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兆言长篇小说《驰向黑夜的女人》：从遗忘处开始书写(汪政)

　　很久以来，叶兆言的写作就与历史结了缘。对叶兆言来说，历史有两种：一是真正的历史，是历史本身，是他长期不断地阅读、寻找并努力逼近的历史， 比如他的随笔《陈旧人物》等；另一种则是一种通道、一座桥梁、一种途径和方法，当他在言说历史时，并不在意历史本身，而在于历史以外的东西，所以，这时的 历史可能只是一种形式化的历史，比如他的许多历史题材小说。因此，难怪叶兆言并不把这些作品看作历史，甚至反对人们将这些作品称为“历史小说”。早在上世 纪80年代他就这样分辩过。当时有记者在采访叶兆言之后这样说道：“写过多部很有影响的历史小说的江苏作家叶兆言，在谈到‘历史小说’时语出惊人。他说， 我从心里就不太赞成‘历史小说’这个提法。小说就是小说，历史就是历史。历史要求真实，而小说强调的是虚构。两者之间相距很远，是很难扯到一起的。”所 以，即使有“历史小说”，叶兆言认为也应该分为两类：一是完全以真实事件为背景，以“演义”的方式来写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事件。另外一种只是写到了“历 史”，写到了过去时代的某些故事，但这些历史和过去时代的故事只是作家使用的一种语言，就跟画家手中的颜料、音乐人手中的音符一样，其创作动机不仅是告诉 读者一段历史，更重要的是融入了作家自身的思考和思想，或者说，是用历史的方式来表达作家的某种思想。它不是简单的历史“演义”，而是作家以历史为原料， 抒发胸臆，表达思想。他是写到了历史，但又跳出了历史。叶兆言说他创作的“历史小说”就是这一类的。

　　叶兆言的这一立场或美学趣味至今没有太大的变化。读完他的新长篇《驰向黑夜的女人》的读者，注定会与各自心中已有的民国史与“文革”史产生或大 或小的冲突。相较于叶兆言的其他作品，这部长篇小说在宏大叙事背景的设置与具体场景描写的“真实”上已经非常“历史”了，有的甚至达到了文献学与文物学逼 真的程度。如对民国时期南京新街口建筑的描写，对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当日上海租界的战争气氛的渲染，对“文革”时南京肉联厂亚洲最大屠宰流水线的描写；再比 如抗战时“南京政府”的官场，南京伪政府、重庆国民政府和日本侵略者在华复杂的金融角逐，连抗战结束时南京伪政府“中央储备银行”被国民政府接收时的家底 都列出了数字清单。而且小说中少见地出现了真实的历史人物，并且这些人物并非作为符号而是作为角色进入了小说的情节，如周佛海。但这又怎么样？它们丝毫无 法改变叶兆言小说的叙事风格和他的历史观。他的历史依然是虚构的，作品中置于前景的依然是日常生活和生活在日常中的小人物们。

　　正如这部长篇的书名所提示的，作品的主人公是女人，确切地说是两个女人：竺欣慰和冷春兰。这两个女人的故事大概能够诠释“性格决定命运”这句话 的。欣慰活泼、好动，热力四射，敢做敢为；春兰好静、持重，心思细密，瞻前顾后，两个好姐妹的结局也确实形如冰火。但如果小说若真的按这句格言一种路写下 去显然会落了窠臼，叶兆言试图演绎的是在历史的风云际会中，日常生活是如何政治化，而个人的性格又是政治如何“耦合”成命运的。正如人们看到少女时代的欣 慰就会预感的一样，因为生活经验告诉我们，天性活泼、敢于冒险的性格总会带来富于戏剧性的人生。欣慰参加革命、入党，又不停地恋爱、结婚、离婚、结婚，直 到“文革”时期加入造反派的队伍，继而又走向“反革命”的深渊并且不可思议地被处以极刑。不过，作品的深刻之处还在于，如此曲折、波澜壮阔的人生又似乎并 不是欣慰自觉的选择，我们看不到她对时事与政治的明确理解，更没有系统的认知，有的只是人云亦云的口号，政治的狂热暗合了人物的冒险，欣慰生活在理想里， 体味着想象中的刺激与快乐。直到“文革”时被捕入狱，面临生死的关口，她依然用言辞在塑造自己，扮演着与自己的身份极不相称的英雄角色。政治与个体之间的 双向选择就是这样的非理性。这种选择每个人都不能置身其外，只不过因为性格与环境的关系而成为不同的角色。从上一代的竺德霖、冷致忱，再到欣慰这一代的冷 春兰、卞明德、李军、闾逵，直到下一代的竺小芋，都概莫能外。作为欣慰在作品中的搭档和对手，冷春兰看上去温和、自重，处处留心，却依然免不了为社会裹 挟。现实的人生并非自己所愿。父亲那一代的阴影本就压缩了她现实选择的空间，看上去，她虽然没有像欣慰那样走向毁灭，但复杂的、难以预料的社会变局总是不 时将她推到尴尬的境地，甚至要在灵魂与人格上作出痛苦的抉择。

　　对叶兆言作品比较熟悉的读者也许会将这部新长篇放在作家的整体创作中去比对和品读。确实如此，从叶兆言写“夜泊秦淮”至今，其实都或隐或现地表 达着相同或相近的历史观。《驰向黑夜的女人》与《一号命令》，两者在叙事和立意上就有着明显的同构关系。《一号命令》虽然是一部近似小长篇的中篇，但故事 时间也从抗日战争延续到文化大革命，也是在大动荡的战争与政治风云中来写个体的命运，也有着与欣慰和春兰性格相近的两个人物李叔明和赵文麟，演绎着的当然 也是迥然有别的戏剧人生。不同的是，《一号命令》中的赵文麟作为一个久经沙场的军人，对政治或战争的思考要远远高于冷春兰。激烈的政治运动与其最高形式的 战争都是社会的大悲剧，它可能是政治家们的杰作，但它常常中止了日常生活，是普通人的劫难。这是赵文麟劫后余生的感悟。

　　赵文麟的这一思想职责在《驰向黑夜的女人》中大多是由叙事人担当的。顺便说一句，这部长篇小说的结构值得注意，不妨抄录一下作品的章节，全书连 “后记”在内一共10章，前7章分别是“南京，1941年3月30日”，“北京，2008年的大雪”，“上海，南京，1941年12月8日”，“卞家六少 的故事”，“肉联厂的冬天”，“小芋的寂寞”，“欣慰之死”，第八章无题，第九章“2011年，南京，上海”。这样的章节安排不仅可以看出叙述的跳荡，更 可以看出，作品的内容显然溢出了故事的框架。事实上，第九章是一个混合性的章节，叙事人以真假莫辨的作者的身份加入进来，扮演了一个并非可有可无的角色。 而第二章和实际上可以看作是第十章的“后记”则完全是作者的个人叙事，可以说是游离在故事主体之外的。这样的安排打破了叙述的整体性，使作品具有了更多的 自由、弹性与张力，更重要的是，正是那些看上去与故事主体无关的叙述成为观照后者的视角，提供着对话与参证。它们犹如冰雪原野上的出气孔，显露了寂静大地 下生命的秘密，透出意义的讯息。第二章的出现多少有些突兀，内容是关于作者2006年与2008年的两次文学活动，这两次活动叶兆言确实多次言及。在作者 看来这两场活动都显得混乱而糟糕，但是，活动中匪夷所思、风马牛不相及的提问，以及对看似已成共识的问题的不对称答案都是意味深长的，比如东欧人对“文 革”的想象和中国人对捷克政局和哈维尔的评价。看法的对错其实在其次，关键是在现成的答案之外永远存在着另外的答案。这是叶兆言对历史的看法。对历史事件 的常识性评价一般是从该历史事件出发，用社会进步主义去校准丈量并提供判断。在叶兆言看来，这是别人的事，虽然它拥有无可置疑的合法性和可能永远的正确 性，但叶兆言不取这样的方法和视角。他的视角是个体的、生命的、日常的和人道的，不管这样的视角如何与常识和既成结论相左，叶兆言都可从美学上获得庇护。 因此，同样涉及到抗战，叶兆言没有带给人们熟悉的场面，同样是文革叙事，叶兆言也搁置了我们耳熟能详的反思、批判，准确地说是更换了反思与批判的维度。至 少我们能感受到这样两点，即巨大的社会动荡总会造成个体生命的牺牲，这样的牺牲相对于历史可能是渺小的、微不足道的，而对于不可重复的生命个体来说却是无 穷大的，它意味着一切的丧失。再一个就是战争也好，政治也罢，每一个社会重大事件的参与者的动机和状态并非同一，而是千差万别的，欣慰的历程已经说明了这 一点。再如，竺德霖出入于不同的政治集团如何解释？卞明德是真正的进步吗？李军又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要反复强调“后记”与全书的有机关系，可以说，它是 作品的底牌。它交代了欣慰这一形象的生活原型，叙述了作家有关“文革”的少年记忆，以及尘埃落定后许多人物与事件的起底，与作品的主体故事处于同一个叙事 空间，一为虚构，一为纪实，同时显示了人物被单一性的宏大叙事所遮蔽的复杂性格与心理动因，它们一同解构了表面的“革命”话语，为社会与个体心理分析洞开 了大门。

　　正因为如此的悲悯和对心理渊薮的探寻，作品中本来应该是一个“次要”人物的竺小芋才显得不同凡响起来。竺小竽身世复杂，她是竺欣慰和卞明德的女 儿，欣慰后来又与肉联厂工人闾逵结了婚，住房紧张时欣慰将小芋放到欣慰同父异母的弟弟泰秋夫妇那里。在那里，小芋实际上是个小保姆，受尽了白眼。欣慰被抓 后，小芋实在忍受不了跑回来，和已经同居的闾逵、冷春兰生活在一起。与人们想象中的不一样，当公安人员告知小芋母亲已被“镇压”时，小芋不但见不出丝毫的 悲伤，甚至用当时流行的政治话语撇清了与母亲的关系。如果这在当时的情境下还可以理解的话，那“文革”结束后已经上了大学的小芋得知母亲平反，却同样表现 出平静和事不关己。是当年母亲热衷“革命”忽视她而留下了童年阴影？是舅舅的冷漠与破碎家庭让她丧失了感受亲情的能力？在作家的笔下，小芋是一个与主体故 事自觉脱离的人物，她活力四射地投入到新生活中，恋爱、换工作、出国，接着又不停地结婚、离婚，生下一大堆肤色不同的孩子。小说就是令人意想不到地在 “我”和小芋的重逢中结束的。小芋回国，带着她的洋娃娃们，跟“我”一起汇入拥挤的人流，涌向上海的世博会……从1941年3月30日南京伪政府的“还都 周年”庆典活动开始，到2011年上海世博会狂欢结束，70年的岁月，经历了多少往事？消逝了多少人物，我们又该以哪种方式记忆过去，是否真应该是小芋式 的？记忆连同那些女人一起驰向黑暗？

　　小芋是不是真的遗忘，不知道。其实，遗忘，不过是另一种记忆的方式，更是另一种书写的方式，新的书写就是从遗忘既成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