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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于所当行 止于所不可不止(赵大民)

——从孙犁《铁木前传》无后传说起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4年10月24日14:00 来源:天津日报 赵大民

  《铁木前传》是孙犁先生的代表作,自上世纪50年代末问世以来,广受好评,甚至有人说在阶级斗争天天讲的年代里,孙犁先生能写出这样一部小说,特别是塑造了小满儿这样一个人物,简直是“文学的奇迹”。去年纪念孙犁先生百年诞辰,又出版了这部小说的“纪念版”,不仅收入了张德育的精美插图,还广纳博采地收辑了小说问世后几乎所有的新闻报道、专家评论以及作者本人的答记者问。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为研究孙犁的小说,提供了可靠的参照。

  我对《铁木前传》情有独钟,从最初阅读那天起,便觉得非常适合改编成舞台剧,直到去年先生百年诞辰,又激起了搁置已久的心底波澜,终于拿起笔来,实现了五十多年前的夙愿(此剧的重点场次,已发表于2013年5月20日的《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上,并附有改编者手记)。现在我想要说的是,这样一部受到广大读者喜爱,而作者又觉得情犹未尽的作品,为什么只有前传,而没有后传?围绕这个问题,先生在答记者问里也有所涉及,但在不同的时间段,说法也不尽相同。如在回答吕剑的访问时,先生明确表示“还想写这部作品的续集”。他(孙犁)说:“我想在续篇里写到中国农业合作化高潮为止。前传已出现过的人物,还有将要出现的新的人物,他们的性格、命运、前途,随着生活的推移,将有很大的变化和发展……”这些话虽然说得比较笼统,但孙犁想写这部小说续篇的语气是肯定的,可惜登载在《铁木前传》纪念版的这篇《孙犁会见记》,没有注明发表时间,只能猜测它是比较靠前的,因为后来几次涉及写“后传”的谈话,先生都采取消极甚至是否定的口气。如在1980年9月16日《答吴泰昌问》一文中,孙犁是这样说的:“写小说常常是青年时代的事。人在青年,对待生活,充满热情、憧憬、幻想,他们所苦苦追求的,是没有实现的事物,就像男女初恋时一样,是执著的,是如胶似漆的,赴汤蹈火的。待到晚年,艰辛历尽,风尘压身,回头一望,则常常对自己有云散雪消、花残月落之感……”最后,他肯定地说:“与其写不好,就不如不写。所以《铁木后传》一书,是写不出来了。”

  以上所引两篇文章,大都写于上世纪80年代末,这时先生已经六十七八岁,历尽劫波,在“文革”中,为《铁木前传》一书,备受煎熬,身心都受到极大摧残,有些心灰意冷,这完全是可以理解的。我疑惑的是,《铁木前传》成书于1956年初夏,到“文革”开始,有整整10年的时间,那时先生只有四十多岁(确切说是43至53岁),正是创作的黄金时段,以先生的才情,以书写《铁木前传》时那种出神入化的叙事技巧,再写一部四五万字的中篇小说,应该不是很困难的事。但岁月荏苒,星移斗转,这部呼之欲出的“后传”,却始终没有出现。有人把它归结为先生的身体状况,因为孙犁在与阎纲、吴泰昌、吕剑等人的通讯里,都曾谈到自己身体状况欠佳。他说:“《风云初记》没有写完,是因为我才情有限,生活不足……《铁木前传》则是因为当我写到第十九节时,跌了一跤,随即得了一场大病,住疗养院二三年。在病中只补写了简短的第二十节,草草结束了事。”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是为了培养新人、启迪后辈,占去了先生大部分本来可以用于写作的时间。

  这两种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也都有事实依据,先生过早地放下了小说家的笔,拿起了耕堂的木铎,有时一天要写四五封信,寄到四面八方,犹如鹿洞春风,吹遍南北,使文坛多了一批翘楚,而在小说的百花园,却少了一枝最绚丽的奇葩。关于这方面的话题,人们已经谈了很多,但我觉得这些都是现象,还没有说到事物的本质。我认为一部经典的诞生,除了作家的才情、阅历、学养、技巧以外,在作家心灵深处,一定还有不为人知的东西,这些不为人知的东西,才是推动作家完成一部作品最原始的力量,这种力量一旦释放殆尽,作品也就完成了。孙犁先生在自己这部精心制作的小说里,从布局、叙事,到人物性格的塑造和故事情节的铺排,完全如行云流水,自然天成,极尽曲折、跌宕之妙。最后首尾照应,童年起童年终,韵味绵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认为先生这部小说已经写完了,《铁木前传》也就是《铁木“全”传》。我所以做出这个大胆的判断,绝不是妄加猜测,故作惊人之语,我是在改编过程中,无数遍地细读原著,辨析每一个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所作所为,特别是作为主人公的铁木二匠,是否完成了作家赋予他们的历史使命?他们的价值追求和性格发展,是否被推向了极致?所有这些,我都得到了肯定的回答。请看作家是怎样把故事推向高潮的:

  木匠黎老东请铁匠傅老刚到自己家里来打车,这时,两个老朋友,显然已经站在不同的位置上,过去是两个人给人家做工,所以是兄弟,是手足。这一次,傅老刚越来越觉得黎老东不是同自己合作,而是以东家的身份,在监督雇工。书中写道:

  黎老东说:“亲家,我过日子越来越细了,你不要笑话我,我要积些钱给六儿他们把房子盖好。我想,你是不争这些的。”傅老刚以为他要提九儿和六儿的事了,抬起头来听着,谁知道下文却是这么一句话:“这些日子,就当你们是在老家度荒年吧!”

  最后一句话,十分激怒了傅老刚,他把饭碗一推,立起身来说:“亲家,我不是到你这里来逃荒要饭的呀!”他叫女儿出来,提起水桶,泼灭了炉灶,他打整好小车,推到了街上来……

  这幕悲剧的发生,几乎惊动了全村所有的人,大家都来劝说,但傅老刚肯定是不再回去了。作家以层层递进的方式,把两个人物的心理境界,一步一步地推向顶点,也紧紧攫住了读者的心灵。至于今后的走向,作者在傅老刚走后,插入了黎老东反省悔恨的一段独白,也预示了他们的前景。

  行文至此,我想举一辈古人为例。苏轼是宋代的散文大家,他的《前后赤壁赋》脍炙人口,特别是《前赋》的文学气象,可以说包罗万象,横绝千古,大至日月星辰,小至江风水色,无不融入作者的笔端,有诗情,有画意,有哲理,是古代散文中的极品,说它是“思接千载,视通万里”一点也不过分。但到了《后赋》,就大不相同了。虽然两赋都出自一人之手,却不在一个水平线上。《后赋》完全模拟《前赋》的模式,自作应声之虫。不但没有使读者增加新的审美享受,反而冲淡和抵消了读《前赋》留下的美好印象。无怪乎历代的古文选编,除“二吴”的《古文观止》以外,大都只选《前赋》而不选《后赋》,两赋高低,判然可见。苏轼在总结自己的创作经验时曾说:“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这是说写文章要有充实的心境(意)和挥洒自如的笔力(技巧)。下面又说为文之道,应“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这一创作经验,对照《前赤壁赋》可以说恰如其分,久验不爽。如果对照《后赋》,其差距则不可以道理计,只能说大匠手下,也不免有败笔了。

  现在再说到孙犁,先生博古通今,胸罗万卷,深谙为文的“行止”之道,他在这部小说里,把铁木两家两代人的命运,包括六儿、九儿和四儿们的理想追求、生存困境,勾勒得面貌清晰,入情入理,营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缩影,使读者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令人感觉遗憾的是,对于小满儿内心世界的开掘,还稍显不足。她是个神秘的、性格复杂的人物,她美貌、单纯、灵秀,她身上既有对情欲的诉求,又有自卑和无奈;既有对命运的抗争,又有自暴自弃、自我毁灭的暗影。她是一个可以穿透历史时空,对今天的读者也能引起共鸣的艺术典型。作家对这个人物寄予了极大的同情。说老实话,《铁木前传》所以能让人百读不厌,小满儿应该是最大的看点。孙犁先生能在那个时代创造这样一个人物,不仅为这部小说增添了异彩,也为现当代小说人物画廊增添了一个新的图谱。这个人物从一出场顶着笸箩上碾台,到与干部(孙犁)深夜倾诉身世,一直到最后夹着包袱跳上六儿的新车,始终充溢着青春的活力和人性的光辉。这个超尘绝世的美人,究竟去往何方,孙犁没有具体交代,给读者留下了巨大的想象空间,真正做到“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这也许正是这位文学大师的过人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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