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徐迟(周明)

　　发表在《人民文学》1978年第一期的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曾经感动和激励着一代人为科学的春天，为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而奋斗。时隔30多年，这篇作品依然被文学界和读者常常提及和谈论。

　　那么这篇作品是怎么诞生的呢？它有着怎样的意义和价值？

　　《人民文学》组织这篇作品是缘于当时中央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而实现“四个现代化”自然需要知识，需要知识分子。可是十年浩劫的“文革”中，是非颠倒，“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分子被打成“臭老九”。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同志和党中央花了很大的气力拨乱反正，正确评价知识分子的地位和重要作用。在这个重要时刻，中央决定召开全国科学大会，动员和组织科学界的力量，投入四个现代化的建设。获此消息，《人民文学》编辑部的同志们深受鼓舞，感受到了责任和使命。大家想如能在这个时候组织一篇反映科学领域的作品该多好！这自然只有报告文学最适宜，它能够迅速反映现实。

　　然而，写谁好呢？又请谁来写呢？就这两个问题编辑部展开讨论。对报告文学来说，选题和选作者同等重要，如果两者都选准了，这篇作品就有成功的把握。在讨论的时候，突然间有人想起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一个民间故事，有个外国代表团来华访问，成员中有人提出要见中国一名大数学家陈景润教授。因为，他从一本权威科学杂志上看到了陈景润攻克世界数学难题“哥德巴赫猜想”的学术论文，十分敬佩。可当时很少有人知道陈景润，更不了解他所取得的成果。于是，有关方面千方百计寻找，终于在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发现了这位数学家。然而又听说他是一个“科学怪人”，其中还掺杂了许多似乎不食人间烟火的笑话和所谓“自私”行为的传说。但毕竟他突破了一项数学界的国际难题，该写他。

　　写作对象确定下来之后，我们又开始考虑，请哪位作家来写比较好。大家不约而同地想起了徐迟。因为他虽然是诗人，但做过新闻记者，也写过不少通讯特写。1962年，他曾在《人民文学》发表过一篇名为《祁连山下》的人物特写，写的是敦煌艺术保护专家、著名美术家常书鸿的动人故事，这也是一个知识分子题材，在当时反响颇好。于是，编辑部就指定我来打电话联系。因那时我分管报告文学，又和徐迟熟悉。

　　1977年秋，我开始联系徐迟。徐迟原来在《诗刊》做副主编，后来响应中央的号召——“到火热的生活中去”，就去了湖北省文联。在电话中他告诉我说单位正动员他退休，他也准备回老家浙江湖州南浔镇，如果要他写东西，当然太好了！他说：“10年没动过笔了”，他问写谁？我说，陈景润，一个数学家。他说，听说过，但是不了解。我说，不要紧，来了以后咱们再商量，我们陪你去采访。他便说，那就试试看吧。放下电话后我分析他为什么说“试试看”呢？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他觉得数学这门学科他不熟悉更不懂；二是听说陈景润是个“科学怪人”，尽管他对“哥德巴赫猜想”有贡献，成就了不起，但这样的“怪人”容易接触吗？采访会顺利吗？因此有些犹豫不定。

　　过了几天，徐迟便从扬子江畔风尘仆仆地到了北京。10年了，不曾见面的老朋友听说他来写陈景润的报告文学，有的为他高兴，有的替他担心，因为人们说，这是一个有争议的是非之人！徐迟的姐夫——时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伍修权将军坚定支持他，说：陈氏定理了不起啊，应该写！

　　开始我打电话给科学院联系时，接电话的同志听说邀请作家写陈景润，感到很惊讶，委婉地劝我们写写科学院那些又红又专的科学家。后来得到院领导方毅同志支持和同意。1977年秋天，我陪同徐迟进入北京西郊中关村的中科院数学研究所。接待我们的是数学所党支部书记李尚杰。他是一名转业军人干部，对陈景润很关心，也很爱护，给我们讲陈景润时都是“小陈小陈”的，感觉非常亲切。在办公室里，他给我们讲述了陈景润如何埋头论证“哥德巴赫猜想”的事迹，并且强调说“小陈”人本质挺好的，社会上传言说他有这样那样的怪毛病，主要是由于陈景润自身的封闭和传闻，才引起大家对他的误解。随后他拿出陈景润的论文和公开发表的学术成果让我们看。看着看着，徐迟紧皱着眉头说，“哎呀，周明，你看这些稀奇古怪、深奥的方程式，我们怎么弄得懂啊？”

　　过了一会儿，李尚杰回来了，后面还跟着一个人，个头儿不高，身着一套普通旧蓝制服，一张娃娃脸红扑扑的，显得很年轻。李尚杰介绍说这就是陈景润，我们大吃一惊，根本没有想到这么快就见到了陈景润。李尚杰又向陈景润说明了我们的身份和来意。我又特意向他介绍说，我们特约作家徐迟同志来采访你如何攻克“哥德巴赫猜想”难关，攀登科学高峰的事迹，然后写一篇报告文学，准备发表在《人民文学》上。他显得很激动，紧紧握住徐迟的手说：“徐迟，噢，你是诗人，我中学时就读过你的诗。”而且紧接着急促地对我们说不要写他，还是写工农兵，写老前辈科学家吧！写写敬爱的华主席，敬爱的邓副主席、敬爱的叶副主席等等，他的话语像连珠炮一样，用的都是当时报纸使用的语言。徐迟笑了，对他说：“我们来是看看你，不是写你，我是来写科学界的，来写‘四个现代化’的，你放心好了。”陈景润接着真诚地说：“那好，那好，我一定给你提供材料。”这一番对话，让我们很快拉近了距离。徐迟问他“哥德巴赫猜想”攻关最近进展情况如何？他说现在到了最后关头，但也正是难度最大的阶段，不过，看到叶剑英元帅最近发表的《攻关》诗后，他很受鼓舞。

　　在这次交谈中，陈景润还给我们详细地讲述了他在“文革”中被残酷批斗的惨状，以及他如何施计躲避参加斗争他的老师华罗庚教授的情形。听着他的讲述，我们不时感动着，徐迟突然动情地俯耳对我说，“周明，他多可爱，我爱上他了！就写他了。”我当时一听非常高兴，觉得这篇作品有希望了。

　　当天我安排徐迟住进中关村科学院招待所后，立即返回城里，直奔东总布胡同主编张光年(光未然)家，当面向他汇报了当日采访的情况。光年同志饶有兴味地听着，还不时提问。听我汇报完后，他显得有些激动，斩钉截铁地说，“文革”把知识分子打成“臭老九”，不得翻身！现在党中央提出搞“四个现代化”，这就要依靠知识和知识分子！陈景润如此刻苦钻研科学，突破了“哥德巴赫猜想” 摘下了数学王国的皇冠，这是很了不起的！这样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不可以进入文学画廊？他让我转告徐迟，思想要解放，作品一定要创新，不要怕尖锐，怕的是不准确。如果作者把握的不准确，读者就不会心服口服，如果把握的准确，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就不要怕尖锐。我现在还依稀记得他最后动情地说，就写陈景润！不要动摇！不要管社会上对他的种种议论，也不要担心作品写出来会惹麻烦，我们就是要为知识分子正名，重塑他们的形象。他说，我相信徐迟一定会写出一篇精彩的报告文学，如果顺利，就在明年一月号的《人民文学》上发表。正是张光年果断地拍板，促成了《哥德巴赫猜想》的出世。

　　返回中关村后，我向徐迟转达了张光年同志的看法和意见，徐迟很高兴，说那咱们就住下采访吧。他把日程安排得很满，每天要访问好多人，要和陈景润谈，也要访问陈景润的老师、同事和有关的人。有说小陈好的，也有贬抑他的，徐迟说正反面意见都要听，才能对一个人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在采访的那段时间里，徐迟基本上和陈景润一块儿吃饭、一起聊天，还去了陈景润经常出入的图书馆，专门看了陈景润在“文革”中被毒打而滚下楼的那个楼梯。以及那个神秘的演算课题的6平方米的房间，很快，他和陈景润成了知心朋友。为了更好地了解陈景润，徐迟还买了一本马克思的《数学手稿》，还先后阅读了《中国古代数学史》，华罗庚的名著《堆垒素书学论》《数论导引》等，读不懂，他就向所里的数学家请教。有几天，我看见他硬着头皮翻看着陈景润的学术论文，我笑问他好懂吗？他无奈地摇摇头说的确不好懂，但是要写这个人必须对他的学术成就有所了解。他还说，对于数学，我不可能都懂，但对数学家本人总可以慢慢“读”懂。经过深入采访、深刻思考、反复修改后，不到一个月时间，徐迟便拿出了初稿。

　　在初稿中，徐迟用无数生动的事实把在现实生活中被人们误解的一个“畸形人”“科学怪人”还原成了一个正常人，一个真实的人。经过听取数学所领导和几位数学家以及编辑部的意见后，徐迟又做了认真的修改。

　　1978年1月，《人民文学》在新年第一期以醒目的标题隆重推出了《哥德巴赫猜想》，随后迅速在科学界和读者中引起强烈的反响，《人民日报》于1978年2月17日全文转载该篇作品，《光明日报》《解放军报》等都予以转载并分别加了编者按。紧接着，几乎全国大小报纸和电台，都转载和连播了这篇报告文学，一时间几乎家喻户晓，尤其是文章的第六节，是在中央对于彻底否定“文革”的决议尚未做出的情况下，徐迟实际上已经对十年动乱的“文革”进行批判，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就在那几年，刘心武的《班主任》和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发表之后，《人民文学》的发行量曾猛增到100多万份，居全国文学类刊物之首。这一期刊物出版时，我正陪同徐迟在遥远的云南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里奔波，采访重病中的著名植物学家蔡希陶。这就是后来徐迟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报告文学《生命之树常绿》。

　　1978年3月18日，陈景润和6000多名重新回到工作岗位的科学家一起到人民大会堂出席全国科学大会，摘掉了“白专”帽子的陈景润还被请到台上作典型发言，又作为科学家代表受到党中央领导接见，在接见时他和邓小平同志握手的照片刊登在各大报刊上以后，这些质疑声才逐渐偃旗息鼓。

　　《哥德巴赫猜想》的发表，给文学界带来一股新风，也为推动思想解放大潮产生了积极作用。同时带动了一批热爱和有志于从事报告文学写作的中青年作家走向报告文学行列，形成一支报告文学劲旅，推动了报告文学的繁荣与发展，涌现出一批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与作品，迎来报告文学创作的新高潮。正如张光年同志当年所说：新时期的报告文学由附庸而变得蔚为大观。

　　今天，我们纪念徐迟，难忘徐迟。斯人虽去，著作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