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研究古史的基石(李学勤)

　　我们研究古代历史文化，作为背景的系统是怎样建立的？当然，说来很简单，我们主要依靠《二十四史》里面第一部司马迁的《史记》，而《史记》在古史方面依靠什么呢？简而言之，《史记》除了依靠《诗经》、《书经》、《世本》以外，最主要的依靠是《左传》。因此，《左传》也是我们建立古史系统的一个主要依据。

　　我们依靠什么？这个问题在考古学、历史学工作中常常会碰到。前些年的时候，河南的淅川下寺一号墓，发现了大鼎上有长篇铭文，铭文的器主“王子午”，又称“令尹子庚”，我们从哪里去找这个“王子午”、“令尹子庚”呢？实际上，古书里有“王子午”，即“令尹子庚”的只有《左传》。如果你不相信《左传》，不用《左传》，就没法研究。1973年，湖北当阳季家湖出土了一件铜钟，这个钟上的铭文一直讲不明白。因为这个铭文不全，其中有“王卑命竞平王之定救秦戎”，竞争的“竞”，平安的“平”，安定的“定”，不知道多少学者写文章讲这个，仍不能懂。2007年，在澳门有一批流散的青铜器，这批东西已经到了香港，我个人是在香港看到的，上面就有完整的铭文。什么叫做“竞平王之定”，或者说是“竞之定”，这个词不懂，其实解决这个问题依靠的就是《左传》，因为《左传》里楚国的一些人名就是这个样子，他的“什么之什么”，不是像晋人介之推，前面是地名。这里的前面是父亲，所以“竞平王之定”就是“景平王之定”。景平王是楚平王，就是伍子胥鞭尸的那个楚平王。“竞平王之定”就是楚平王的儿子名字叫“定”。

　　这样的问题，如果没有《左传》，我们永远没法解释，所以说《左传》是我们研究古代的历史文化，包括古代的经典的重要基础，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史记》所讲的历史从哪里来？除了《诗》、《书》，就是《左传》。当然，我说的《左传》也包括《国语》在内。《左传》当然详细记载了春秋时代的历史，可是它讲的绝对不限于这段历史，实际也涉及了从古史传说一直到夏商周三代各方面的历史。这方面的历史如果没有《左传》，我们就没有办法把它整理清楚，所以我们对古代历史文化的依靠就是《左传》，包括《国语》。

　　如果没有《左传》，那么我们很难有清晰的、准确的对古代历史的研究。当然，有很多人不赞成。大家都知道，从汉代，特别是公羊学者何休，他是公羊学的重要代表，是反对《左传》的，可是，大家知道正如前代学者所说的，何休或者是其他《公羊》或《榖梁》的学者，他们反对《左传》，并不是说《左传》这部书是不可信的，只是说《左传》这部书不能代表孔子的“春秋大义”，要找“春秋大义”的话，要找《公羊》、《榖梁》。我个人认为，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这一点，今天还必须承认，因为《公羊》、《榖梁》的研究肯定会提供我们对于儒家很多重要观点的认识，这点可能是《左传》反而做不到的。后来，从清代的常州学派，从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以下，一直到康有为、崔适，他们对《左传》都有所怀疑，说《左传》是经过刘歆的篡改。不过他们的观点，正如有些学者指出过的，并不是说《左传》里面讲的历史不可信，他们没有这个思想。他们只是认为《左传》这部书不是《春秋》经的传，而是割裂《国语》而成，这是他们的基本观点。

　　对于《左传》从历史真实性方面怀疑，说《左传》不足据的是日本学者津田左右吉，他在1936年写了一部书《<左传>之思想史研究》。我建议大家多研究学术史，要很好地看一看津田左右吉这本书，他通过论证认为《左传》从历史上是不足据的，这个观点是前所未有的。

　　有两位学者对康有为、崔适以至津田左右吉的著作进行研究，作出了批评。我认为这对于《左传》研究是非常重要的成果。

　　第一位是钱穆先生。钱穆先生在1929年完成了一部书，就是《刘向歆父子年谱》。这是名著了，现在不但是在台湾有很多的版本，内地也是不断地在翻印。可是，读这本书一定要从学术史方面来看，为什么有这部书，这部书的目的是什么？它就是针对康有为、崔适的论点进行讨论。这部书的出现在钱先生的一生历史里起着关键作用，因为这部书首先是给顾颉刚先生看过，而顾颉刚先生在很多方面是继承康、崔的，可顾先生他的气度过人。在顾颉刚先生的百年诞辰纪念会上，我还特别提到这件事，因为他的子女保存下来的钱先生的原稿现在还存在。大家可以看到原稿的题目叫《刘向、刘歆、王莽年谱》，顾先生给他改为《刘向歆父子年谱》，这点就好得多，而且是顾先生把这篇稿子发表在他当时主持编辑的《燕京学报》上，正因为如此，顾颉刚先生后来推荐钱穆先生到燕大当了教授，这是钱穆先生第一次跨进大学之门，所以顾先生的大度是我们一定要学习的。

　　可是实际上，在《刘向歆父子年谱》出版之后，康有为、崔适所谈的那些问题基本上都已经解决了。因为有关的论证已经非常清楚了，大家只要认真读一下钱穆先生的这部书，他举的28个例子，便会看出过去怀疑的论点均不足据。我想这是没有办法反驳的。

　　第二个重要贡献比这个要晚，正好是针对津田左右吉的。1936年津田左右吉的《<左传>之思想史研究》出版是在日本东京，当时在那里有一位北大毕业的学者罗倬汉先生。罗倬汉先生在看津田的书之后，就认为这书是完全没有依据的。所以他就立志写了一本书，名字叫《<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考证》。这本书是在上世纪30年代末，就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后写的，当时没有能够出版。到了1941年以后，罗先生在重庆，有几位先生看过他这部书。一个就是顾颉刚先生，一个是钱穆先生，刚才我们提到了，他们都对这个问题有兴趣。在1943年，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这本书，印数也是极少的。

　　在这本书里面，钱穆先生写了序，顾颉刚先生写了封信，这些对于我们《左传》的研究都是很重要，值得特别推荐介绍。钱穆先生序里面有一段话，这段话作于民国三十年，即1941年的秋天，下面写着钱穆写于成都北郊。他说了这本书怎么怎么的好，主要的特点就是通过《史记》内容的分析证明了一个问题，就是司马迁当时看到的《左传》和我们今天看到的《左传》的本子基本上相同，包括其中解经的部分，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与各个《世家》里都有，可见司马迁看到的《左传》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左传》，并不是有什么其他的情况，刘歆割裂《国语》或者是伪造这些东西的说法通通烟消云散。书中有明确的证据，证据不是一条两条，而是有几百条之多，是整本的书。而且他也分析了，哪些《史记》全据《左传》，哪些《史记》采用的是其他的说法，很客观，都一条一条摆出来了。这是前辈学者给我们遗留下来的很重要的成果。钱穆先生在序里说了一段话，他说：“考证之业有新创，有旧守。”考证的工作，有的目的在于创新，有的目的在于保守。他说如果你拿着罗倬汉这本书给现在的学者看，一定有的会不高兴，也有的会惊奇，也有的会赞扬，可是，如果你找一个古人来看，不用说更早的，就是一个清朝中叶的学者，你跟他说太史公的《十二诸侯年表》是根据《左传》写的，我已经把它搞清楚了，那些人听了以后会觉得没有意义，因为这是人人知道的事情，用不着讨论，甚至有人听了这话就要睡觉去了，根本就不会理他。钱先生又说，再过几十年之后，风气已经过去，所有人都知道《左传》是真书，《史记》是根据《左传》的，那些异说也就不存在了。再看罗倬汉的书，就同样觉得没意义了。钱先生说罗倬汉先生是喜好哲学的，他把这个道理与罗倬汉讨论，罗先生就特别叹息，说我做这个工作干什么呢？

　　我想，钱先生写这篇序的时间是1941年，到现在已经几十年过去，今天我们来讨论《左传》与《国语》，当然仍会有不同看法，但是我相信绝大多数人会问罗倬汉先生写这部书干什么？钱先生的预言已经真的实现了。这是我谈的第二点。

　　第三点，我们今天谈《春秋》经传，特别谈到《左传》，大家都知道在历史上对《左传》研究最有贡献的是杜预。尽管清代的一些著作，一直到沈钦韩、刘文淇等，站在汉学家的立场上，他们力复古注，认为杜预注是如何如何的不好，《春秋经传集解》等书有如何如何的错误。可是，我们平心而论，对于《左传》贡献最大的还是杜预。

　　我们人人都读杜预注，这个我想是没有疑问的。大家知道《春秋经传集解》有一篇后序，后序里杜预说的一段话，我在这里重复一下。他说晋武帝元年三月，他平吴，从江陵回到襄阳，“解甲休兵”，有闲工夫了，依照夙愿，去撰写《春秋释例》和《春秋经传集解》，恰好在汲郡汲县“有发其界内旧冢者”，有人挖墓，“大得古书，皆简编科斗文字。发冢者不以为意，往往散乱，科斗书久废，推寻不能尽通”。他讲的是著名的汲冢竹书的发现，现在我们推断最合理的发现时间应该是晋武帝咸宁五年，公元279年。杜预看了这个新发现，其内容，他谈到有《竹书纪年》，“诸所记多与《左传》符同”。他是《左传》专家，他把发现的材料与《左传》对比，发现多数是相同的。如果说《左传》与其他二传有不同的地方，新材料每每是近于《左传》，而异于《公羊》、《榖梁》，所以他说：“参而穷之，可以端正学者。”杜预从他的研究出发，读了当时新出土的《纪年》，加以比较，证明了《左传》的正确性。这是王国维先生1925年所说的“二重证据法”的先声，所以王先生在讲“二重证据法”时引用了这件史事。

　　推古及今，可以说，我们有幸遇到了同样的机会。2008年7月，清华大学收藏了一批战国时代的竹简，这批竹简经过点数，共计有2388枚，这当然包括残片。我们估计原有的整简不会少于1700支。这个还是很保守的。这里边包含一部史书，体例特别像《竹书纪年》，可是不像《纪年》从夏商周开始，是从西周初年开始，一直讲到战国初年，这些材料我们正在尽可能地保护整理，会及时地公布整理报告，供大家来研究。我们有这么一个机会，和杜预一样，来看一看战国时代的这部史书，和《春秋》经传究竟有什么不同。我在刷洗的过程中看过一部分，看起来对于《左传》的研究一定会有很大的帮助。当然，更重要的是，在加深了对《左传》的研究与分析之后，我们在古史研究中，会掌握更多的信息与资料，这正是《左传》的重要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