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先生的“骑士缘”(胡真才)

▲杨绛

▲杨绛与钱钟书先生在一起

▲人民文学出版社近日出版的《杨绛全集》

　　编者按：

　　日前百岁文化老人杨绛为其长篇小说《洗澡》创作的续集《洗澡之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隆重推出，该作品同时被收入经过修订、调整和充实的最新版《杨绛全集》(九卷本)。作为翻译家的杨绛是西班牙小说《堂吉诃德》的首译者，值此新版《杨绛全集》出版之时，本刊特邀《杨绛全集》、《杨绛文集》的责编、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胡真才撰写文章，谈谈杨绛与西班牙文学的情缘。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后，杨绛从清华调入文学研究所外文组(即后来的社科院外文所，但当时其编制属新北大，工作由中宣部直接领导)工作，自此她便把阅读和研究外国文学作品视为自己的毕生事业。可是在那极“左”思潮的岁月，她的研究文章不仅不易发表，反而因“缺乏红线贯穿”而屡受责难。好在天无绝人之路，上世纪50年代后期，国家计划翻译出版“三套丛书”(即《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外国文艺理论丛书》、《外国文学名著丛书》)，成立了“三套丛书编委会”，西班牙著名骑士小说《堂吉诃德》被列为《外国文学名著丛书》选题之一，“编委会”领导、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因读过杨绛翻译的法国流浪汉小说《吉尔·布拉斯》，对其译笔大为赞赏，遂决定请杨绛翻译《堂吉诃德》，并告诉她从哪种文字转译都可以。专门研究西洋小说的杨绛，深爱这部小说，也深知这部小说的重要性，她找了五种英法文译本细细对比，觉得这五种译本各有所长和欠缺，均不足以代表原作。要想忠实原作，必须从原文翻译。杨绛已有两门外语的基础，为译好《堂吉诃德》，她毅然决定再学西班牙语。

　　年近五旬的杨绛从1959年开始学习西班牙语，每日坚持，从不间断，至1962年已能读懂比较艰深的文章了。这时，她选择了西班牙皇家学院院士马林编注的最具权威性的《堂吉诃德》版本开始翻译。至1966年的“文革”初期，她已译完该书的第一部和第二部的三分之二。但就在这年8月，她的译稿被迫交出并从此失踪。杨绛被打成“牛鬼蛇神”后，有一天，她在单位打扫一间脏屋子时，忽然从废纸堆里发现了自己的译稿，如获至宝的她本想把译稿偷回家，但未能如愿，只好求人妥善保管。直至1970年7月她下放干校前夕，一位仗义的年轻人把这部译稿交还给她。1972年春，杨绛从干校回京，家中房屋被人占用，他们夫妇只好搬入单位的一间办公室去住，杨绛就是在这间陋室里接着翻译《堂吉诃德》的。因为译文搁置多年，读来好像断了气似的，无奈只好重头再译。她趴在床前的书桌上工作，一本一本大字典只好摊放在床上，当然这次重译省力得多了。至1976年秋冬，她终于译完全书。次年搬入新居后，她又将全书通校一遍，于5月初将译稿送交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3月该译本问世。

　　《堂吉诃德》中译本出版并畅销的1978年6月，西班牙国王卡洛斯偕王后访问中国，邓小平同志把杨绛翻译的《堂吉诃德》作为国礼送给西班牙贵宾，并问她《堂吉诃德》是什么时候翻译的，杨绛在握手间无暇细谈，只回答说“今年出版的”。

　　《堂吉诃德》中译本出版后，西班牙政府多次邀请杨绛访问西班牙，杨绛均以自己“口语不佳”而谢绝，但她又觉得这样做有失礼仪，后来于1983年11月前往西班牙访问，受到西班牙方面的热情款待。西班牙之行后的1984年，她将《堂吉诃德》全文重新校订一遍，1985年再版。1986年10月，西班牙国王颁给杨绛“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十字勋章”，以表彰她对传播西班牙文化所做的贡献。

　　30多年来，杨绛译本《堂吉诃德》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先后以“外国文学名著丛书”本、“世界文库”本、“名著名译”本、“中学生课外文学名著必读”本以及“经典豪华”本等多种形式出版，总印数已达100余万套。其发行量在国内众多《堂吉诃德》译本中遥遥领先。

　　21世纪初，随着《堂吉诃德》(第一部)出版400周年(1605—2005)纪念活动的临近，2002年5月在诺贝尔文学院和瑞典图书俱乐部联合举办的一次民意测验中，来自54个国家和地区的100位作家推选《堂吉诃德》为人类史上最优秀的虚构作品。这一结果在我国西班牙语文学研究界引起了“《堂吉诃德》何以成为世界最佳”的热烈讨论，专家学者们各抒己见。杨绛则平静地说，堂吉诃德的性格非常复杂，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读者对他都有各不相同的理解。《堂吉诃德》刚出版时，人们只把它看做一个逗人发笑的滑稽故事，小贩叫卖的通俗读物。它最早受到重视是在英国，英国小说家菲尔丁强调了堂吉诃德的正面品质，他指出，这个人物虽然可笑，但同时又叫人同情和尊敬；法国人则把这个西班牙骑士改装成一位有理性、讲道德的法国绅士。到了19世纪，在浪漫主义的影响下，堂吉诃德又变成一个悲剧性的角色，既可笑又可悲。

　　一些文学大师对《堂吉诃德》的评价也不尽相同。英国拜伦慨叹堂吉诃德成了笑柄；法国的夏多布里昂看到的是堂吉诃德的伤感；德国的希雷格尔把堂吉诃德精神称为“悲剧性的荒谬”或“悲剧性的傻气”；而海涅对堂吉诃德精神则“伤心落泪”和“震惊倾倒”。

　　杨绛认为，不论《堂吉诃德》的主题(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多么永恒，堂吉诃德的性格多么复杂，这部作品之所以成为世界最佳，其根本原因在于作者塑造了堂吉诃德和桑丘这样两个典型性的人物形象。

　　专门研究西洋小说的杨绛说，古今中外小说创作的第一要务就是塑造人物形象，即由人物带出故事，以故事成就人物。她一生读过大量小说，许多小说的故事情节都淡忘了，但是，鲜明的人物形象却能铭记终生。她说，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一般都是主角搭配角，两个形象互相对照或陪衬。如《红楼梦》中，黛玉和宝钗是对照，而那些女孩子们对于宝玉则是陪衬。

　　杨绛特别强调，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必须是高格调、大气势的，像《金瓶梅》中几个小女人那样叽叽喳喳、争风吃醋，虽然写得活灵活现，却不能给人以美感。谈到堂吉诃德和桑丘这两个人物形象时，杨绛说，这两个人物既陪衬也对照，堂吉诃德的理想主义和桑丘的务实精神相映成趣。好的对照或陪衬关系，犹如两面镜子相对照，能够映示出无穷无尽的意蕴。

　　2005年4月下旬，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举办第18届国际图书博览会，将《堂吉诃德》作为主题之一。许多国家的《堂吉诃德》研究者和翻译家汇聚波哥大，宣读论文和畅谈塞万提斯对现代小说的贡献。杨绛虽然不能到会，但她为翻译《堂吉诃德》而自学西班牙语并把稿酬捐给家境清寒的学生的事迹在博览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一位女记者给杨绛写信说：“塞万提斯延误了300多年到达中国，这是上帝的安排，他要让该书通过一个合适的人选的手———那就是您的仁爱的被上帝赐福的手———传给中国。如果没有您的手，堂吉诃德恐怕还在丝绸之路上徘徊……”更有一个女大学生宣称：杨绛女士就是堂吉诃德精神的化身，杨绛有“骑士缘”，而她本人则自称是杨绛的小妹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