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政治经济学的牛顿”(李宏图)

亚当·斯密及其《国富论》手稿

　　1723年6月，亚当·斯密出生在离苏格兰首府爱丁堡不远的科卡尔迪，虽然斯密出生前父亲就已去世，四岁时也险些被吉普赛人拐走，但幼年的斯密还是受到了家人的格外关照，并已经表现出过人的聪颖。十五岁时，他便进入格拉斯哥大学就读，在这里，他首次接触到了苏格兰启蒙运动，并成为被誉为“苏格兰启蒙运动之父”的弗朗西斯·哈奇森的学生，受到其直接的教诲。在格拉斯哥大学学习四年后，由于得到了一笔奖学金，斯密进入牛津大学学习，但很快就对这一古老的学府深感失望，因为教师无心教学，整个学校也毫无活力。于是斯密在图书馆广泛阅读，这对他日后构建起自己的思想体系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结束牛津大学的学习生涯后，1751年，只有二十八岁的斯密成为格拉斯哥大学的逻辑学教授，后又担任道德哲学教授，在多年思考和讲授课程的基础上，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起初，出版商对这本书的销售并不乐观，只印刷了大约一千本。哲学家大卫·休谟知悉此书即将出版，就说道，这本书一定会获得成功。这本书出版后也被认为“不仅是一个伟大的心灵，同时也是整个时代的一部呕心之作”。两年后，历史学家吉本曾经这样评价斯密：“这位哲学家向世界呈现了一部迄今为止最为深刻、系统的关于贸易和税收的专著，这一专著足以令作者本人自傲，也定会为全人类带来福祉。”的确，这本书不仅对英国的历史进程，而且对现代社会的发展都起到了重要的影响。斯密的学生约翰·米拉对自己的老师给出了这样的赞誉：他是政治经济学的牛顿。今天格拉斯哥大学把亚当·斯密当作他们学校最伟大的一个学者，也是学校声誉的代表。当然，对于一所大学而言，能够出现这样伟大的思想家也是值得自豪与骄傲的。

　　斯密为什么要写作这本书，正如他自己所说，是要探讨国民财富的增长，回答对于一个国家和其人民来说，实现财富增长的动力在哪里。对此，回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也不难理解。当时的英国正处在工业革命的初期，工业的发展，不仅仅意味着产量的增加，更是在生产组织形式，社会关系等方面的彻底变革。现实的社会状况能否适应这些正在发生的变化？现有的政策和体制又该如何进行调整与改变？更为迫切的是，所有这一切需要思想观念的转变。因此，思想家必须要站出来对此加以阐释，对未来社会的基础和样式作出分析。

　　十七、十八世纪的很多思想家往往从政治契约的维度来思考未来的现代社会，而斯密则从另一视角来进行思考，从而为现代的社会的转型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解释性理论。这一未来的现代社会，斯密称之为“商业社会”。他在《国富论》中说：“一切人要依赖交换而生活，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一切人都成为商人，而社会本身，严格地说，也成为了商业社会。”这一论断被学者们认为不啻是一个革命性的转折。从此，人们从自然状态进入到社会状态、逐渐形成一个社会，靠的不是一种政治性的契约，而是通过市场的交换，才把所有人都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这才是构建一个现代社会的基础。也就是说，社会的基础不再是以前思想家们所强调的政治性的契约，而是一个更密切、更频繁、更自发的交换过程。同时，市场交换不仅是未来社会的基础，而且就是社会本身。“交换就是政治经济学，就是社会的全部。因为没有交换的社会和没有社会的交换都是不可想象的。”人通过市场交换而产生交往和联系，社会也靠市场交换而得以存在和延续。因此，人们必须要在这样一种全新的理论下来思考社会的基础、社会机制的运行等基本问题。

　　在市场交换下，整个社会都会按照这一机制进行重新建构，人的身份等诸种要素也将会得到重塑。例如在市场交换中解决了人们的权利实现问题，也就是说，保障我们的权利最好的方式不仅要靠社会契约、政府等这样一些政治性的安排，还需要靠市场交换。同样，在道德的维度上，斯密将人如何从现有的社会规范特别是道德中解放出来，回答了利己与利他之间的关系，从而赋予了道德以新的含义。斯密说，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自他们自利的打算。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在斯密看来，市场的交换就是利己和利他的结合，通过市场交换，实现利己和利他，实现个人财富和社会财富的增加；实现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结合。

　　正因为如此，亚当·斯密才坚持，人们不要干涉市场的交换，特别是政府不要去干涉它，应该让它自由发展。他说，一切特惠或限制的制度一经完全废除，最明白最单纯的自然自由制度就会建立。每一个人在他不违反正义的法律时，都应听其完全自由，让他采用自己的方法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其劳动及资本和任何其他人或其他阶级相竞争。这样，君主们就被完全解除了监督私人产业、指导私人产业使之最适合社会利益的义务……按照自由的制度，君主只有三个应尽的义务，第一，保护社会，使其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侵犯。第二，尽可能保护社会上各个人，使其不受社会上任何其他人的侵害或压迫，这就是说，要设立严正的司法机关。第三，建设并维持某些公共事业及某些公共设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政府是守夜人，其功能是维系市场交换秩序不受外力的干扰和侵害。因此，从一个社会运行机制的层面来说，在这样由每个人参与所组成的“商业社会”中，有着和原先的封建社会已然是完全不同的运行法则，在这里不再是基于特权和等级，而是平等与自由的交换；社会地位的获得和得到认可，也不是因为门第和出身，而是在“商业社会”的市场交换中获得财富的多寡；同样，财富的获得不是出于特权或得到政治权力的保护，而是信用、法律与制度的完备。因此，相较于之以前的社会形态，商业社会表现为这样一些重要的特征：它是文明的，自由的，同样更是一个繁荣的社会。斯密说，每一个人都参与市场交换，每一个人都依赖市场交换，且每一个人用自己多余的生活品去参与市场交换，带来的将是普遍的繁荣——既促进了整个国家的繁荣，又使每个国民的个人财富得以增长，于是社会各阶级普遍富裕。据说，有位学生记录下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的讲座，他提到最多的便是，“富裕和自由”是“人类能够拥有的两个最大恩赐”。

　　当然，讲自由的市场交换，亚当·斯密设定了很多条件。因此，人们应该切记，自由的市场交换是有前提条件的，有关这些论述则分别体现在他的三本书中。在《国富论》中，斯密强调市场交换是平等条件下的充分自由交换。《道德情操论》一书则认为参与交换的主体必须是以同情为基础的，具有道德的自我约束，而非如十七世纪思想家霍布斯所说的弱肉强食。而在《法学要旨》这本课堂讲义中，斯密始终坚持以公正为核心的法律制度作为市场运行的框架。如果这样的法律不健全，强调市场自由就是危险的市场自由。第四个条件是劳动者在参与市场资源配置中的权利问题。综合这些条件，可以说为了市场的“自由”发展，为了市场给社会带来繁荣、自由和公正，亚当·斯密对市场的自由设置了诸多条件，也可以称之为确立起“市场的边界”。因此，我们必须对亚当·斯密所说的市场自由要有全面的理解。

　　长时间以来，人们对亚当·斯密思想的理解始终将其定格为主张“看不见的手”，让市场自由发挥作用，而这一思想通过现代思想家哈耶克、弗里德曼等人所传承和发扬，更强化了对亚当·斯密市场自由思想的构建。而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斯密不仅是自由主义者，还是一位社会民主主义者，而不是一位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倡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