖井式的研究，就是前面说过的陈陈相因，为什么不能把眼光移向大有可为的“文学生活”，去观察古典文学在当代的诸多鲜活的课题呢？比如，人们对有些“接受”现象是存在问号的。比如现下为何家长都要让三、五岁的孩子读李白、王维、白居易，而一定不会让读郭沫若、艾青或穆旦？到底其中有什么心理积淀？“四大名著”精华糟粕并存，可是在现实中传播、阅读极广，到底对当代道德观念有何影响？这些都是“文学生活”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

　　6，“文学生活”研究要特别关注媒体时代的变化。

　　总之，往外迈出一步，天地就开阔许多，很多有趣有价值的题目也就摆到面前。现在处于信息量极大的时期，文学作为人们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发生了很多变化，也给研究者提出许多新的课题。网上创作与网上阅读越来越成为日常生活。2013年6月底，我国网民5.91亿，手机网民4.64亿，占78.5%。网民平均每周上网时长达21.7个小时；79.9%的手机网民，每天至少使用手机上网一次。2011年网络文学用户就达到2亿200多万，[4]而智能手机等硬件的发展，更是创造了新的文学样式。网络文学已经成为当代“文学生活”的重要部分。参与网络文学创作的作者数量巨大，门槛低，谁都可以发表，因此，创作量也巨大，远远超过纸质媒体发表的作品总量。在创作模式、创作格局、网络写手的竞争激励机制、文学网站的运作模式、网络读者的阅读与消费模式等方面也日趋成熟。这些都应当进入研究视野。因为它毫无疑问已经构成当代“文学生活”的一部分。

　　以网络为载体的新的“文学生活”方式，明显区别于传统的以印刷为载体的“文学生活”方式，现在的读者不再是被动的受众，他们有更多机会也更主动地参与到创作活动当中，直接影响文学的生产传播。在网络文学的“生活”中，以往传统文学那种强调创作主体个性化的特征在消退，创作主体与受众客体越来愈融合。网络文学的生产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市场，总的良莠不齐，但确实也有好作品。这都是新的课题，可以纳入“文学生活”研究的范围。

　　值得注意，网络读书和评论也是当下“文学生活”的一种。很多网络作者与读者同在网络上，他们的写作动态以及对读者意见的反馈等信息读者随时可以看到。一些网络文学作者更是通过QQ(QQ群)、微博(微群)、微信(微信群)与自己的“粉丝”/读者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另外，很多门户网站和一些专题网站，都有读书的频道，并拥有大量读者。只不过我们的专业研究者还不重视就是了。举例说，被认为“文青”气最浓的豆瓣网，汇集了大批的“纯文学网络移民”，他们聚集在那里读书，谈论，探讨，一种经典或者一本好书的阅读，可能同时有众多的普通用户发表大量对作品的评论。如对钱钟书《围城》的评论就有139251人参与，余华的《活着》有88201人评价，路遥《平凡的世界》有68025人评价，[5]这些来自非专业人士的读书感受和评价也许没有专业评论家的深邃，却最贴近了普通的受众，因而也更为真实。从这里是可以窥见普通的和普遍的阅读趣味、风尚和社会心理的。这是多么鲜活有趣的研究对象！

　　批评和创作的即时互动性是网络文学区别于传统印刷文学的一大特点。商业化、市场化与文学审美特性之间的矛盾是网络文学发展必然发生的矛盾。文学网站由文化产业资本掌控，网络文学的发展过程本身就是一个艺术与商业资本接轨与磨合的过程。没有幕后的金融资本与传媒市场的成功运营，网站无法生存，网络文学也将无从依傍。但网络作品的许多积弊也与文学市场营销、有偿写作、付费阅读、网站商业经营、希求出版典藏、程序霸权与技术至上等文化资本的利润追求有着关联，使网络文学应有的艺术品格难以确立。因此，网络文学需要严谨的文学批评的介入，但传统的文学批评，无论是其批评方式，如社会学批评、形式主义批评、心理学批评等，还是其有意渗入民族和国家意识，借文学来抒发对社会历史和生活的感受的立场和批评内容，在肆意挥洒的网络文学面前都失去用武之地。文学批评必须积极探索建立一种适应于网络文学的新批评模式。从“文学生活”切入，可能是一种有效的角度。

　　网络文学并不能取代传统的文学，但传统的文学创作和读者接受也在发生大的变化。现在的读者分类比以前更多样复杂，“文学生活”也呈现前所未有的多元分野现象。文学生产越来越受制于市场，出版社的“策划”很大程度上控制了作者，甚至可以“制造”和左右社会审美趋向。这些都是新的“文学生活”。不断听到有人说“文学正在消失”。似乎有点根据。且看人们如此依赖网络，变得越来越烦躁，没有耐性，只读微博与标题了，哪还有心思读文学？还不是文学在走向没落？可是认真调查又会发现“反证”。比如现今每年长篇小说的出版就有三四千部，各式各样的散文作品散布在各种媒体上，创作的门槛低了，队伍却大大扩张了；电视、电影很多都在依靠文学，什么“法制”节目、婚介节目等等，都搞得很“文学”，文学对各种媒体的渗透比任何时期都要广大与深入。如果看到这一切，恐怕就不会认为文学在“没落”或者“消亡”。这些现象，也都可以纳入“文学生活”的研究范围。

　　7，“文学生活”研究不是“泛文化”研究。

　　“文学生活”研究必然涉及文化研究，这个新的研究方向应当也可能从文化研究的理论中获取某些启示，或采用文化研究的某些方法，但也应当防止陷于“泛文化”研究的困境。数年前，我曾经写过文章，对“泛文化”研究有批评。[6]我说的“泛文化”研究，是指那种粗制滥造的学术泡沫，是赶浪潮的学风。当时不少所谓“文化研究”的文章目的就是理论“炫耀”，舍本逐末，文学分析反倒成了证明理论成立的材料。我认为这类研究多半是僵化的，机械的，没有感觉的，类似我们以前所厌弃的“庸俗社会学”的研究，完全远离了文学；而把它放到文化研究的专业领域，也未必能得到真正在行的社会学、文化研究的学者的认可。现在提出“文学生活”研究，会涉及社会学、文化研究理论等方法，但本义还在文学，也不会脱离文学。这和我以前的批评意见并不矛盾。文学研究其实包括很多方面，除了艺术分析、文本解读等“内部研究”，还有很多属于“外部研究”，比如思潮研究，传播研究，读者接受研究，等等，适当引入社会学、传播学、文化研究的眼光与方法，有可能取得突破。比如，在一些通俗文学的生产传播方式，特别是关于“文学与读书市场关系”的研究中，引入文化研究的模式，也能别开生面。当然，“文学生活”研究本身也有局限，它在有些重要的方面可能派不上用场。比如对作家作品审美个性、形式创新、情感、想象等等，都不是“文学生活”研究所能解决的。提倡“文学生活”研究，要有一份清醒。

　　现在的文学研究仿佛“人多地少”，很“拥挤”，每年那么多文学的研究生博士生毕业要找论文题目，按照旧有思路会感到题目几乎做尽了，很难找。如果目光挪移一下，看看普通国民的“文学生活”，那就会有许多新的题目。这的确是个拓展，研究的角度方法也肯定会随之有变化。这可能就有学术的更新与推进吧。自然不能要求所有学者评论家都改弦更张来研究“文学生活”，但鼓励一部分人进入这块领域，起用不同于传统的研究方法，起码会活化被“学院派”禁锢了的研究思路，让我们的学术研究和文学评论更“接地气”。

　　“文学生活”概念的提出，的确带来许多新的思考，可以肯定，这将成为文学研究的“生长点”。

　　(本文系笔者2014年4月27日在南开大学演讲的讲稿)

　　[1] 参见温儒敏：《关注文学生活 寻找阅读与研究的源泉》，《人民日报》2012年1月10日。

　　[2] 见《楚天都市报》2009年9月27日报道：《温儒敏：文学研究要走进“田间地头”》。

　　[3] 何金兰：《文学社会学》，57页，台湾桂冠图书公司1989年版。

　　[4] 据史建国：《网络文学生态的调查报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8期。

　　[5] 据2013年11月27日数据。

　　[6] 参见温儒敏：《谈谈困扰现代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文学评论》200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