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中国是当代作家义不容辞的责任(何瑞涓)

　　莫言、贾平凹、毕飞宇、邱华栋、吴义勤等作家、评论家谈莫言与中国当代文学——

　　讲述中国是当代作家义不容辞的责任

　　“莫言” ，“诺贝尔文学奖” 。提到莫言，很多人会在这两个词之间划个等号，然后轻飘飘说一句：“我不喜欢莫言” ，或者“莫言是我们的骄傲” 。而人们对莫言又到底了解多少呢？近日，在“讲述中国与对话世界：莫言与中国当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百余位海内外的作家、评论家、翻译家与会，探讨莫言及其创作的意义，并分析了中国当代文学面临的一些问题。

　　在贾平凹眼中，莫言是一匹天马，是乡间的社火，是村口指引村子位置的一棵大树；在毕飞宇看来， 《红高粱》曾让他呼吸到了自由的气息，看到了人的身体皮肤的反光；在邱华栋那里，莫言是影响了他少年时期创作的老师，更是一位平易近人的长辈；在吴义勤口中，莫言是被人无限夸大和误解了的，应该通过阅读莫言的一部部作品再来谈论莫言本身。

　　贾平凹：莫言创作是放火烧荒，是疯长的野藤，是一场乡间的社火

　　莫言的作品就是一场乡间的社火，什么声响都有，什么色彩都有，你被激荡，你被放纵，你被爆炸。

　　中国出了个莫言，这是中国文学的荣耀。百年以来，他第一个让作品生出翅膀，飞到了五洲四海，天马行空，他就是一匹天马。

　　我最初读他的作品，让我想起少年时乡下放火烧荒的场景。那时候某一个村庄烧荒，孩子们就十里八里地跑去看，那是我们最快活的事情。收割了庄稼的田地都是干枯的草，还有一些秸秆，一下子就是几百米长的火焰，红黄相间，随风蔓延，十分壮观。这种烧荒是野孩子干的事情，因为烧荒可能会引起山林火灾，大人不会点，乖孩子也不会点，但是莫言点了。他的写作在那时候是不合时宜的，是反常规的，是凭他的天性写的，写得自由浪漫，写得不顾一切。正是他这种烧荒式的写作，使中国文坛打破了秩序。从那以后，一大批作家集聚起来，中国文学发生了革命。

　　莫言一直发展着他的潜力，作品源源不断地出来，在此起彼伏的道路上当然也有指责和谩骂，还有人企图扼杀他，但他一直在坚持。这让我想起了野藤。农夫为果园的果树施肥、浇水、除草、间苗的时候，果园旁却生长出一种野藤，它疯了似的长，它有野生的基因，有汲取营养的能力，有接受风雨雷电的能力，野藤长成一棚，自成一座建筑。这就是猕猴桃。猕猴桃也称之为奇异果，比别的水果好吃，也更有营养。

　　读过了他的一系列作品，读到最后，我想到最多的是乡间的社火。小时候我在我们村的社火里扮过戏子。把孩子绑到架子上，穿上戏装，扮演的人物叫戏子。我扮的戏子是桃园三结义的关公，大人们给化好妆，穿上戏装，用布绑在铁架子上。乡间最热闹的就是社火。那时人山人海，红旗招展，锣鼓喧天，相当的狂欢。莫言的作品就是一场乡间的社火，什么声响都有，什么色彩都有，你被激荡，你被放纵，你被爆炸。

　　莫言给了我们什么启示？即他的强烈的批判精神。这种批判精神不是历史的，而是社会的、人性的。鲁迅的批判也是这样的批判，如果是纯时政的批判，那就小了，就浅陋了，就不是文学了。他的这种批判不是故意要怎么样，而是对谁都是不合常规的，是以新的姿态新的品种生长而达到的批判。这如同桑麻地里长出了银杏树，它生长出来了，他就宣布这块土地能生出银杏树。

　　莫言作品中裹挟着传统性、民间性、现代性，他的作品取决于他的个性，他的文字背后有生命和灵魂。他的成功是不可复制的，具有不可模仿性。莫言是为中国文学长了脸的人，应该感谢他、学习他，爱护他。祝他就像大树一样长在村口，教我们辨别村子的方位。

　　吴义勤：莫言不应是消费对象，让莫言的意义回归文学本身

　　我们把对莫言的喜欢和不喜欢都抽象化了，很多人不是因为读了莫言的某一部作品而喜欢或者不喜欢他，而是因为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或者其他事件而喜欢或者讨厌他，这是很不正常的。

　　我们今天谈莫言，莫言的意义究竟是什么？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我们整个社会舆论都在谈莫言，但是我们今天对莫言的讲述方式是很有问题的，不管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讲述，都把他越来越空洞化，越来越虚拟化了，莫言越来越成为一个消费的对象，越来越远离他自身，已经不是作家本人了。有一种倾向是要警惕的，就是我们对莫言的意义越讲越大，从国家、民族尊严、文化尊严、中国故事、中国崛起、世界对话等这些角度来讲，都把莫言讲得太大了。任何一个作家，他在写作的时候不是从这些角度来写作的，也许都是从一个很小的、很个人化的、很情绪化的出发点来写作。我们这种把莫言意义无限夸大的方式，实际上是对作家本身的扭曲和伤害。

　　怎么让莫言回到莫言本身，让莫言的意义回归到文学本身，是一个紧迫的话题。我们把对莫言的喜欢和不喜欢都抽象化了，很多人不是因为读了莫言的某一部作品而喜欢或者不喜欢他，而是因为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或者其他事件而喜欢或者讨厌他，这是很不正常的。我们讲“跟世界对话” ，这也要警惕。我们要知道，世界看中国的眼光是怎样的。我们第一次参加中美文学论坛的时候就发现一个问题，所有的西方学者，他跟中国文学对话、阅读中国作家的作品的时候，很少讨论你在文学方面对世界的贡献，更感兴趣的是文学作品里面的中国。他要的是中国，丢的是文学。

　　我们应该怎样讲述莫言？把莫言从宏大叙事中解放出来，回到他一个个具体作品，是讲述莫言的最好的方式。我们今天太缺少对莫言具体作品的研究了，大家都是从宏观角度来研究他。莫言活在哪里？活在他每一部小的作品里，他不活在一个抽象的意义里。那些抽象的意义会讲尽，我们会厌恶会疲劳，而每部作品的意义和生命是无穷的，我们可以无限阐释。

　　网络上对莫言的喜欢和讨厌都是非常激烈的。我想说，你喜欢或讨厌莫言都有合法性，这是由文学的本质决定的，文学就是应该有人喜欢有人讨厌。但是喜欢和讨厌有一个边界，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人把自己的观点局限在自己个人范围内，总是把自己的观点夸大为社会的真理。我们还要警惕对作品做道德判断，不能把自己对某一作品的判断神圣化、道德化，说喜欢莫言、推崇莫言就是没水平、没品位，或者不喜欢莫言就是讲真话，就是正义勇敢有担当，事情没这么简单。

　　批评家首先要忠实于自己。我们今天的批评家可能最缺乏的就是平常心。阅读莫言或者其他作家时，批评家首先要做一个普通人，而不是把自己努力区别于普通人。有时候批评界的强迫症非常厉害。记得莫言《四十一炮》出来时，我写过一篇文章，说我能感受到语言背后的光芒。有一位批评家就写文章说，你看看光芒在哪里？这是我们今天的批评家里常见的现象，你看不到光芒，别人就不能看到光芒吗？我们有那么多作家，那么好的文学，为什么舆论上却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有客观的原因，我们批评研究界也有自身的问题，需要反思。

　　毕飞宇：《红高粱》，从集体体操的规定动作，到自由奔跑

　　因为“自由感知”的存在，作家与文本有效地构成了互文，他们彼此激荡，行风、行云、行雨，仿佛一场艳遇，所以惊天动地。

　　1988年，我还是一个24岁的文学青年的时候，专门去过一趟高密，去干什么呢？我知道那个时候不可能看到莫言，我就是去看看高粱地。到了那儿以后，一看到一块高粱地，我就一头钻了进去，热得一头汗，待了大概几十秒钟我就出来了。这几年到处听人讲，生活如何精彩，小说如何平庸，我听到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生活永远比小说好看，对此我本人是完全不能同意的。在我看来，小说比现实生活要精彩得多，小说生活要比现实生活吸引人得多。比如，我可以花一个上午、一个下午在家里看《红高粱》 ，我也不愿意在炎热的夏季在高粱地里待上30秒钟。

　　在我眼里， 《红高粱》首先是一首关于“行为”的诗篇，这个行为也可以理解为体育比赛中的自选动作。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们的当代文学中依然缺少人物的自选行为，能够看到的只是集体体操里的规定动作。 《红高粱》的出现使我们当代文学中的人物一下子生动起来了，会走路了，在小说的内部健步如飞，从小说的这头奔跑到小说的那头。这和作家背着人物在作品中步履蹒跚是完全不一样的。张艺谋是聪明的，他在恰当的时候把《红高粱》的行为用摄像机的镜头放大了，后来全世界知道了，遥远的东方不只是有神秘、阴森、心机和小脚，也有酒神，他在尖锐又古怪的声乐中为所欲为。什么叫为所欲为？简单地说，就是自主的行为与能力。我一直以为，行为才是小说的硬道理。

　　在行为之外， 《红高粱》还是一首“解放”的诗篇，这与“行为”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在《红高粱》之前，我还没有从别的中国作家身上如此强烈地感受到小说是“人”写的，作家的眼、耳、鼻、舌、身，他流动的血液，他的心脉，他勇敢的无坚不摧的力比多，一股脑儿和汉字搅和在了一起。我至今还记得我读《红高粱》时所受的刺激，这刺激是多么的简单，就是我充分地看到了、听到了、闻到了、触摸到了。我为《红高粱》的有效而振奋不已。 《红高粱》产生的时候，身体还不是一个正面的有趣的概念，它散发着难以启齿的气息，我们在拒绝皮肤的反光。那个时候的作家呢，作家的身体和他们的作品总保持着距离，彼此都很矜持，遥不可及。通过作品，我们很难感受到作家的血液流动，他的心脉，他的胃液分泌，他无坚不摧的力比多。 《红高粱》一下子使我们的小说拥有了“自由感知” ，他使你相信小说家的感官原来是长在小说里的，同样，小说原来是长在小说家身上的，你一定要把它们分开，只有像日本人对付罗汉大叔一样，把他的皮给扒了。

　　在合适的文本和合适的作家之间，因为“自由感知”的存在，作家与文本有效地构成了互文，他们彼此激荡，行风、行云、行雨，仿佛一场艳遇，所以惊天动地。但是，仅有自由感知是不能完成小说的， 《红高粱》的贡献在于，作家把自身的自由感知最终上升到了他人的行为，行为构成了关系，关系支撑了小说。在中国当代文学的进程中，我不敢说《红高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上限，上限是不存在的，可是我可以说《红高粱》为我们给出了一个下限：小说到了这儿才能叫小说。这个下限的意义就在于，作家必须首先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渴望自由的人，小说是“人”写的，前提是你这个“人”必须是解放的，起码你的内心充满了解放的动机，为此，你不惜让自己的内心成为一个马蜂窝。

　　小说是没有用的，如果一定要有，那就是它所提供的争取自由的姿态。这个姿态可以是自觉的，也可以是不自觉的。所谓自觉，往往体现于知识分子式的逻辑力量，而不自觉，则体现在艺术家通篇的良知里。这个良知是本源的、基础的、人性的。小说其实还是有用的。小说有它的人文性，毋庸多言，它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机遇，我们通过小说可以考察“人”的可能性究竟达到了怎样一种程度。这种程度有可能表现为一种现实，也有可能表现为一种想象或幻觉。 《红高粱》的天纵才情为我们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的人民提供了一次幻想，这幻想具有坚定的现实性，它告诉我们，我们的尊严，我们的方法，也许就在这里。

　　我们今天讲述中国、对话世界，可是回过头来说，如果没有能动的身体，没有自由的人，那么讲述中国、对话世界就是一句空话。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为我们提供了文学身体的那位作家，正是莫言先生。

　　莫言：批评需要胆量，赞美一个社会也需要胆量，胆量背后是良知

　　如果我们对最近三四十年来尤其是最近几年来中国社会巨大的、全方位的进步视而不见，依然把中国社会描述得一团漆黑、毫无光亮，我认为这也不是一种客观、公正的态度，也不是一个有良知的作家应该抱有的态度。

　　讲述中国和如何讲述中国确实是一个非常需要认真对待、认真研究的问题。每一个作家都是有个性的，都有自己的一套讲故事的方法。讲故事有技巧，有立场，讲故事的人当然也有自己的思想，思想不是直白地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而是通过人物来表现。

　　我们这一代人面对的主要还是现在的中国，当下的中国， 30多年来改革开放当中的中国。贾平凹我们都差不多，上世纪五十年代生人，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拿起笔来出现在文坛，我们的创作应该是跟中国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发展进步的步调是一致的，也就是说，没有中国的改革开放，没有中国这30多年来的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也就没有我们这一批作家。我们都在历史的进程当中，每个人都是历史的参与者、创造者，我们感受到了历史巨大变化中某一个细微的变化。历史巨变不是原子弹爆炸那样突然爆炸，它表现在许多细微生活当中，表现在一个村庄、一个家庭、一个人的某一天甚至是某一个小时当中。无数的细节和细微的个体性的变化，交织成了我们时代的伟大的交响乐。我们这批作家的作品用文学的方式反映我们社会生活的面貌，真实描述在巨大的历史变革中中国人的精神面貌，也塑造了许许多多可以立得住的文学的典型人物形象。

　　对中国近30多年来的文学评价并不一致，很多人是肯定的，我一直也是肯定的。作为一个读者，我也阅读了大量的同行的作品。我认为中国当代文学尤其是这30多年来文学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们确实还没有像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那样好看的巨著，但是我们在短篇小说、中篇小说的创作方面应该是完全有资格进入世界之林。我们的作家的文学创作的艺术水平和思想张力，一点也不亚于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当代作家的创作，大家如果能够看一下最近30年西方作家的创作，应该会同意我这个结论。但是对文学的判断应该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些人肯定不会同意，有的人甚至把中国当代30年来的文学贬得很低很低很低，我们作为创作者，当然能够接受，也愿意听到这样极端刺耳的声音，这会促使我们认真地反思，反思最近30年来中国当代文学整体存在的问题，反思自我的创作，一部部回忆和检点自己的作品。

　　总而言之，讲述中国是我们当代作家不容推卸的责任，讲述的方法因人而异，但是我觉得有一些立场是必须要坚持的。无论这个社会如何纷繁复杂，无论我们取得多大的成绩，无论我们存在多大的问题，作为一个作家，我们应该站在尽量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不违背自己良知的立场，来看待中国的现实，来看待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的历史发展、历史事实。我们如果对社会生活当中存在的很多不令人满意的现象不敢披露、不敢批评，不敢用形象的文学的方式来揭露、来呈现，那我们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我们的讲述也是不对的。但是如果我们对最近三四十年来尤其是最近几年来中国社会巨大的、全方位的进步视而不见，依然把中国社会描述得一团漆黑、毫无光亮，我认为这也不是一种客观、公正的态度，也不是一个有良知的作家应该抱有的态度。有时候批评一个社会需要胆量，有时候赞美一个社会也需要胆量，这个胆量背后就是良知，就是你的良心。我相信中国作家会用自己的良知来讲述我们这个时代的故事，讲述我们的生活，讲述我们的人民，这种讲述并不是口号式的，而是要有深切的人文关怀，要把塑造人物当作自己最重要的目的，一切观点和思想都要通过人物形象来表现出来，来感染我们的读者。

　　邱华栋：中国当代文学的意义可能不亚于拉丁美洲文学爆炸

　　每次听到研究专家对当代文学评价较低，我都不赞同，就会当场争辩。莫言老师的创作在关键节点上实现了亚洲文学的勃兴。

　　我十多年前到莫言老师家做一个访谈，谈得很好，谈了一两个小时，中午吃饭我要走，莫言老师说：不许走，我们山东人待客就是到了饭点儿哪儿也不许走，就得吃饭。当时师母也在，包了饺子，还有红酒。我一高兴喝了两瓶，也没有醉。莫言老师说：小邱，你挺能喝酒的，这些酒你今天能拿走多少就拿走多少。我试着拎了一下，能拿六瓶，我就拎着六瓶红酒走了。

　　别人问我，莫言小说里哪一个细节让你特别感动，我说是里面的一种鬼。莫言老师有一篇文章里写到，主人公回老家探亲，半夜时终于到达了离家乡比较近的一条河，叫墨水河，要趟水过河。可是他一下水，水里面蹦出无数的小鬼，红色的、不大不小的小鬼，都齐声嚷嚷“吵死了，吵死了” 。于是主人公“我”觉得不能把小鬼都惊动了，重新退回到岸上。但是他还要回家，于是又下水，小鬼又蹦出来说太吵。主人公就安静地待在岸上直到天亮，小鬼不出现了，他才趟过墨水河回家。红色小鬼的故事在我的记忆里总是弥漫着一种感觉，这是莫言老师瑰丽的想象，是来自大地的东西，也给我留下了一个小小的刺激。

　　2010年我出过一套三卷本的读书笔记，描述了我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作家的阅读经验，主要涉及到的是二十世纪的作家，地理上从欧洲写到北美，又写到拉美，写到亚洲，共六十多位作家。其中写到的唯一一个中国作家就是莫言老师，而且在文章中我预言他应该拿到诺贝尔文学奖。两年后他果然拿到了。为什么我会这样感觉呢？我觉得，中国当代文学经过三十多年还在继续发展，它的意义可能不亚于拉丁美洲文学爆炸的意义。中国当代文学老话说叫“远香近臭” ，每次听到研究专家对当代文学评价较低，我都不赞同，就会当场争辩。从这方面说，莫言老师的创作是世界文学的亚洲文学之一环，在关键节点上实现了亚洲文学的勃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