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陆乡村的前世今生(王菱)

　　矢志驾驭多卷本《乡村志》，全因贺享雍内心深处所怀揣的对普通乡村生活作精确描述的决心与使命。贺享雍是一位拥有文化自信、生活自信和创作自信的乡土小说作家。在既往的乡村书写中，他的长篇小说作品《苍凉后土》、《遭遇尴尬》、《土地神》、《怪圈》、《村级干部》、《猴戏》等均能体现其强烈的主体意识：即怀抱乡土精神，不以城市生活为理想对照物，而是执着地扎根于乡土社会的人脉与风物。

　　在《乡村志》系列长篇小说的写作中，贺享雍成为了一个对自己的实际关系感到不确定的观察者、历史记录者，他不是在为农民、进城务工者、乡村企业家、乡镇干部、村医等写作，而是在写关于他们的故事。在《乡村志》里，乡村的社会价值以一种复杂的方式被戏剧化地呈现出来，作家要提示的一系列问题似乎也正是在这里产生。生活的充分积累赋予了贺享雍乡土小说创作的深厚土壤，他密切关注朴实的村庄日常生活，关注普通人，描绘他们的内心世界和自我，敏锐地捕捉乡村的心灵及其变迁，与乡村世界的内在灵魂相沟通，并拥有真切叙述乡村人物语言的能力。他不仅对乡村生活和乡村文化有真正的熟悉，还以深厚的乡土精神为内在依托，还原出了深层的乡土文化，展现出乡村社会在时代裂变中的真实状貌、复杂心态和内在精神。

　　《乡村志》同时立足乡村的真实境遇，将一直被阻挡于文学视线之外的真正的生产劳作与生产关系、生存样态呈现于作品之中。贺享雍对待乡村的态度既不是雷蒙·威廉斯在《乡村与城市》一书中批判的“田园主义怀旧”，也非“城市进步主义”，而是在时间和空间上展望未来，也回顾过去，以一个观察者的视角，将城市与乡村的关系作为一种经验，同时也作为问题谨记在心，努力以周全的历史细节和生活证据，将这种关系，尤其是乡村基于城市的异质性存在作为社会、文学和知识史事件加以详尽地阐述。

　　作为一个有着恢弘结构的长篇小说系列，《乡村志》在结构文章时刻意加入了大量的方志内涵。乡土不完全是一种空间上的名词，而是形而上的文化综合体，是一个区域里的文化传统、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历史变迁、宗教信仰和其它特质的混合体和聚合体，更是一种文化认同。由此，贺享雍考察川东北地区的地理人文，宗教信仰与神话传说，并进行了深入地挖掘，将之与半个世纪以降的贺家湾故事融合起来，使贺家湾这个川东北的村庄意象更加丰满，并充满着村庄的泥土气息。

　　被排除在历史叙事之外的农民在日常生活中的言说，展示着这个他们“说话”的历史和隐含其间的伦理、智慧、品性等，最根本的是，“说话”就是他们具体的日子。作品中大量运用的方言，是泥土气息的素材来源。个性化、带着泥土生活气息的人物对话、鲜活的口语、地方气息浓郁的方言，再现了乡村的生活细微场景。大量生动的乡村生活的细节刻画，增强了泥土气息的浓度。关于村庄的伦理宗法是诞生泥土气息的根基，原乡生活的风土人情则是乡村泥土气息的有力粘合剂。

　　《乡村志》展示出来的川东北乡土地域的特殊生态景观、风土习俗、文化品格、乡土情感等，规定了这块土地的自然性存在，也充分体现了其作为乡土文学的自身特性。在《乡村志》的故事里，乡村情感既与传统儒家文化相关联，存在传统封建的家长制一面，又有质朴真诚、体现更质朴人性的一面，更凝聚着中国式乡村悠久的历史、民俗和生活方式。《乡村志》关注乡村人物“挣扎”，不仅实现了乡土文学的最基本使命，更深度地体现了川东北地区的地域性特征——因为深度体现地域性的恰恰是人，即蕴含了独特文化精神的人物个体，这正如翠翠之于《边城》，白嘉轩之于《白鹿原》。

　　贺享雍不是贺家湾的“异乡人”，他是一个“内部信息”的传递者，但怎样才能保持一种既内且外的叙述者声音，需要思考如何保持一种批判审视的距离。他写干群关系的对立以及权力之恶，不单指向干部的道德，也揭示乡村政治体制的弊端，并从权力文化层面，期待建立现代化的民主法制的政治体制。《乡村志》是贺享雍人生的领悟，也是其生活的馈赠。他用深情书写乡村，更用智性审视乡土；既有乡愁的笔触，亦有法理的牵绊；既描摹乡村的粗鄙，又刻画乡野的诗意。《乡村志》呈现出当下的乡村最真实的个性，不疏离，不隔膜，打碎田园幻象，将边缘化的村庄写入文学的世界，深刻阐释了乡村生活的多重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