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集《灵魂课》：历史视域中的底层命运(郑润良)

　　短篇小说集《灵魂课》收录了朱山坡“自以为得意的篇什”，包括获首届“郁达夫文学奖”的《陪夜的女人》、登上“2012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的短篇小说《灵魂课》等。朱山坡有理由为这些作品得意，不仅仅是因为它们的获奖或被各种选刊转载、引起广泛反响，关键在于这些作品所蕴含的经验、视野、想象力及其对底层乡村的悲悯情怀。正如评论家谢有顺所言，“朱山坡的短篇小说以简约的语言、从容的叙事、奇崛的想象力，彰显出了一种先锋的品质。他的小说所表达的独异的精神体验，在中国‘70’后小说家中独树一帜。”《灵魂课》因此值得引起更多人的关注。

　　当代文学中有所谓“寻根文学”，在我看来，对于一个作家而言，要获得创作上的成功首先也要寻找自己的“根”，也就是他经验最集中、感受最深切的地方，从中开发自己的创作灵感。朱山坡本名龙琨，出生在广西玉林一个叫朱山坡生产队的小村落。我想，当他用“朱山坡”作为自己笔名的时候，他已经触摸到了自己创作的根。他在基层乡镇工作了好多年，对于农村的历史及现状更有了丰富的了解与独特心得。这些都决定了他把创作重心聚焦在乡村，也就是生于斯长于斯的脚下这块既贫瘠又沉重无比的土地以及这块土地上的人们。而要深切理解这块土地还必须具备历史视域，必须在纵深的时空中观照乡村及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的命运的变迁。

　　《灵魂课》大部分篇什的主人公都是农民，既有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挣扎在贫困中的农民，也有新时代漂流于城市的农民，因此从“互文性”的角度而言，《灵魂课》中的诸多小说构成了一个整体，见证了历史视域中乡村与农民命运的流转。

　　《爸爸，我们去哪里》以一个乡村少年的视角，叙述了一个发生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故事。小说中的“我”跟随爸爸到镜县看即将被处决的伯父，途中遇到一个带着哺乳幼儿去看临刑的丈夫的妇女。很显然，小说中的伯父和那个妇女的丈夫都是在那个荒唐的年代含冤而死的。小说中作者精心设计的场景是一大堆人围在关犯人的氮肥厂大门外。这些人中有一些是犯人的亲属，比如“我”父亲和那个妇女，但也有很多是来看热闹的，还有个壮汉专门靠驮起别人观看犯人来赚钱。这些人无疑仍属于鲁迅先生所说的“看客”的谱系。那位妇女也想让壮汉帮她，父亲出于同情帮她出钱，并说服了壮汉。这里，“看客”的形象发生了一些细微的变化，注入了些许人性的光辉。当犯人被运走后，他们吃剩的最后一餐成为“看客”们疯抢的对象，包括“我”父亲，“拖着我，机敏地争抢着红烧肉，一边大把大把地往嘴里送，一边低吼地责怪我吃得太慢，痛斥我馋吃那些不值钱的豆腐……”一个刚刚还为自己的兄弟即将去世而痛心的男人转眼为自己的儿子不懂得抓住机会吃红烧肉而痛心，这种荒唐的场景有力地凸显了作品所表现时代的荒唐。同时，在文学作品中，“父亲”往往代表了一种精神偶像。而标题中“爸爸，我们去哪里”以及小说结尾的反转“儿子，我们去哪里”都喻示了偶像的沦丧与时代的迷失、茫然感。当“父亲”都找不到方向时，“儿子”又将如何面对这个世界呢？

　　从整体设计而言，《爸爸，我们去哪里》是一篇高度寓言化的短篇小说。但在细节处理上，又非常细腻写实。二者的结合使这篇小说呈现出独特的光辉。

　　《捕鳝记》也是一篇将想象力与写实功夫结合得很完美的小说。小说写乡村少年“我”在饥饿的驱使下深夜跟随“父亲”捕鳝的遭遇。由于没跟上父亲，我迷路了，在一个岩洞里遇见了瘫痪多年、突然失踪的母亲。母亲告诉我村里失踪的人们都在这里。最终，我顺从地躺到了母亲的身边，惊喜地发现身子底下都是鳝鱼。显然，“我”的母亲已去世多时。“我”是在饥饿濒死的幻觉中见到母亲的。作者把饥荒年代的恐怖场景用魔幻现实的手法呈现出来，有一种触目惊心的效果。

　　历史与现实绝非断裂的关系，乡土中国的种种问题脉络也不会一夜消失，这或许是五四以来鲁迅先生开创的乡土文学绵绵不绝的原因。只有对历史有着透彻的理解，在现实的书写上才能达到别人无法企及的高度。

　　《山东马》是一篇让人倍感沉重的作品，它让人看到了底层内部的互相倾轧。米庄的阙三兄弟用一头牛换回了一个精神病人当马使用。农民阙三到了镇上就变成了绝对的弱势群体。城管砸了他的马车还罚他款。回村之后，他把一腔怒气发泄到比他更弱小的精神病人“山东马”上，结果自己反被“山东马”打死了。相对于城管，阙三兄弟无疑是底层人。在城管面前，阙三完全找不到自己的尊严。而阙三把更弱势的精神病人当家畜使用，把他非人化，实际上是在复制上层对底层的剥削逻辑。小说中有几个细节意味深长。“山东马”被阙三暴打之后，“头一歪，双眼翻白，看上去的确死了，但头颅、嘴角和鼻孔连血也没流下一滴……”阙三死的时候也一样，“头壳碎裂了半边，脑浆都一团一团地流出来了”，但却连一点血也没有。这里无疑使用了象征手法，无血表明他们“非人”，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人。在近年流行的“底层叙述”中，许多作家乐于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充当底层代言人，一味把底层塑造成被欺压侮辱的对象。这并没有错，但显然把问题简单化了，把底层的复杂性抹杀了。底层事实上也一直在复制“主流社会”的逻辑，底层内部同样存在阶层分割和残酷争斗，这是作者提示我们必须看到的更深刻的事实。

　　据作者的说法，小说《灵魂课》原名《灵魂客栈》，后来改成现在的名字。在我看来，“灵魂客栈”这个名字更符合小说的题旨。小说的中心场景是一个专门为异乡人存放骨灰盒的客栈，“客栈的租客，怎么说呢？都不是权贵和有钱人，他们大都不是本市户口，是漂泊在这个城市里的散兵游勇，他们送来的要么是亲人，要么是朋友，客死他乡却不急着叶落归根的微不足道的灵魂。他们暂时把他们安放在这里，等到过年回家了，等到死者亲人的悲痛减轻了，或等到连低廉的房租都交不起了，才把他们带回乡下去。也有一些，生前就反复叮嘱甚至哀求，死后不要把他们带回乡下，花花绿绿的城里的生活还没过够呢，房子呀，车子呀，还没有买，我不甘心半途而废回到乡下去，被别人瞧不起，自己也难受。这部分人便成了我们客栈长期固定的‘房客’。”通过“灵魂客栈”这样一个象征意味浓厚的“意象”，小说已经暗示了当下乡村的空壳化与“空心化”。城市成了乡下人魂牵梦萦却又无法安身的渊薮。小说写一个乡下老人两次进城的经历。第一次她误以为儿子阙小安已摔死，进城去找儿子的灵魂。当她发现摔死的其实是阙小飞，她依然坚持把儿子拉回去，因为城里到处是高楼，她担心儿子迟早会摔死。第二次她把真的摔死的阙小安的骨灰盒送到客栈，因为阙小安想留在城里。这个寓言色彩浓厚的故事，真正的主人公应该是阙小安，虽然他出场并不多。阙小安活着，但他母亲一直预料他会摔死，后来他果然摔死了，把自己的魂魄留在了城市。阙小安的命运象征着底层农民在城市里精神上漂泊无依，同时人身安全极度缺乏保障。

　　朱山坡短篇小说里广泛出现的象征、寓言手法以及中心意象的使用都让我们联想到作者同时还是一位出色的诗人。可以说，将诗歌写作手法在短篇小说中的成功使用使得朱山坡的作品呈现出奇异的光辉。朱山坡自陈，“十年前，我发现了一个‘秘密’：对写小说而言，想象力和虚构能力比生活经验更重要。”在我看来，这句话应该理解为作家在想象力与经验之间达到了某种微妙的平衡。这种平衡产生了《捕鳝记》《灵魂课》等诸多佳作。但如果这种平衡不够，过于信任想象力和虚构，那样情况就不是那么乐观了。比如小说《送我去樟树镇》虽然拆解了“鬼故事”，但也沦为了意义不大的文字游戏。想象力对朱山坡而言是优长，但也可能成为陷阱。而跳出陷阱的方式其实朱山坡已经找到了，那就是“阅读、思考、观察、争论、情怀，与虚无的抗争，对世俗的质疑，神经病一样对一切存在的东西进行永无休止的探究和追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