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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犯罪小说女性作家得天下(陈杜梨)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4年10月24日14:10 来源:北京青年报 陈杜梨

  在对阿加莎·克里斯蒂为首的英国式神秘侦探小说进行反叛之后,美国男性侦探作家达希尔·哈米特、雷蒙德·钱德勒等人曾开创了新现实主义硬派侦探小说。然而,风水轮流转,如今这种曾大大影响了好莱坞影视的“北美硬汉”已然风光不再——

  “哈米特写的根本不是侦探小说,他写出来的只不过是关于穷街陋巷的赤裸裸的纪事,他在其中随便放进了一些疑案的成分,就像在马提尼鸡尾酒中放进一枚橄榄一样。但是总得有个人到这些穷街陋巷去。”雷蒙德·钱德勒写于1944年的《谋杀的简单艺术》是美国硬汉侦探小说的宣言。在他看来,侦探小说的主角必须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是英雄,他是一切。……他必须是他的世界中最优秀的人,对其他世界来说也是够好的。硬汉侦探小说堪称犯罪小说的美国革命,钱德勒无疑深悉这种美学。

  《谋杀的简单艺术》这篇文章是对以阿加莎·克里斯蒂为代表的英国神秘谋杀案作家的否定,钱德勒说:“我提到的一些例子都是英国的,只是因为权威人士似乎觉得英国作家在这老一套方面略胜一筹,而美国作家只够得上乙组的水平。”不过他的矛头主要指向英式谋杀小说的众多的美国模仿者:可能故事进展稍微加快了一些,对白稍微油滑了一些。要的酒更多的是冰镇的代基里鸡尾酒,不再是陈年葡萄酒。衣服是《时尚》式的,室内装饰是《美丽家庭》式的。一切都显得更加时髦了,但不一定更加真实。我们有更多的时间泡在迈阿密海滩的旅馆里和科德海角的避暑胜地,不再到伊丽莎白女王时代的花园里久经风雨吹打的日晷旁散步了。

  钱德勒推崇美国作家达希尔·哈米特所代表的犯罪小说新现实主义流派,他说,哈米特把谋杀案从威尼斯古花瓶中搬出来,放到了穷街陋巷里,哈米特把谋杀案还给了有杀人理由的人,不仅仅是提供一具尸体而已,还给了手头有凶器的人,这种凶器不是手工铸造的决斗手枪、毒箭、热带鱼。他使得写侦探小说成了一件乐事,而不是煞费脑筋搜集琐碎的线索。在这一点上钱德勒本人即使不在哈米特之上吧,至少也与其比肩。但是,哪种流派看多了都会造成审美疲劳,就硬派侦探小说来说,你可能不会烦钱德勒,但是一再地阅读那些英雄好汉,驾着车、拿着枪横冲直撞,之后是鲜血四溅的打斗场面,你也会恶心得想吐的。

  如今这些硬汉充斥着娱乐界:如果这位英雄是个警察,那他肯定是部门内的异类,太诚实忠于自我,不屑于参与办公室政治;通常还有位家人被害,多半是女性,让他们痴迷于揭露罪犯;他的婚姻早已破裂,因为他太清心寡欲,还因为他对工作投入太多。但是,他深爱着自己的孩子,还隐藏着一颗心细腻的浪漫。他整天思虑重重,独自回家。他有着某种怪癖,但无伤大雅,可能有酗酒问题,动不动就挥拳打人,他甚至不一定是美国人——挪威作家尤·奈斯博笔下的哈利·霍勒就是硬汉小说侦探制造流水线上量身打造的产品,虽然其没有哈利·波特那么有名。

  就在你再也无法容忍这些硬汉之后,另外闯入这片领地的女性作家提供了另外的风景,她们可能没有提出解决难题的方案,但是她们设置的谜团不会让自己的侦探通过非理性的手段(拳脚或者刀枪)来解答,她们描绘的战场不是低俗的夜总会、后巷、廉价酒馆和简陋的办公室,而是一个更为亲密和险恶的领域:家庭、婚姻、友谊。美国犯罪小说专家萨拉·温曼(Sarah Weinman)在她的专著《问题女儿,扭曲的妻子(Troubled Daughters, Twisted Wives)》 中给这些作家的小说冠以“家庭悬疑”之名。温曼说,家庭悬疑可以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的犯罪小说家。她们关注婚姻中的不忠和儿童的失踪等等不那么硬汉的题材。

  尼克在自己的酒吧里喝了杯午前波旁威士忌回到家中后,发现结婚5年的妻子艾米离奇失踪,玻璃桌子在地上摔得粉碎。他报了警,搜寻行动开始。但是尼克没有流露出应有的伤痛,公众开始怀疑他有罪……

  正在美国热映的大卫·芬奇导演的电影《消失的爱人》改编自美国女作家吉莉安·弗琳的同名小说。吉莉安·弗琳是家庭悬疑小说中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其他人还包括《生命不息》的作者凯特·阿特金森,《艾丽斯与罗妮的秘密》的作者劳拉·李普曼,1971年生于布鲁克林的作家萨拉·格兰(Sara Gran作品现在还没有中译文)。还有爱尔兰畅销书作家塔娜·法兰奇(《心碎港湾》等书的作者),南非小说家劳伦·伯克斯(最近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她的《消失的房间》)。

  这些作家继承了以《天才雷普利》一书闻名于世的美国小说家派翠西亚·海史密斯(海史密斯于1955年去世)和被誉为“犯罪小说女王”的英国女作家鲁斯·伦德尔(Ruth Rendell)的遗产。

  钱德勒认为英国侦探小说,是闭门造车的结果。而硬汉小说是“为那些对人生抱积极进取态度的人写作的。他们不怕事物的阴暗面,因为他们就生活在那里。暴力并不会使他们害怕,因为暴力就出现在他们所处的街头。” 其实际情况却是,犯罪小说的大多数读者,很少与罪犯或警察打交道,从来没有遇到过黑帮老大、职业杀手、持枪歹徒和毒品贩子,顶多是经历钱包被偷,或者是家里曾经进过贼。

  而家庭悬疑小说为读者掀开了当前社会中最黑暗的一角,尤其是那些家庭内的黑暗涌动。如果说家庭悬疑这种新的、以性别为中心所划定的犯罪小说类别有什么共同点的话,那就是它们都关注罪行所造成的阴影,描绘暴力和死亡给经历者所造成的沉重伤害,告诉读者这道伤疤会在岁月里越来越恶心,越来越丑陋。而伤害几乎是每个人都曾经经历过的,因此据说大卫·芬奇希望《消失的爱人》的上映会让1500万对夫妻离婚。

  所以说当前犯罪小说家中令人兴奋的、给人启迪的多是女性作家,而非北美的硬汉。她们那些家庭悬疑小说的创造根植于日常的生活,击中了我们潜在的恐惧,以一种新鲜,聪明,前瞻的方式揭露了人类行为的隐晦影响,开启了悬疑犯罪小说的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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