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儿童文学的精进与提升(李墨波)

李学斌

李东华

安武林

孙卫卫

　　近日，“当前儿童文学的精进与提升——李学斌、李东华、安武林、孙卫卫创作研讨会”在京举行。研讨的四位作家，都出生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在 新世纪前后走上文坛，目前已成长为我国儿童文学的中坚力量。尽管他们创作风格不同，但其所体现的童年观念、审美旨趣却一脉相承，不仅反映了当下中国儿童文 学创作的基本特征，而且符合现代文学创作的本质和规律。他们的创作都秉持了“弃绝时俗，塑型成长”的纯正文学理念，艺术上孜孜以求，文体上互渗、互融，呈 现出“跨文体、多元化”文学风貌。举凡儿童文学诸多文体，如小说、散文、诗歌、童话、评论、随笔等，他们都有所涉及，频出佳作，并获得了社会的广泛认可。 四位作家曾先后获得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等大奖，他们的创作在当下青年儿童文学作家群体中颇具代表性、典型性，对他们作品的研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对中国 当代儿童文学的一次审视和检阅。

　　回到童年，回到现场

　　孙卫卫的散文集《小小孩的春天》，为我们呈现了一个趣味盎然的童年。他的作品通常摄取童年生活的片段，在温馨的回忆中，呈现童年的生动和美好。

　　在评论家樊发稼看来，由鲜活生动的细节来支撑起亲切感人的叙事，是孙卫卫散文的可贵之处。这样的细节在他的作品中比比皆是，例如他写到自己的淘 气：“冬天，和表妹闹别扭，我故意小便在她的棉鞋上，棉鞋是布做的，她拿到火炉上烤，烤着了。”比如他小时候想成为邮递员的孩子：“我上小学时，对邮递员 非常崇拜：邮递员每天送那么多报纸和杂志，想看哪个就看哪个，真好！接受他服务的每一个人都那么感激他……我想象着有一天也能成为邮递员，骑自行车骑得飞 快……不能成为邮递员，成为他的孩子也挺好，每天可以看报纸和杂志，还可以骑专门为邮递员配备的自行车……”他还想成为“我们村一个瓜农家的孩子，躺在瓜 地里，想吃哪个就摘哪个”。

　　从孙卫卫质朴的描述中，一个充满稚气的儿童形象跃然眼前，让人忍俊不禁。如此真挚的描写正是来自于他童年的细致观察。这些从童年记忆中随意捡拾的细节，在孙卫卫的笔下绽放出温馨而耀眼的光芒。

　　事实上，孙卫卫所书写的童年并不是虚构的童年，也不是对当下儿童生活的摄取和呈现，他写的就是自己的童年。在书写的时候，孙卫卫自觉地回到童年 的经验，调动其关于童年的记忆，以此接通童年与成人、读者与作家之间的情感通道。对于孙卫卫来说，回到童年是一个重要的写作方式，童年记忆也成为他写作的 重要资源。

　　在李学斌看来，儿童文学作家要了解今天的孩子，首先要向自己的内心展开回忆、思索、挖掘、探察。“这就意味着，必须首先要了解童年的自己，熟稔 内心深处童年的记忆、童年的体验、童年的形态、童年的梦想。因为无论是哪个年代、哪个民族的孩子，其童年心性、生命本质都是一样的。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时 代怎么变幻，童年的核心价值一脉相承，童年的基本情态，童年形而上的成长蕴涵绵延不绝、生生不息。从这个方面说，了解童年的自己，就是了解今天的孩子最本 真的一个方面。”李学斌以林格伦为例，她的《长袜子皮皮》自发表以来，风靡全世界。全球的孩子都把皮皮当成自己的知己。林格伦说：“我写的‘长袜子皮皮’ 就是童年时的我自己。”所以要了解今天的孩子就要重新体验，重新审视童年的自己，然后在作品中把自己“心目中”的那个孩子写出来。无独有偶，德国儿童文学 大师凯斯特纳也曾说过：要做一个合格的儿童读物作家，不在于了解现实当中的孩子，而在于了解记忆中的孩子。记忆中的那个孩子就是童年的自己。

　　在完成“向内转”，了解属于心灵中的孩子之后，作家还应该“向外转”，回到儿童生活的现场，去深入地了解儿童，熟悉现实中的孩子。当然这种熟悉和了解，不是那种肤浅地表象化地直接切入孩子们的生活，而应该用心去细致体察。

　　李东华坦言，要想真正地能够明白孩子们的心理，就要很好地把握“儿童性”，而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有时候你觉得你懂得什么是‘儿童性’， 其实那依然是你自己心目中的‘儿童性’，其实你离儿童真实的内心还很远，你依然自觉不自觉地被很多偏见所蒙蔽——恰恰在你以为自己已经在儿童面前蹲下来 了，你是很平等地对待他们的时候，你更需要警惕，警惕自己那种善意的偏见，或者因为站在道德的制高点而裹足不前。这就要求要到鲜活的生活中去，放下自己之 前内心的很多判断，让孩子们的生活本身告诉你什么是儿童的生活。”

　　关于童年的内涵，有变的一面，也有不变的一面。变化的是社会和时代，是生活的变迁，是当下的文化环境和教育背景；不变的是“儿童性”，是不同时 代的童年都共同拥有的那些特质，比如孩子们喜欢玩，喜欢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行动，喜欢天马行空的幻想，喜欢别出心裁的、不拘一格的创造……这些都属于孩 子天性中的“共性”的“不变”一面。李学斌认为，“我们现在的儿童文学，大多仅仅是热衷表现现实中的孩子，表现他们现实的童年生活状态。这样的写作，实际 上就是‘匍匐在地上’、缺乏‘形而上’童年本质蕴涵、缺乏‘童年精神脊梁’的‘表象化’写作。这样的写作，缺乏童年生命超越时空、激荡心灵的那种核心元 素、情感力量。这样的作品，往往故事情节单薄、形象扁平、蕴涵寡淡。”因此在他看来，理想的儿童形象，血肉丰满的童年形象，必须是由两个方面构成：一个是 现实中的儿童，一个就是理想的儿童。“林格伦、凯斯特纳这样的儿童文学大师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们表现了两个合二为一的童年形态，他们表现的童年形象是立 体的、血肉丰满的，是可以跨越时空的。它既有‘形而下’，又有‘形而上’。而我们的许多作品往往做不到这一点。我们的许多儿童文学作品只有‘形而下’，没 有‘形而上’。”

　　跨文体、多元化的写作格局

　　在我们所讨论的这几位作家中，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他们的跨文体多体裁的写作，除了孙卫卫较为专注于散文写作领域之外，其他三位作家对不同的儿童文学体裁都有所涉猎，而且创作质量都属上乘。

　　李东华的儿童文学创作始于儿童诗，其后又创作过童话、小说、散文，同时涉猎儿童文学评论，从幼儿文学《猪笨笨的幸福时光》到青春文学《薇拉的天 空》《远方的矢车菊》，到成人文学《桃花鱼》，再到文论集《思无邪：当代儿童文学扫描》，她的创作横跨多种文体，常常在不同的体裁选择中完成自己的华丽转 身。创作的感性与研究的理性融于一身，为她的儿童文学创作提供了较为完备的知识结构以及开阔的创作视野，对她的创作形成持续积极的影响。

　　对于不同文体的涉猎，也许并不是李东华有意为之，工作上偶然的机会常常成为她进入一种文体的契机，但是在这种不断的转换中，在尝到“甜头”之 后，这种多元化跨文体的写作渐渐变成一种自觉：通过不同文体的写作，来丰富自己的写作技巧，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来加深对儿童文学的体悟。

　　李东华已经习惯于对生活本身作出积极的反思，她也擅于去充分调动个体的生活体验与感受，大胆发挥她的文学积累与才情。她的创作既发挥了她女性创 作的优势，同时也在努力扬弃女性作家的弱势，积极拓宽自己的创作视野，她的《少年的荣耀》将叙事伸向历史与战争年代，就是一次勇敢的突破。正如李丽芳所 言，“随着创作积累日渐深厚，李东华的儿童文学世界俨然自成一体，有充分的理由可以预见，不久的将来她的创作更会发生一种‘突变’，她的儿童文学事业将会 行进至更具标志性的高度。”

　　安武林的写作历程也经历了这样跨文体的尝试。他最早写儿童诗，后写童话和散文，最后写小说。他从写诗歌入手，经历了诗歌语言的历练之后，因为文 学表达的需要，下意识地扩大文体的写作范围。虽然诗歌的创作经历，也曾给他的中长篇小说的写作带来制约，但是最终还是受益良多。诗歌成为他所有作品的底 色，即便是小说，也或多或少能带出诗歌的色彩来。“也许是不经意的几句话，就能暴露出我是从写诗开始入手的这个轨迹。我一直尝试多样性的文学表达，也在坚 持文体的相互渗透的审美原则。”

　　从安武林的小说文本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到诗歌创作的影响。他更擅长短篇的创作，曹文轩称安武林是经营短篇的高手，并且这样评价他的短篇创作： “讲究”，“精致”， “幅短形窈”；他的作品非常细腻，“大千世界林林总总，有一些物象极其细弱，他却能感应到”， “他像一只会通过经纬合理的网子传给结网子的敏感的蜘蛛”。不管是《老蜘蛛的一百张床》还是《黑豆里的母亲》，在这些文字之后，是一些极其细腻的心理；他 的文学创作长于抒情，无论是散文，还是诗歌，即使他的小说、童话，其本质上都是抒情的。不难看出，安武林文学创作上的这些特质都拜诗歌所赐。曹文轩甚至认 为，安武林的散文、童话、小说其实都是诗，他的各路文字都是充满诗性的。

　　正如安武林所言，多元化的写作，是对作家创作实力和文学素养的一种挑战和考验，而且能让作家不断地超越自己，不断地发现和挖掘自己，增强文学作品的可读性，让作品呈现多样化的审美特征。

　　李学斌的儿童文学创作一直是“双轨并行”的。写儿童小说之余，他也喜欢写理论评论，跨文体写作让他获益匪浅。他谈到理论评论对创作的影响时总结 说，“首先，理论的滋养让我更加明确写作的方向，创作中不走弯路或少走弯路；其次，理论的阅读训练使我内心屹立起一座美学的标杆，让我保持清醒，不断用文 学的尺子，去度量自己的创作；最后，理论研究让我逐步养成思考的习惯，而思考又反过来增加了自己作品的意蕴和力量。”一直以来，李学斌很激赏曹文轩小说美 学专著《小说门》中的一段话，“我曾将学术研究与创作喻为天上、地上——在地上走累了，就到天上飞一会儿，在天上飞累了，就到地上走一会儿。学术使我获得 了无论做人还是作文都需要的一份静穆而神圣的理性。而创作使我在进行学术研究时依然保持了一份必要的可点石成金的感悟和做人所必需的情趣……”

　　开掘新视角，寻求新突围

　　李学斌不断转换写作的对象和题材，苦苦寻找“现实与理想，儿童性与艺术性的最佳结合点”，“力图在‘形而下’的现实童年图景描绘中渗透或弥散 ‘形而上’的童年意涵”；李东华转向书写战争的《少年的荣耀》，尝试将她的人生感悟和人生思考延伸到更广阔的领域；安武林也将创作的重心移向长篇小说的创 作，期望凭借长篇小说的体量来拓宽他的文学表达；孙卫卫希望尝试写作小说、童话等体裁，让自己的笔触抵达更加隐秘的角落。事实上，当走到目前的阶段，这些 儿童文学的中坚力量，都在寻找各自的突破口，寻找儿童文学写作新的蓝海，寻找精进和提升的动力。当之前的写作经验日渐陈旧，并在不断的重复中形成阻碍和束 缚时，他们渴求能有新的突围。

　　以李学斌为例，和大多数儿童文学写作者一样，他的儿童小说一开始写自己的童年，如《追赶风车的男孩》《塔校故事》，属于“记忆性叙事”，此后渐 渐进入“虚拟性叙事”，如《天使没有长大》和《青春做主》等。他的创作数量不算多，不属于“多产写作”，但各种题材、类型都有所涉及。李学斌戏称自己的小 说创作属于“游击战法”，“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几乎没有出现过同一题材连写两本、三本的情况。在这种频繁的题材转换中，李学斌在不断寻找能实现自己儿童 文学理念的新土壤。

　　相对于题材的不断更新，李学斌更看重的是新视角的开掘。“题材无所谓新旧。只要有创作的新视野，新思维，写出了童年生命形态真实而独特的一面， 同时，艺术形式上也能够别开生面，新颖、精致，那么即使是所谓‘老题材’又有什么关系呢？”文学作品的艺术生命力、感染力与写什么题材没有必然联系，而是 主要取决于“怎么写”。

　　李学斌在儿童文学的创作上也秉承了这样的理念，选取独特的视角来观照他眼中的儿童生活，这让他的儿童文学创作别具一格，开拓出一条更加贴近当下 儿童生活的写作之路。从1996年开始文学创作以来，李学斌一直关注儿童成长，他先后创作了《追赶风车的男孩》《蔚蓝色的夏天》《天使没有长大》《咫尺天 堂》等多部儿童文学作品，这些作品主要关注儿童在家庭范围和校园生活中的精神成长，书写他们精神世界由稚嫩走向成熟所经历的阵痛，以及这种成长所带来的由 内而外的改变。李学斌以一种理性的自觉，有意识地让自己的创作同当下火热的类型化创作模式拉开距离，赋予童年成长以一种更为深刻严肃的价值内涵。

　　“以苦难书写成长，这曾是曹文轩、常新港、陈丹燕等一批成长于1980年代文坛的作家笔下震撼人心的主题。1990年代后，伴随着作家对宏大叙 事愿望的消解，对儿童成长的书写也趋于日常化、娱乐化。时代赋予作家创作的精神内核往往是只可以想象的，而又无法复现的。时至今日，单纯地呼吁和强调苦难 叙事已难以再拨动人们的神经，思考让苦难以何种方式、何种面貌进入儿童文学显然更具有实际意义。”在评论家何家欢看来，李学斌的儿童文学创作从不回避对苦 难的书写，但是在对苦难的文学处理上，李学斌却选取了与前辈作家截然不同的方式，在他的作品中“有意淡化了作品中的‘苦味’，而将侧重点放在对童年诗意， 以及儿童游戏精神的开采上，进而变哀伤为感动，变悲情为达观”。

　　如何以思考洞穿日常生活的表象，在司空见惯的题材中挖掘出新意，开拓出无穷的意义空间，这是寻找到不竭的创作资源的途径，也是让创作持续前行的 重要动力。正如李东华所言，如果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一些旧题材依旧能够呈现出新的光芒，相反，如果还是沉溺于一种既有的旧的思维方式，那么新题材也可能 完全散发出陈旧的气息。

　　李东华一直觉得困扰自己的不是技巧问题，“其实还是‘成人化’的问题”，是创作观念的问题。比如说通常认为留守儿童的生活充满“苦难”，但这个 预设的立场其实是成年人的，至于留守儿童他们自己怎么看待自己的生活，在他们眼里究竟什么才叫“苦难”，其实作为写作者并没有改变成人认知世界的方式，真 正地站到儿童的立场上。所以李东华觉得“儿童文学创作要回到儿童的心灵现场，要回到作为一种心灵状态的童年，那么，你无论是写过去还是写当下，都会和儿童 不隔。”

　　儿童文学事实上是一种观察世界的方式，当你的观察方式改变，你的创作面貌自然也为之改变。李东华在她第一本儿童文学文论集《思无邪：当代儿童文 学扫描》的“自序”中，如此表达自己的写作立场，“当你选择为儿童写作的时候，并不仅仅因为要满足创作的欲望，事实上，它更意味着你已经选取了这样一种对 待世界的方式——不管经历多少风雨沧桑，你总是不忘把掌声和喝彩留给那些被遗忘的弱小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