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期管乐回天地——曾敏之先生的为人与为文(穆陶)

　　现年96岁的曾敏之先生，是当代著名学者、诗人，他青年时代投身抗日文学运动，当过新闻记者，担任过香港《大公报》特派员和《文汇报》主笔，又曾任教于暨南大学，是原香港作联创会会长、世界华文文学联会会长。他治学广博，古今交融，创作了大量意涵深邃的散文和诗词。诵读他的诗文，仿佛置身在一个风雨沧桑的时代里，在漫长的人生路上，喜怒哀乐，风云变幻，其中有一双坚韧不拔的脚步，始终在追寻光明中跋涉前行。

　　年轻时代的曾敏之，是怀着献身报国之志走上社会的。他15岁当乡村小学校长，17岁在报刊发表文言小说。后来进入报界，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岁月里，怀着一颗报效祖国之心，积极参与抗日文化活动，反对国民党的专制独裁统治。在“国共谈判”期间，他写出了专访周恩来的长文《周恩来访问记》，文章甫一刊出，便轰动了当时的文坛和政界。1945年初，重庆文化界著名进步人士，发表了要求实现民主纲领的《文化界时局宣言》，该《宣言》由沈钧儒、柳亚子、徐悲鸿、马寅初、郭沫若、茅盾等312人联署，曾敏之名列其中。曾敏之始终以无私无畏的精神，与反动的腐朽势力抗争，1947年遭国民党当局逮捕下狱，被营救出狱后，仍然用他的一支“常带感情”与爱憎分明的笔，坚持战斗在文化战线，不屈不挠，备尝艰辛而执著不悔。

　　半个多世纪以来，曾敏之先后出版了《文史品味录》《文史丛谈》《人文纪事》《望云楼随笔》《听涛集》《观海录》《诗的艺术》《望云楼诗词》《幽草集》等著作。作为一名学者型的文化战士，他是在写作中战斗，为战斗而写作的。上世纪40年代国共重庆谈判期间，曾敏之便跻身于众多进步的文化名流之列，为国家民族的安危与前途奔走呼号，殚精竭虑，于国事蜩螗之际，以笔作枪，为抨击腐朽捍卫正义而呐喊。当他得知闻一多先生因为反对内战、要求和平而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时候，义愤填膺，冒着生命危险，挥笔写下了《闻一多的道路》一文，在《大公报》公开发表，产生了极大震动。曾敏之先生不计个人安危、大义凛然的爱国精神，于此可见一斑。

　　感情真挚，爱憎分明，是曾敏之诗文的显著特点。他悼端木蕻良诗，其中一首云：“闻道非迟悟道先，平生风骨可称贤。精诚一剧除三害，愿引斯民傍日边”。端木写过《除三害》一剧，写的是周处除三害的故事，这个故事对人们的启导是：为民除害，便得人心，“人害”猛于虎，对于人为之害，若闭一眼睁一眼，或合谋放纵，或同流合污，必将遗害无穷，甚至导致亡国丧邦之祸。作者悼念良友，将感触延伸，想到正人君子之可贵，邪恶势力之必除，国家兴亡，由以系之。一腔爱憎之情，跃然纸上。

　　关注善恶是非，建构道德理念，不仅是哲学家的任务，亦是文学家良知的体现。曾敏之写过一篇《谈中庸》的文章，阐述中庸思想在人类历史上的产生与影响。孔子所谓“中庸”，本是作为一个道德观念提出来的，后经历代儒者的衍释，与孔子的原意已有相当距离，尤其封建道统的维护者，将其曲解，成为了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理论工具。宋之朱熹，清之曾国藩，皆对中庸思想加以推崇发挥，用于社会政治范畴，有所谓“致中和”者。“致中和”何谓也？用现代语来说，就是“折中调和”，要求人们各处其所，各安其位，和谐相处，不得冒越，以此来制造一个“太平和合”的世界。这样的“中庸”思想，虽然早已经过了诸如陆九渊、王夫之、鲁迅等思想家的批判，但近世以来却仍然有人将其奉为宝典。推行中庸思想者往往只讲“和合”的需要而不讲“和合”的条件，这就违背了历史辩证法。奴隶制社会的奴隶主与奴隶，是不能“和合”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资本家和工人，也是不能“和合”的，除非他们消除了阶级差异，实现了利益平等，否则是不可能“致中和”，又岂能通过中庸之道达到“太平和合”的境界？曾敏之在文章中说道：“致中和的中庸……两千多年来被封建统治阶级利用作为反对任何改革的借口和麻痹人民精神的工具”，“如果唯读王阳明的学说，只看曾国藩的家书，并且相信他们那一套，是会大上其当的！”曾敏之不盲从成说，不阿附权威，以独立的思考洞察是非，以战斗的心态遣意命笔，写得恣肆纵横，多有肝胆之气。

　　曾敏之的忧患意识是与他的爱国精神与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联系在一起的，表现的是一种向前看的担当精神。这种精神，是奋发向上的高瞻远瞩，而不是在忧患中低迷徘徊。孟子说：“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在当今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如何涵养人文精神，如何摆脱金钱崇拜产生的负面影响，如何摆正“义”与“利”的关系，如何以历史的辩证法与清醒的头脑，忧其所患，觉其所不觉，让我们的民族和国家，实现真正的文化复兴，实现人民民主与公平正义，还需要人们作出艰苦的努力。曾敏之有见于此，在其作品中，往往将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看得重于一切。作为诗人，他有着白居易的“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精神；作为学者，他又有着鲁迅那样直面惨淡人生的风骨，体现了他对于思想是非的秉持己见而不随波逐流的独立精神。曾经有一个时期，社会上兴起了崇拜曾国藩之风，说什么“经商要学胡雪岩，从政要读曾国藩”。 曾敏之在《从名臣传说起》一文中指出：“曾国藩之受人吹捧，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打败太平军……二是他保卫名教，尊崇孔孟之道……什么民族大义，是一字不提的！”这话一针见血，不禁让人们在思考中发出这样的疑问：打败太平军，挽救了清廷，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如果是好事，曾国藩确实是值得后人学习的“楷模”；如果是坏事，他就是曾经被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早就说过的，是“汉奸加刽子手”。曾敏之对于这样颇有争议的敏感问题，从不依违其间，而是独抒己见，旗帜鲜明，表现了独立的人格与高尚的风范。

　　曾敏之在《京华杂咏》一诗中写道：“还期管乐回天地，霖雨苍生慰万家”。春秋战国时期，大政治家管仲、乐毅，革除弊政，施行新法，国家于是强盛。管仲治理齐国，“下令如流水之源，令顺民心。俗之所欲，因而与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也就是说，国家颁布政令要顺应民心，把百姓的心愿、百姓的需求，作为制定政策的根本依据。管仲这样做，道理很简单：得民心者得天下，有了人民的利益才会有国家的利益。管子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四维”是什么？就是礼、义、廉、耻。一个国家与民族，如果没有了道德信仰，没有了向义之心，没有了清廉的德操，没有了知道什么是羞耻的意识，如果这四种东西没有了，即使有着再多的财富，也是迟早要灭亡的，不是实体的灭亡，便是精神的灭亡。 曾敏之的诗，既是对古代政治思想家的赞颂，更是对中华复兴的诚心期待。

　　今日之中国，已非古代可比，我们已经深深地感受到，“霖雨苍生慰万家”的崭新气象，正如旭日之光，在神州大地灿然升起。这是人民之幸，中华民族之幸。

　　作家、艺术家，既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就应当具有忧患意识，应当关心人民，关心国家命运。曾敏之先生爱国爱民、直面人生的风骨情操，正是中华民族宝贵的人文精神体现，是值得我们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