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艾青(苗得雨)

　　1978年九十月间，中国作家协会刚刚恢复工作不久，就组织了一个大型作家访问团去大庆、鞍钢、开滦和玉门参观访问，历时一个多月。这是“文革”后也是多年来少有过的一次大规模访问，当时全国创作正旺盛的中老年作家有50多人参加。山东是我和知侠。许多人是十几年以至二十几年后的重新相聚。我和艾青老师就是24年后的重逢。诗歌方面还有公木、苏金伞、芦芒、石英、包玉堂、公刘、饶阶巴桑、吴超、刘湛秋、李小雨等。

　　从北京登上北行的火车。我和艾青老师恰铺连铺在同一车座，入睡前一些熟友在一起说话。相叙中，我说：“艾青同志，你是全国大诗人，以后还是全国大诗人！”当时已68岁的艾老苦笑了一下。别的同志也似乎觉得此时此话说得还早些。

　　战时在沂蒙山家乡农村，熟悉了诗人的名字，1953年至1955年在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二期学习时，与诗人面识。同学们说我是标准的山东大汉，可艾青这浙江大汉比我还高，我仰着头望他的方阔脸膛、大眼睛，他说话与走路都很和缓而从容，时有妙语连珠。一次座谈会，他开头就把气氛活跃了，他说：“我们写诗的，都是些大孩子！”

　　访问团在艾芜、徐迟、刘剑青三位同志率领下，到了大庆就奔忙在参观学习中。有一天上午，自由活动，有作专题访问的，有在家写作的，我和艾青都未出去，艾青像专有安排地相约说：“苗得雨同志，今天上午到我那屋里坐坐。”不一会儿，我去了。两个沙发相挨。他说：“那天晚上，你说那话呀，叫我不好回答，我跟你们不同，你们身上光有一条黑线的影子，我还有个右字哩，到现在不少地方还不敢发我的诗。”我说：“我见了《文汇报》发的一首《红旗》。”艾青说：“那是偶尔。但我喜欢你爽直的勇气！”他带着回忆的长思说：“我比你大22岁，你今年整46岁，高瑛比你小一岁……你们早认识。”说到这里他附耳悄悄说：“人家都说我追的她，其实她追我更厉害哟！”说着他说起他们的恋爱过程，接着又说到以后的“同甘苦，共命运”，我会心地笑着听着。艾青经过了那样的坎坷，“大孩子”的性格一点也没变，恰恰他这个学生也是个变不了的“大孩子”，两相不留渣的对话都以好伙伴的真诚互相装在心里。我说：“我和好多诗友，多年一直惦挂你！”他说：“有好多年，人家都不称我同志了，‘四人帮’倒台的头一年，我回北京治眼疾，排着队，忽听一人喊艾青同志，我想可能是与我重名的，喊艾青又是同志，艾青早不是同志了。那人走过来，还就喊的我，上来与我两手相握，就说的你这句话，我感动得眼泪刷地流了下来。”他回忆着，又思索着，忽然说：“那晚咱上了车，对面相坐一路，你同我说话中，我发现好像还有个什么东西咱俩没说开过。得雨同志，是不是？”我说：“不就是1953年那年诗歌形式问题讨论会，我向你开了一炮嘛！那是我这个毛头小伙子对老师的不恭敬！”他连说：“不不，我当时态度也有点不大好，我知道你们党小组会批评了你两个晚上。”我也连连说：“不不，我得向老师道歉！”他说：“你们那里请我去讲课，我一再表示不悦，到了那里，开头还说你们这里学生和老师水平都不低，叫你们田间所长下不来台。”我说：“我坐最后一排听的，没敢坐前边。其实现在看不就是格律诗和自由诗之争吗？我多年也主要是写自由诗了。”艾老笑了：“咳！怨我们都是大孩子！”我说：“这件事和你后来政治上的坎坷没法比。你遭了那么大的难……其实那时虽然我开了老师的炮，以后几次活动，咱们见了以后，老师对我都还是很热情的，相比我更不对，见得那时年轻幼稚。后来我多年虽然没真戴上什么帽子，可挨整一次次也不轻，大帽子一时也戴过不少，磨练得老练多了！”

　　那次东北行，艾老跟我这样长长地谈了一次心。我佩服他胸怀的宽阔，佩服他诗人“真”而“直”的性格坚定地保持着。

　　还未经过新时期反思的那时，打倒“四人帮”才两年，诗坛气氛“左”的影响还很重，大家觉得诗歌创作要有生活、要有感情这样常识性的问题还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大庆、鞍钢的参观，使大家眼界大开，中间几次座谈会也使大家思路大开。在沈阳由《诗刊》社同志召集的与辽宁诗人两个半天的座谈会尤为热烈、活跃。辽宁的同志先纷纷发言。老乡晓凡说：“真是十八载老了王宝钏啊！当年的青年诗人今天都不年轻了，可今天的诗还真有些一切从头起，生活气息嗅到有点难啊，反映生活的问题还没解决好。”阿红说：“写诗要不要真实感情？有些诗是借来的材料，是仿制品！”接着老诗人方冰、卢狄都感慨道：“路子都一样，配料都一样。”一直还没有敞开心语话匣子的艾青，话匣子开了：“诗要从生活出发，要提高质量，要有自己的特点。”他说了这“三要”之后，就是形象、生动的妙语了：“一个人放一朵花，就不少，一人一朵，一千人一万人就是一千朵一万朵。诗，没有特点，没有个性，就不要写！浮肿的纸花没有水分，没有生命力。形式可以百花齐放，别人以为我是写自由诗的，其实也没自由到哪里去。我认为只要好，不管是什么形式。什么叫好诗？形象思维多点，读出点道理的。”讲到要有创造的勇气，艾青用了个比喻说：“英雄要打活老虎，一张死猫皮还去打，有什么能耐？”“不要千篇一律，要有胆量，不要人云亦云”。又一个“三要”后，幽默、诙谐更多了：“《平原游击队》，锣一敲‘平安无事噢！’《平原作战》，锣一敲‘没有事噢！’重复别人，是浪费纸张。要大胆讲一点真实话，不敢讲真话，不如去扫扫地。何必写诗呢？”老诗人苏金伞说：“我个人风格追求朴实无华。要那么多形容词干什么？”老诗人、诗论家公木说：“写诗总得有这四条：才、胆、识、力。”我发言也有艾青说的“纸花不香”，我说诗作者应当到生活的深水里去，深水有肥鱼嘛！要“生活里出诗”，不要“诗里出诗”，要使自己的诗姓自己那个姓，路子要宽，风格要特，艾青同志说让英雄打虎别打猫，就得有这勇气，要给自己出难题，找难度，去战胜它！

　　大家越说越来情绪，两个半天，已超过了计划，却都觉得心里话还没说完。现在回想那次聚会，回想艾青那些话，再咀嚼一下，还很新鲜。此一行，诗人们都写了不少诗。此后见艾青的诗也接二连三地发起来，一个月以后的《在浪尖上》，两个月以后的《光的赞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