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文学的“味道”(张涛)

——关于东北文学文脉与风致的札记之一

　　莫言在2001年有过一次讲演，讲演的题目是《小说的气味》。彼时的莫言还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莫言在演讲中主要谈了一个问题，就是作家创作与故乡的关系。莫言说：“从某种意义上说，大马哈鱼的一生，与作家的一生很是相似。作家的创作，其实也是一个凭借着对故乡气味的回忆，寻找故乡的过程。”只要我们回溯一下中外文学史，看看那些优秀的、伟大的作家的创作历程，就会发现莫言的说法是很有道理的。

　　我以为优秀的作家，在其创作过程中一定会与故乡有着千丝万缕的、扯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故乡是他们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在他们的文学生涯中，或是反复书写故乡的人与事，如鲁迅笔下的绍兴、张爱玲笔下的“旧上海”，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再如美国作家福克纳，他最主要的作品都是在写他的故乡——约克纳帕塔法；或者在故乡的生活直接塑造了作家的人生态度与文学风格，如鲁迅在故乡经历的家道中落时的生命体验，让他体味到了人性的冷漠与世态的炎凉，这对他日后的怀疑主义与反抗绝望的文学风格均产生了重要影响。环顾中外文学史，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从遥远的文学史，回到我们身边，在我们东北文学的历史中，我们同样可见东北作家与这片黑土地的紧密联系，以及由此生发出来的独具特色的文学味道。

　　东北作家群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重要的足迹，在这其中萧红与萧军是影响比较大的两位作家。离开东北到上海后，他们与鲁迅有较多交往，鲁迅帮着他们出书，为他们的新书作序，还与他们有较多的通信往来，尽一个长者的所能帮助两位来自东北的文学青年。在这些文字中，除了关心提携文学后辈外，鲁迅也数次谈及了“二萧”在文学创作中的成就与问题。我以为，鲁迅对“二萧”文学成就的敏锐体察，道出了东北文学独特的味道与风韵。上海文坛有人批评萧军的作品有土匪气，鲁迅在1935年9月1日写给萧军的一封信中说：“‘土匪气’很好，何必克服它，但乱撞是不行的。”鲁迅在给萧红的成名作《生死场》所做的序言中，赞扬萧红对“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我以为，鲁迅所言的“土匪气”与“越轨的笔致”，大体上触及了东北文学“味道”的精髓所在。或者我们可以说，“野性”与生命的“力度”是东北文学“味道”的本质所在。这或许是由我们的地域特点与文化历史所决定的。

　　如果单纯地论文化，我们没有中原文化的悠久与厚重，也没有江浙文化的细腻与精巧。但这片未经烂熟文明“浸染”的土地，最大程度上保留了生命中的“野性”与“力度”。加之沃野千里的平原，贯穿其间的大山大河，以及到了冬季的“北国风光”，为这“野性”与“力度”又带来了博大与冷峻。

　　我以为，作为东北的作家应该固守这份难得的独特的地域文化馈赠，由此来生发构建起自己的文学世界。这份独异的文化地理是东北文学创作的根基所在。我们东北的作家的着眼点主要不该在“北上广”，该在这片黑土地上。即便是写“北上广”，也该以我们的文化视角来写。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沈从文的创作或许能给我们东北作家带来一些启示。当年沈从文离开湘西独自在北平漂泊时，开始并没受到多少关注，但后来，他带着他的“湘西世界”开始在现代文坛上崭露头角，直到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名家。其创作的影响，时至今日仍然“在场”。我们从沈从文的作品中可以发现，这些创作或是展现湘西世界的淳朴与宁静，如《边城》；或是以“乡下人”的视角审视城市文明，即以乡土文明批评城市文明，如《八骏图》。如果我们东北作家，也能如沈从文一般，用“边缘”视角来看待我们的时代与周遭，从“大东北”看“北上广”，借用主席诗词来说就是“冷眼向阳看世界”。以“大东北”的“冷”看“北上广”的“热”，或许能看出一番“新天地”。这“别有洞天”的视角与姿态，或许才是东北文学的特色，乃至于是对当代文学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