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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人深思的文学问题意识(冯源)

——对朱小如《对话:新世纪文学如何呈现中国经验》的解读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4年10月30日14:00 来源:文汇读书周报 冯源
   《对话:新世纪文学如何呈现中国经验》朱小如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    《对话:新世纪文学如何呈现中国经验》朱小如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

  朱小如的《对话:新世纪文学如何呈现中国经验》一书,是通过对话来展开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深沉注视和理性考察的。

  朱小如显然深知对话、交流这一“批评”形式能充分引发彼此间的学术争论和思想激荡,不断拓展问题意识的视野和提升分析问题的能力,抵达对某些学术问题的多角度、深层级的理性判断和本质认同,切实有效地厘清存在问题的复杂因素,最终实现对那些一直在学术界存有争议的复杂问题的深入梳理。

  这一系列富有浓厚学术意味的对话,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朦胧诗谈起,从容自如地进入到中国新时期文学和新世纪文学的內腹,纵横捭阖地论说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知青文学、女权主义文学、先锋文学、都市文学、1960年代作家的文学创作等各种文学现象和文学思潮,直入肌理地分析新时期以来众多小说名家在各自的小说文本实践中所进行的审美建构和所显扬出的精神内涵、美学特质、文学意义以及存在的不足。像贾平凹的《废都》、陈忠实的《白鹿原》、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张炜的《古船》、莫言的《檀香刑》、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阿来的《尘埃落定》、苏童的《我的帝王生涯》、王安忆的《长恨歌》、刘醒龙的《圣天门口》、何顿的《湖南骡子》等,既有学理层面的深刻分析,又富于学术意义的公允评判,从而凸显出一个文学评论家所特有的伦理操守和职业素养。

  譬如在《何以“朦胧”,审美的退化———关于中国经验叙事的对话之一》中关于朦胧诗现象及其产生的历史背景的分析,看似颇为另类和偏执,实则揭示了问题的本质所在:“所谓‘朦胧’是个低级问题,叶嘉莹说‘通感’这个词是钱钟书著作里早就谈论过的,让人们读钱的书,引导我们去读朦胧诗,然后才兴起钱钟书热和古典诗欣赏热。其实这是中文系的一种常识课。中国诗歌从来就非常强调瞬间的审美感受。我认为没有所谓的‘朦胧’诗,它也并不真是什么‘新的审美崛起’,只是反映了我们诗歌审美的退化而已”,进而直击我们曾经的文学教育所存在的问题和那个时代所具有的病症,认为文学教育的简单化、文艺形式的单一性、长期的文化封闭和文化禁锢等,都是造成我们民族审美感觉退化的重要原因;又再如在《女性还是女权?———关于中国经验叙事的对话之四》中对于女权主义文学既不失诙谐、幽默的调侃又富有理性睿智的坦诚评论:“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文学批评一开始就是用‘女权主义’名称,也就是用西方‘女权主义’理论来解读新时期文学一大批女性作家的作品。但似乎是女作家们一般都不太愿意被评论家戴上‘女权主义’的硬帽子。于是‘女权主义’就改称为‘女性书写’、‘女性文学’这样的软帽子。软帽子虽然比硬帽子戴得舒服,但缺少了性别政治的尖锐性,同时也矮化了女性解放应有的精神追求高度。这里面的问题恰恰不在于男性对‘女权主义’的不认同,相反的是女性对 ‘女权主义’的不认同”……朱小如在这部著述中所发出的诸如此类的学术批评声音,不仅领悟深彻、见解独特,而且一语中的、洞穿本质,都给读者以非常强烈深刻的印象以及深度的认知启迪。

  朱小如在这部书中关于“民族文化叙事资源”或“中国经验叙事”等论题的讨论,无疑是近些年来在学术界和文学批评界较为热议的重要话题之一。有学者认为中国经验叙事的发生和生成是继承了中国古典文学叙事;也有专家认为是基于对西方现代文学经验叙事的有效借鉴。朱小如则认为它主要在于对中国古典叙事经验的传承,同时也是对西方文学叙事经验的汲取,是两者之间形成了高度而有效的融合体,对任何一方的肯定或否认都是一种偏失性的理解或误读性的判断。他从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纵深层面对之进行了一番富有实证意味的论说:“中国式的经验,从传统的意义上来说我们并不缺乏,在中国古典小说中人、鬼、神、魔俱成叙事,笔记体、章回体也都独具特色。鲁迅的小说实践开创了中国现代小说先河,虽然从某种角度上说,是接受了西方科学实证主义及医学、心理学的影响,将原本拖沓的、松散的小说自然长度浓缩在一个现在进行和现在完成的时态里,但从他的代表作《狂人日记》、《阿Q正传》、《药》和《铸剑》来看,走的也仍然是疯、狂、痴、癫的叙事偏锋,在他‘清醒的’现实主义中往往不惜采用‘曲笔’,其实多多少少暗合着中国传统小说中人、鬼、神、魔的叙事艺术气息。”由此出发,朱小如又对存在于当下的那些偏失性理解、误读性判断予以了批评,并揭示了它们产生的根由所在——在于我们文艺理论的滞后。勃然兴盛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城市叙事,无疑是对已然定型化的中国乡土叙事的一种突破,同时也是对当代中国社会城市化进程的审美表述,但这样的城市叙事却一直失意于中国的最高文学奖——茅盾文学奖。面对此种现象,不少文学研究者、文学评论家都表示出了难以理解的疑问,是因为乡土叙事对于中国乡土社会的苦难意识、文化沉疴、伦理观念的审美表达更容易引发国人的情感共鸣,还是由于乡土叙事自中国社会进入现代性以来就是一种在中国文学史上中占据主导、优势显著的叙事方式,抑或是我们的城市叙事本身存在着诸多缺陷与不足的缘故?因而对于城市叙事的深入分析便在所难免。在朱小如看来,“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城市叙事,无论是 《子夜》 还是 《上海的早晨》,城市的美感几乎就是与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等同,处于被否定之列。这或许可以被理解成受当时阶级立场和意识形态所局限。而现在这种阶级立场和意识形态的局限没有了,但城市的美感却没有提升多少,这似乎是因为审美的惰性,或者说城市的美感还缺少文化积淀。只要说到城市,我们所见的词不是‘酒吧’就是‘发廊’,再不就是‘小资’或者‘新天地’之类的做旧”,并以波德莱尔的作品《恶之花》为例证,说明西方文学在这方面的情况也大致相似。显而易见,朱小如是把城市叙事本身的欠缺与不足看做是它不能登上中国文学奖的根本原因之一,虽然这样的观点未免有些偏颇,但却能从文学史的角度对我们的城市叙事进行分析,无疑为人们提供了一种问题意识和探讨问题的方式。

  由是可见,朱小如对这些问题的解读、分析所显示出的深度和专业性,既有“整体性”的思维又不失方法的灵活多样,引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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