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谁？——《我的名字叫王村》简评(汪政)

　　有心的读者不妨将范小青的这部《我的名字叫王村》(作家出版社2014年6月出版)放在其整个创作中进行比较性阅读，更便捷的方式是将其视为《赤脚医生万泉和》《香火》的后续之作。不知范小青是不是有意地经营，这三部长篇确实具有正反合式的自满自足的小循环，是范小青创作中又一个小系列。简单地说，《赤脚医生万泉和》讲的是我们的身体。我们该如何安放自己的肉身？有病的身体该如何在这个不乏虚假、欺骗的世界中存活？范小青将背景推到上世纪，推到那个戏剧化又符号化的时代，以一个半愚半痴的乡村医生的江湖行走反照当下。《香火》是对《赤脚医生万泉和》的反拨。肉身在《香火》里不是问题，因为在这部作品中，生死无隔，阴阳不分，超越了肉身，它聚焦的问题是灵魂。我们该如何安顿自己的灵魂与内心？小说通过一个通灵的小庙杂役(也称“香火”)的故事叙述了中国乡村信仰的状况。它曾经对人的安慰，曾经遭受的重创，以及稍纵即逝的回归，从而呈现了当下社会的某种面目。而《我的名字叫王村》则可以看作是上两部长篇的“合”，它既关乎肉身，又关乎灵魂，准确地说，它关注的是人的整体性。小说中迷失或丢失的不仅是肉身，比如“我”和“我弟弟”是人还是老鼠，甚至，“我们”存在过吗？一直到小说的结局，贯穿全书的寻找也未曾有个确切的结果。而更具形而上的显然是灵魂，是人的生存之“根”，是人的存在。

　　从叙事艺术上讲，似乎也存在这种正反合的关系。《赤脚医生万泉和》是一部叙事严谨，颇具古典风范的“规矩”之作，起承转合，严丝合缝。人物形象也实实在在。而《香火》则举重若轻，化实为虚，它既是现世的叙述，又是彼岸的演义，相互之间既有印证，更有否定。它打破了时间与空间的边界，怪诞而乖张，人们已很难在同一个视角拼合出完整的叙事路径。而到了《我的名字叫王村》，虽有人鼠之辩，但整个叙述线索则清晰可见。从第一句“我弟弟是一只老鼠”这一《变形记》式的话语开始，小说便给读者戏剧性的阅读期待。小说借鉴了古典美学中丢弃与寻找的叙事母题，先是通过家庭式的“民主”将疑似精神病的弟弟遗弃，然后再通过道德的杠杆启动寻找。而寻找的过程又嵌入古典流浪汉小说的叙事模式，通过“我”这个既是小说人物又是线索人物的行走路线，在时间的迁移中不断进行空间的转换，让故事在乡村和城市中反复出入，不停地辗转于家庭、村办企业、医院、救助站、城市工地、精神病院……五光十色的社会场景次第打开。于是，不同的人物加入进来，更多的桥段和次生矛盾不停地产生并且相互催化。然而这种表面坚固的故事链条指向的却是本质上的荒诞与虚无，建构与解构几乎同时进行。文字符号的错误与漫漶，如“江”与“仁”，书写与认读的错位，如“江”与“降”，以及角色的互换与植入、空间的漂移、记忆的改写和错乱等，使得本该越来越清晰、集中的叙事变得如乱麻一团。人物的虚妄与故事最终的虚无构成的是对表象根本性的颠覆。

　　这是近年少有的后现代文本，因此对其应该保持清醒的阅读态度。事实上，它确实存在多种阐释的可能。不能否认作品表层叙述的意义指向，农村土地的流转，传统乡村的溃败与消亡，底层群体的无助，城市社会中新势力的产生与潜规则，官僚体制与社会救助体系的低效能等，都在作品中得到极简主义线条的勾勒。特别是对“法制”的夸张性叙述，使作品成为当下社会现象的讽喻与戏谑性的表达。现象的素描与新经验的表达是近期范小青创作的突出性标志，并且，人们几乎可以在她的虚构空间中感知到这个时代的第一现场。但又必须警惕可能产生的阐释惯性甚至惰性，从而将其纳入既有的乡土小说、底层写作和城市叙事之中。也就是说，上述讽喻性叙述可能具有其自身的意义，但更重要的是作为叙述元素纳入到作品荒诞而虚无的叙事中。作品的根本是对人存在的叩问。作品以写实的笔法叙述出的却是一个荒谬的世界，人们无法在这个世界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无法证明自己。小说虽然开始于人与鼠的变异，但范小青设置的不是一个人与世界的对抗，而是整个族群的幻象，世界与人一起陷落。所以，在作品中，不仅是“我”“我弟弟”不能自我认同并与世界认同，还有王图、王助理、王大包，还有整个王村。因此，作品的寻找以及因之而生的绝望与虚无是整体性的，是“我是谁？”“你是谁？”“他是谁？”“我们是谁？”……

　　当前的文学很多情形是现实压迫了思想，叙述匍匐在现象之下无法飞升。对具体人与事的道德义愤正使文学与新闻、与网络发声处于同一个层面而无法进行超越性思考。所以，范小青三部曲的意义不仅全程显示了一个作家飞翔的轨迹，更是提醒文学自身的意义和价值。它必须抵达存在的深处，揭示人的精神状况。只有这样，它才是不可替代和不容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