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式规范”之我见——兼说“专家之上的文人”(刘绪源)

　　谢泳先生一篇《西式论文的负面影响》(见9月18日“笔会”)激起浪花几重，徐建融与陆风亭两位先生的文章(均见10月12日“笔会”)更把问题引向了深入。我以为，三篇文章都好，都从自己的角度作出了有深度的思考，这确是一场既有现实迫切性又充满学术趣味的争鸣。但我觉得，现仍有一些模糊之处尚可进一步厘清，一旦把这些弄明白了，三位作者的观点其实就能统一。这里主要就陆先生的文章略谈我的浅见。

　　首先要肯定的是，陆文突出强调了“不仅文学和文化思想要现代化，学术也同样要现代化——即必须要走综合分析、系统论述之路，而在这方面，西方学术仍是我们的榜样，它的独立发现问题的问题意识、综合分析的学术思路、逻辑化地呈现思考过程的述学方式，都应该是我们努力学习，而不该拒绝的”。这一点无疑是对的，另二文都没有它谈得鲜明有力。事实上，西式论文所体现的学术规范，并不是我们古已有之的东西，能将这些“拿来”，在中国学术发展史上是一件值得庆幸的大事，我想这是没有多少人会否认的。

　　但同时，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即在作者看来，像陈寅恪、钱锺书那样的文章，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究竟居于一个什么地位呢？陆先生开篇就说：“谢泳先生……因此倡导学术写作重回古典学术诸文体的路子，且将胡适、陈寅恪、傅斯年、钱锺书的著述视为论文之典范，恐怕有些不明实情。”从后文描绘的“实情”看，似乎这几位的著述与当下规范的西式论文比起来，还或有不逮(不然，他也不会指谢文是“倡导……重回”过去的路子)。我以为，这是陆文最为缠夹的地方。从古典学术到引进西式规范，再到这几位大家的著述，这是走了一条进而复回的“之”字形吗？非也！这恰恰是两次巨大的飞跃，呈现为一种“否定之否定”。现在谢泳先生和徐建融先生指出的问题，其症结所在，就是人们看不到后面一次飞跃之重要，还以为实现了前一次飞跃就可大功告成。事情的诡异却在于，只有前一次飞跃而没有第二次飞跃，误认第一次飞跃即学术发展的唯一要诀，事情就将走向反面，就难免不出现谢、徐二位所指的种种毛病。且容我细说。

　　所谓学术规范，对现代学术而言，其实并非“最高标准”，应该说，它仅仅是“最低标准”。打个不太严格的比方，就像做旧体诗，先要掌握诗词格律，不然就会“失对”“失粘”，出现“直卜落脱索”之类的笑话；但仅仅掌握格律就能做出好诗？当然不是这么回事。西学规范无疑要比诗词格律宏大和复杂得多，但论文的“不好”或许可以用它衡量出来，论文的“好”则未必依这样的尺子即可把握。好是无限的，好上还有更好，规范则只有这些，对于那些好到云天之上的高文，规范恐怕只能匍匐于地，望尘莫及。那应该有另外的标准了，规范所解决的只是合不合格而已。而格也并非绝对的，大诗人常会破格，古今中外识者都不会太计较。好文章也可破格，有时规范已潜存于文章格局之下，已不成为问题，对这类高文如只用机械的尺子去量，只用最基础的规范去套，那就难以做出恰当评价，这也会成为笑话，其好笑盖不在“直卜落脱索”之下耳。

　　西式论文的学术规范，是通过西式教育培养和训练的，这种教育的目标是造就专家，所以学科之间有明确的分工。西式教育的学位名称，如“硕士”“博士”等，其实很不准确，硕士不“硕”，博士不“博”，它们的特点只在专和更专，学问路数倾向于深而窄，却非宽博。这当然无可厚非。但这样的教育，只是走向专家的第一步，并非有了这些学习经历就一定是专家了；也并非一旦真的成了专家就一定是最好的专家。不记得是听章培恒教授还是朱杰人教授说过：“博士硕士，依然是基础教育！”我想，至少对人文学科来说，这话绝对有道理。过去有句老话：“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说的就是进门后的发展，如果学校里的课程是有限的，那毕业后的发展则可以是无限的。然而，如以为学校的这些就是一切，经过了那样的规范训练就成了天下第一，那就命定要跌跟斗。现在往往是：“师傅领进门，举动看师傅。只按规矩走，雷池不越步。”写论文时有的只按规范要求去填，缺什么就找什么来补，补齐填满就以为是好文章；学术评价机构有只按规范来量的，几个方面都齐就是好文，是否真有学术创见则在所不顾——这就是把最低标准误作最高标准之弊。学术论文质量总体下降，这至少是原因之一。

　　当年林语堂博士从哈佛和莱比锡大学毕业，是西式教育一流高材生，开始也是不可一世，但在遇到鲁迅和周作人，看到他们的绚烂文章后，才真正明白了自己的差距。他在毕生唯一的学术论集《语言学论丛》(开明书店1933年版)的前言中，说了几句老实话：“这些论文，有几篇是民十二三年初回国时所作，脱离不了哈佛架子，俗气十足，文也不好，看了十分讨厌。其时文调每每太高，这是一切留学生刚回国时之通病。后来受《语丝》诸子的影响，才渐渐知书识礼，受了教育，脱离哈佛腐儒的俗气。所以现在看见哈佛留学生，专家架子十足，开口评人短长，以为非哈佛藏书楼之书不是书，非读过哈佛之人不是人，知有世俗之俗，而不知有读书人之俗，也只莞尔而笑，笑我从前像他。”这话今天重读，很有现实意义。

　　其实不论鲁迅、周作人，还是胡适、陈寅恪、钱锺书、傅斯年，包括后来的林语堂，无一不经过西式教育的严格训练，他们都不是传统文人，而都是现代学者，所谓学术规范，对他们来说，都是滚瓜烂熟的东西，他们写文章并不违反规范，毋宁说已将这些规范化有为无，达到了随心所欲不逾矩的地步。而且，事实上，他们都已不光是专家，早已超越了学校所能培养的“专家”程度，而成为“专家之上的文人”了；他们的文章，自然也非一般专家所能比了。

　　为什么中国最优秀的学人往往会成为“专家之上的文人”(赵元任、潘光旦、费孝通、林汉达乃至王元化、施蛰存、吴小如……无不如此)，而不满足于当一个专家呢？这与中国文化的特点大有关系。以前的中国社会不是专家社会，正如以前的中国文章没有西式规范一样，这本来是缺陷，是不足；但其中也有高于西方社会与西式文章的元素在，这一点如不看到，也会使我们陷于迷茫。所以此处再拨出篇幅，略涉有关中国文化的话题。

　　前几年因与李泽厚先生做过两本对话，对他的著述有了较为仔细的研读，我发现，似可将他有关中国文化特征的论说概括为如下两方面：在认识论层面，中国更强调“常识”；在存在论层面，中国更强调“日常”。前者体现了中国传统的“生存的智慧”(以区别西方哲学的“思辨的智慧”)；后者体现了中国人的“乐生”，热衷于“生生不息”，热爱日常生活(这与中国没有宗教，只有“一个世界”有关)。这一概括得到了李先生的首肯。但除了“常识”和“日常”，中国文化还有没有其他同样重要的特征？我以为有，这第三点，就是“专家之上的文人”。

　　较早涉及这一问题的，是一位美国汉学家——约瑟夫·列文森(1920—1969)，此人在汉学界的地位当初仅次于费正清。他在代表作《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译有广西师大出版社2009年版)中，以科举制度和明清绘画为例，指出中国文化精神其实是一种“非职业化的业余精神”，在明和清初尤其盛行“反专业化的文人传统”；“只有当近代西方的冲击动摇了……绅士－官僚－文人的地位时……‘非职业化’观念才会不知不觉地为‘专业化’观念所取代”，旧传统才会被“生活在科学和革命时代的新青年”所反对。作者的观点形成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它延续了“五四”批判精神而又比当年的国民性批判更为系统和严密。他发现了传统中国不是专家社会，一切权力都由科举出身的“非职业者”掌控，而写八股文与画文人画一样都是重复古人和远离现实，导致“创造力”严重匮乏，这都说得相当深刻。但他同时又有一种西方式的偏见和误解。他没有看到，不管是明清还是更久远的时代，中国的思想文化并未停止发展，是谁在推动这发展？肯定不是西方式的专家，其实，恰恰是由中国特有的“专家之上的文人”推进的。中国文化所特有的圆融浑厚令人咀嚼不尽的滋味，离不开这些文人，而这恰恰是单纯的“专家社会”所不可能有的。到了“五四”以后，大批新文化人经西方名校培养，早已是严格意义上的“专家”了，但他们并不满足于一份专家的工作，他们的趣味、爱好和专长往往是多方面的，此即龚自珍所谓“从来才大人，面目不专一”。他们之才，不是学校教育所可笼括的，他们的眼界更高，追求也更深更博，所以他们绝不会把学校里的那些东西看得高入云天，更不会把合格与否的低标准看得高不可攀。而他们自己的为人、为文、为学，才会随着毕生的生命追求，一步步高入云天。推动他们走到最高处的，不是西方的专家化的教育和规范，倒恰恰是中国文化固有的“专家之上的文人”的传统。

　　经过西式规范和西式教育的洗礼，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应该更能发扬光大。我以为，这里的关键，就是不能在引进西式规范这一环节上止步，不能把最低标准的引进误作最高甚至终极标准，不能以此限制更好的文章和学人的产生。倘如此，西式文章的负面影响就有希望消除，中国的学术文章或将迎来百花齐放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