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鸿：我要讲的是命运的故事(屈一平)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4年10月21日11:36 来源：北京日报 屈一平

　　2010年至今的四年里，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教授、文学博士梁鸿以自己的家乡——河南一个村庄为原点，以“我在”这一近似纪实的写作手法，讲述一个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真实的农村。同年11月出版的《中国在梁庄》获《亚洲周刊》2010年度非虚构类十大好书、2010年度人民文学奖、“2013年度新浪中国好书榜·年度十大好书”等奖项。

　　由花城出版社于2013年4月出版的《出梁庄记》，是梁鸿《中国在梁庄》一书的姐妹篇，先后获得第二届南方国际文学周非虚构写作大奖、2013年度《光明书榜》入选书籍、“2013年度中国影响力图书评选·非小说类获奖书目”等荣誉。

　　“凝视深渊过久，深渊将回以凝视”——采访梁鸿的前一天，梁鸿的好朋友、邓州老乡、青年翻译家孙仲旭先生因抑郁症自杀。这句尼采语录出现在孙仲旭早期的微博里。

　　梁鸿说自己一整天都在难过，回想起2011年《中国在梁庄》刚刚出版之后的一年，非常失败的灰色绝望的情绪，虽然不及抑郁症的程度，但她能理解孙先生“凝视深渊”的感受。

　　“我被吸进去，被一种旋流深深吸入进去。”《中国在梁庄》的成功给予梁鸿更多光环，然而，梁庄的深渊却依旧。她形容自己被那道深渊裂缝处透出来的微弱光束吸引，继而再度回梁庄，凝望深渊，在2013年出版了《出梁庄记》，然后再离开，再回去。

　　梁庄有一条河叫做湍水，小时候，梁鸿和儿时伙伴们踏着这条河去学校；中学时代，她会逃课对着湍水发呆一整天。

　　那时候，芦苇荡在风中荡漾；那时候，成群的野鸭在河里嬉戏；那时候，河面上的天空蓝得真实……

　　见到梁鸿是在北京初秋的九月，她正细心给窗前那盆绿萝浇水。她依然每年回梁庄，尽管现在的湍水，没有芦苇没有鸭子没有清香泥土没有宁静炊烟，然而，有关梁鸿自己的故事，犹如湍水中心的波纹一样，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愈推愈清晰……

　　梁庄像一个深渊吗？

　　“我一边挣扎，一边徘徊，一方面希望能看到深渊更深处，一种恶之花一样的流淌，哪怕是一种黑暗的虚空呢，也要看一看。另一方面可能自己受不住又跑了，过一段时间又回来，还是能从中找到什么。”梁鸿说。

　　2012年11月，《出梁庄记》一书付梓后，梁鸿再次回到河南邓州，每天早晨，没有任何目的地沿着湍水，漫走。

　　两年前的2010年底，她的梁庄系列第一本书《中国在梁庄》在国内好评如潮，登上中国十大好书排行榜。彼时，梁鸿也是这样“奔”向村庄，在湍水河边一遍遍寻觅答案。她形容那是一种“难以摆脱的失败感”，梁庄的农民生活没有丝毫改变，而自己收获了名和利之后，全身退出。

　　湍水，在梁鸿的书中多次提及。《中国在梁庄》中， 她引用《水经注》的话，“潭涧滋液，极成甘美，云此谷之水土，餐挹长年”。记忆中，湍水两旁曾经开满奇异的菊花。

　　围绕着湍水的清澈至混沌，宁静到嘈杂，梁鸿的生活就此展开。

　　梁的童年就在湍水河边的梁庄小学度过，6岁，母亲得了脑血栓，在上世纪70年代末，每年近千元的医疗费对一个农村家庭，意味着贫穷。

　　然而，家乡邓州古风淳朴，家家户户以读书写作为荣。热爱书籍的父亲总是省出钱来，给孩子们购买在乡村较少见到的连环画。在《中国在梁庄》中这样描述，四五年级担心影响学习，“父亲便用竹子和硬纸糊了这个顶棚，上面还扔着至今让我们心痛的连环画册……”回到家乡的梁鸿也试图找寻儿时的记忆，找到的是失望。

　　“我不甘心，又拿棍子用力捣顶棚，也没有连环画册掉下来，反倒是成堆的灰尘‘簌簌’地往下掉，里面夹杂着无数的老鼠屎粒。”《中国在梁庄》中的描述写实而朴素。

　　说起父亲，她第一次开怀大笑：“他是个浪漫的农民，作为一个农民，又浪漫，注定要受苦的。”当时还不到四十的父亲爱唱戏不爱种地，属于“不安分守己”的农民。

　　在《中国在梁庄》里梁儿时玩伴菊秀的讲述，透露出如父亲一般有理想的农民的悲哀。书中，菊秀叹口气说：“现在想想，世界上最坏的东西就是理想，不是想保持这点理想，我能过得这么差？”

　　6个孩子的家里，梁鸿排行老五。母亲在她初三那年去世，负债养家的父亲忙于生计，常常都忽略了家里这个“爱哭的老五”。

　　有一天，父亲看着已经和自己肩膀一般高的梁鸿，感慨地说：“哎，都长这么大了！”梁鸿形容自己当时处在一种自我漫游的状态，比较封闭、边缘。

　　一个15岁的花季女孩，开始学着独立思考，唯一的“伙伴”就是门前那条奔流不息的湍水。放学后，她总是等到别人离开，才磨磨蹭蹭地走出教室，一个人顺着湍水的河畔回家，二里多地的路似乎并不漫长。

　　蔚蓝的天空、缓缓流淌的河水、栖息水面的野鸭、扑朔迷离的芦苇荡——“我很擅长发呆”， 她几度大笑，仿佛在说别人的故事。

　　那些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她悄悄逃学，面朝湍河，紫丁花开。夕阳西下，再沿着河流揣着内心某种感伤，回家。尽管在外人听来多少有些感伤的故事，在梁鸿看来，都是明亮、宽广的底色：于人生，于写作。

　　那条梁庄孩子心中纯净的湍水，25年后再度出现在《中国在梁庄》中，令人吃惊——

　　村子的坑塘(水塘)有的消失，有的变成肮脏的死水。小学校门口的标语被人改过，“梁庄猪场，教书育人”。那从梁庄后面流过的宽阔的湍水，清澈优美，现在变成了乌黑发亮的工业废水和城市建设的原材料基地。

　　以文字打败忧伤——对当时那个青春少女来说，写作成为最浓墨重彩的一笔。一种乡村少女的情感寄托沿着河中心一圈圈晕染开来。当时，老师每周布置一篇周记，她写两篇，尽管由于文风另类，梁的作文没有一篇被当做范文在全班朗读，然而，仅仅一个红色的“阅”字就足以令她满足半天。

　　“学费超过100元就没法上了。”至今她牢记姐姐当年说的话。15岁那年，梁放弃了上高中升大学的梦想，考上南阳第四师范学校。对一个母亲去世担负生产队欠款家庭的孩子来说，每年50元的学费，每月有18元钱29斤粮票，“就是天堂了”。

　　我认出了风暴而激动如大海

　　“其实每次回去，最初那一刹那，大家都很陌生地看着你，那一刹那对我刺激还是比较大的。你觉得你回来了，大家看到你还是会陌生。”梁鸿冷眼看待自己和梁庄的关系，手术刀一般剖析，哪怕是痛楚，但真实。

　　这几天，她正在忙着整理初中的日记本，那些塑料封皮花花绿绿的本子上，工工整整写满了年轻的骄傲，记者看到其中一页中间一行写着：“将来我要当一个作家。”

　　梁鸿豪爽地大笑：“那时候，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作家呢，都是不自知的。”

　　“水教给我粘合卑微人生的平凡哀乐”——沈从文曾经在《自传》中说，写小说是河水告诉他的。16岁的梁鸿，在师范学校第二年暑假，坐在湍水河边，读到沈从文的《边城》，其中的惆怅，那种震撼，至今依然无法忘怀。

　　与同样上世纪70年代出生那一代相比，1973年出生的梁鸿，从未享受过城市中同龄人与父母家人相伴长大的时光，更多的时候，她一个人面对自己。

　　上世纪90年代初，与城市一片下海创业的时代大潮相反，19岁的梁鸿和如她一般的乡村师范毕业生一样，成为镇中心小学的一名乡村教师。

　　梁鸿的处女作，是在镇广播站播出的，有人从广播站听到了她的名字，奔走相告。那是一篇散文，梁鸿隐约记得文字呈现的碎片景象：天空中飞舞的塑料袋，乡村孩子欢呼的身影。

　　乡村小学的回忆全部关乎自然：黄昏时分，孩子们各自回家，一个19岁的女孩面对窗外，看着黄昏一点点暗下去，“那时候是我最自在最开心的时光”。

　　然而，命运似乎要锻炼一下这个刚刚成年的孩子，那一年期末考试，梁鸿不识时务地指出校长几个明显的失误。很快，镇教委来了一纸调令，让她离开这所小学，到20里路外更偏僻的小学任教。

　　在那个偏僻的小学，物质的贫穷丝毫没有影响到梁鸿的内心，相反欣赏梁鸿的校长给了她更大的起舞空间：骄傲地请假去镇里买刚刚出版的《百年孤独》，暴雨之后打着赤脚，看着雨在身边迅速飞过，晚上听杨树哗啦啦被风吹过来的声音，与自然对望的时光，安静且充足……然而，19岁的寂寞和孤独挥之不去。内心与自然，看似矛盾地相伴，映出梁鸿少女独特的底色。

　　“那两年的底色对我之后用之不尽。”梁鸿现在回忆起来，这辽阔的底色给予自己那三年的时光如同恩赐：满满三四本笔记本，其中仅仅1994年3月至6月就写完一个日记本，后来整理下来发现有3万字，记录了那时的安静和孤独、笃定和沉静。

　　那时候的她和城市之间，相隔甚远，不是路程，而是内心。

　　然而，底色并非主打色调，镇小学成为梁鸿在乡村真正意义上停留的最后一站。在她后来的成名作《中国在梁庄》中，她描写过一位她的师范同学霞子，至今还在镇上小学教书，选择的生活和她已经完全不同。

　　1997年进入郑州大学读研，终于进城了，梁鸿依旧维持着三点一线的个人世界节奏，宿舍食堂教室，很少买衣服很少逛街很少好奇，城市于她依然遥远。

　　2000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师从鲁迅研究专家王富仁教授攻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博士学位。2003年毕业，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任教。

　　其实，近20年来每年的寒暑假梁鸿都会回家，每当有了人生重大事件发生之后，迷惑的她也是选择回到梁庄。

　　然而，毕竟个人的生活已经在北京，与梁庄的距离，并不是一次次的回归可以缩短为零的。有时候，那仅仅是回归，已不是存在。

　　“其实每次回去，最初那一刹那，大家都很陌生地看着你，那一刹那对我刺激还是比较大的。你觉得你回来了，大家看到你还是会陌生。”梁鸿冷眼看自己和梁庄的关系，手术刀一般剖析，哪怕是痛楚，也是真实的。

　　《中国在梁庄》出版4年来，当初的写作动机，被各类媒体解读为对农村的责任感，以及对现实生活的虚构无趣使然，面对记者，作为文学评论家的梁鸿坦言，自己并不认同这一说法。

　　“当时写这本书，是学术的烦闷吗？”

　　“也不是，我一直说，我没离开过，回梁庄是我自己的事情，跟所谓的社会责任感关系不大。很多事情是基于内心的要求，发自初心。”

　　“是给自己一个回归大自然的理由吗？”

　　“对，实际上内心那颗不死的心在。”

　　“我认出了风暴而激动如大海/我舒展开又跌回我自己/又把自己抛出去，并且独个儿/置身在伟大的风暴里”——奥地利诗人里尔克的诗在梁鸿眼里有种邪恶的美，她说自己对梁庄的热爱就是这样，明明很痛，却不愿离开。

　　深潭，指很深的水，也指精神上的不能自拔、痛苦。“哪怕是虚空呢？总得看看。”一如她在文章开头的表白，对梁庄，梁鸿从未动摇。

　　2008年，听从内心的呼唤，梁鸿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书写梁庄。

　　勇敢地用心倾听

　　河流，一个国家的生态命脉，一个民族未来的保障，但是，在过去十几年中，我们却把它提前终结了。——《中国在梁庄》

　　人类对河水的破坏力量就是对村庄的破坏力量。而这一破坏在梁鸿笔下又被描绘为她眼中梁庄的坍塌——建立在“黑色淤泥上的幸福”，作为死亡象征的河水与作品中村庄的死亡都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流经梁庄的河流湍水，水量越来越少，河坡的密林消失了。因为挖沙，河底留下很多沙窝，很多人不知道这些河里的深坑，下去就被漩涡卷走了，死者包括很多孩子。”

　　这是一个日复一日，日积月累的历史河流的故事，绝不是2008年的“突然”举动。

　　20年来，她一年一年回来，看到梁庄小学变成养猪场，看到湍水一点点变成黑色的淤流，看到曾经的父老乡亲个个背井离乡，更看到找不到儿时住址的父亲的迷失，黑暗犹如内心的深渊，一点一点地坠落……

　　《中国在梁庄》，是20年写出来的故事，从她第一天离开家去郑州大学读研究生那一刻开始，她做得最多的事情，就是回家，年复一年，眼睁睁看着家乡的迷失。

　　2008年于她来说，更多的是整理。将那些曾经遗失的，不愿面对的，习惯性逃避的梁庄拼凑出来，勇敢面对！

　　这一年暑假，她揣着火车票，背上两个大包裹，回到梁庄，真正开始自己的“乡村调查”。和乡亲们一块儿吃饭、聊天，录音、整理、写采访日记……两个暑假，5个月的田野调查，梁鸿积累了10万多字的日记，最终促成《中国在梁庄》的出版。

　　她勇敢得彻底——作为一个知名文学评论家，她勇敢地选择了“我在”的纪实文体，以这“不讨好”的方式大胆呈现出一种非小说、非调查报告、非学术论文的非虚构文体。

　　“所有的文学理论都抛在脑后，只想写出来。”梁鸿的微博自我介绍就5个字：一个傻姑娘。她大笑着谈论这份傻，却本能地质朴了40年，不褪色。

　　最大的勇敢在于，梁鸿专心地描写了村庄里最普通的个体面孔。悲悯成就作家。整本书没有一句评价，然而，每个人物都在诉说，梁鸿自己躲在后面记录。没有一个悲悯的词语判断，梁鸿冷静地站在大量的纪实描写后面看，像一个评论者，节制，细腻——那种爱的艰难。

　　“你必须用心倾听，把他们作为一个个，而不是笼统的群体，才能够体会到他们的痛苦与幸福所在。”《中国在梁庄》一书的前言如是说。

　　记者宁愿理解，这勇敢也非一蹴而就，30年前那个大家庭中被忽视的老五，孩子们眼中的乡村女教师以及20年来每年的回归，这条裂缝的凝视已太久，才看到了深渊最深处：王家少年缺乏生理教育的谋杀，“不想死想活”的春梅的自杀，五奶奶面对孙子的溺水身亡的悲痛……

　　《中国在梁庄》的出版，在中国引起巨大轰动。然而，犹如初中时候的逃学一般，感到无比失败的梁鸿再度出走，离开了喧嚣，回到梁庄。

　　“我说你如果只看到社会制度的原因，那我肯定失败了。”——那一刻的梁鸿就在深渊边缘，她在湍水河边走来走去，她要说的是个体的命运，虽然这关乎社会制度，关乎福利保障，然而，她要讲的是命运的故事。

　　“村庄已经从内部开始溃败，只剩下了形式的、物化的村庄。”而这一溃败意味着我们民族性格中的独特个性与品质也在消失，比如善、纯厚、朴素、亲情等。

　　梁庄人在梁庄的生活只是一部分梁庄。“梁庄在外面的一群人”和“梁庄在家人”两者一体，喜怒哀乐全部同在，把这样一群人都写出来，才是一个完整的、或者相对完整的村庄。2011年，梁鸿再度返回梁庄，前后接触300多人，完成《出梁庄记》。

　　2012年11月的一天，《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在看到《出梁庄记》最初的版本后，突然问梁鸿：“你不觉得，死亡太多了吗？”梁鸿这才回头去看，开头中间结尾都布满了死亡。她自己也被震撼到：“那里的死亡就是这样，非常随意非常自然，但是当你写出来，你自己也会震撼，原来死亡如此随意！”但是更令人震撼的是活着的人，她认真看着记者说，再回到村庄看，好像什么都没发生，生活还在继续。

　　《出梁庄记》一开篇，光河的绝食而死，暴雨过后发现的军歌的尸体，青岛打工的小柱的死……死亡带给人的震撼是毋庸赘言的，但更令人揪心的，是那些依然活着的人们。

　　“个体在这个深渊河流中不挣扎，就认命，内在的存在感没有了。”梁鸿说，个体对其自身的漠视，也包含了外在的悲剧，但最终是个人的悲剧。

　　走访300多人，对于自小自闭症的她并不容易。开车去北京郊区寻找在城中村的打工者们时，梁鸿总是提前在网上抄好路线，然而真正走起来还是会迷路，一个一个缓冲带停下来再找回去，由于皮肤过敏，她扎着日本浪人一样的束发，飞奔在京郊城中村，寻觅再寻觅。

　　与奔波的辛苦比较起来，受访者的遭遇令她难过。2012年4月，随身的摄像机记录下她不能自制的哭泣——受访者黑女儿父母在外打工，自小由奶奶抚养长大，9岁这年，黑女儿被村里一个老头多次猥亵，但最后此事不了了之。面对梁鸿，黑女儿道出了一直对奶奶隐瞒的事实：竟然是怕奶奶伤心。梁鸿的眼泪哗地就流个不停，她无法想象如此幼小的生命如何面对复杂的生活。

　　农民想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可是他们没有选择的权利。在《出梁庄记》中，她耐心地呈现与主人公虎子的大段对话，少有的大篇幅跨度，似乎剥洋葱一般一层层探向虎子的内心：一个个打工者带着“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憧憬来到城市，然而乡村和城市，对于打工者并不是一道可以二选一的选择题。“这是一个不断生长的情绪，农民不是天生不爱城，是一个成长的过程。”

　　梁鸿的《梁庄》已经告一段落，现在她在给《上海文学》撰写专栏，依然和自己的故乡有关。那是一些小镇人物的故事。“乡村丰富存在之一，它在那里，我就写了。”

　　梁庄的湍河，也在那里，尽管已经不是小时候的模样，然而，它奔流不息。这条河再度出现，将在梁鸿正筹备的新书《历史的瞬间》里——这本随笔集，即将呈现的是个人与自然的对话，书中湍河将以另一种形象展现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湍河在那里，不增不减。梁鸿的诉说，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