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范蠡(李硕儒)

　　仰望历史天空，真可谓星光璀璨，交相辉映，不能不使人魂魄震颤。且不说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史，仅从公元前600年至公元前400年，在东方的天空，就亮丽出老子、孔子、墨子、孟子、庄子、鬼谷子等巨星般的思想家、哲学家；也是在同一时期，西方天空则出现了赫拉克利特、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哲学巨星。是他们，以天才的思想和智慧照亮人类历史的路；是他们，以温馨慈悲的心滋养着人类饥渴疲惫的心魄，繁衍着直至今日的人类文明。

　　然而，就在《史记》卷四十一《越王勾践世家》第十一中，我发现了一颗独具光彩的星——范蠡。或许，他的光彩远不如上述巨星明亮，他的声名远不如上述巨星响亮，否则，太史公写《史记》时也不至连《列传》都不给他留一席之地，而仅仅在《越王勾践世家》中作为勾践的臣僚记上长长一笔。因推想，这或许因为他出身寒微，既不属公侯贵冑，又不属帝王世家，因此才难登《世家》《列传》之列。可正因为他寒微的出身，才最了解生民之苦；正因为他的悲悯之心，才知道天地之危；正因为他学富五车、救世之心之烈，才突破楚国等级制度之限，远赴越国扶弱击吴，实现了他“功名之学”的初衷。然而，当他辅佐勾践灭吴复越后，他才看清，在这乱世、浊世中，无论孰兴孰灭，诸侯之战的最大牺牲者还是苍生百姓。于是，就在柏拉图们在他们的“理想国”里进行人、神争吵，在老子、孔子耽于出世还是入世的阐发时，范蠡改弦更张，急流勇退，带着他的妻儿、近侍，隐五湖、建陶山，将目光投向了天下苍生，他与民同耕同贾，以自己的智慧才华，勤耕耘、巧经商，已达济民、富民之愿。远在两千多年之前，这位起自青萍之末的寒士，就以其狂热的入世之心建功立业、一举升至上将军之位后，又以其冷峻的观察体验毅然退出名利场，以出世之心建立、培植并终生实践了自己的民本思想。可以说，他才是那个政治乱浊、哲思纷纭的时代绝无仅有的清醒者、超前者、无私者、脚踏实地为民谋福造福的大悲悯者。

　　更令人感喟的，是他对财富的认知和态度。既称“商圣”、“文财神”，他对财富有一种先知先觉的理念，即财富是宝贵的，因为没有财富的支撑，民不能富，国不能强，你的使命感再大、悲悯心再厚，也难了心愿。为此，他以治国之智慧谋略经商，真可谓百战百胜；然而财富积累之后，他不奢靡不挥霍，不传于后世子孙，而是用来济民富民，带富一片，将财富用于公益事业，因而形成了自己的财富理念、财富道德、财富传承法。他的这些理念，仍是今天摆在人类面前的迫切命题，对于当今我们国家民族的富者、贫者都可称楷模，可资研究借鉴。这正是激发我和女作家胡玉琦合作创作小说《千古商圣——范蠡的后半生》的兴奋点，也可说是这部作品的现实性、针对性所在。

　　目前，范蠡热的日渐升温多数是瞄准了范蠡和西施那段刻骨铭心的爱情悲剧，这更是影视剧趋之若鹜的原因所在。我们自然不能割爱。可这段故事发生在范蠡的前半生，而他的前半生又因为吴越春秋的干戈谋略、卧薪尝胆，加之范、施之恋，因其矛盾丛生、起伏跌宕、色彩纷呈，已拍出了多部作品，为不再重复，我们拣取了范蠡后半生落笔。如果从可读性而言，我们似乎走了一个偏锋，可若从绘制春秋风景、书写春秋文化、塑造范蠡的艺术形象说，这却是更沉实、更厚重、更具特色的选择。

　　为将范蠡这个艺术形象塑造得真实丰满，我们尽自己所能，如实地将其展现在史有所据的春秋大势与主要大事之中，以其在大事件中的姿态、作为展衍他的胸怀与修为。在个人情感波澜中则尽力按照他的性格逻辑，作了合理的想象和描画。这是奴隶制社会晚期，战乱频仍，民不聊生，血光与呻吟交杂，文明与野蛮并行，社会上风行的是侠与义，人与人最重要的是“诺”，只要为了“义”与“诺”，人们就可以不问青红皂白，不问正义与非正义，不问合理与不合理，顷刻之间就可硝烟纷起、人头落地。为了营造时代氛围、传达春秋文化，我们着意穿插了来自吴、越两国为复仇、跟踪的两条带有侠客风的线索；对西施的归宿，我们几经研究，还是以为由越王后将其沉水更合逻辑，但在我们的故事叙述中始终未作结论。我们以为，以这样悬疑不结的讲述，既符合传说和史实逻辑，可更深入地走入范蠡的情感世界，又增加了小说的可读性。我们反对不着边际、不合史实、不近情理的“戏说”，因而虽作了些虚构和想象，还是遵照了“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文化是民族的血脉。可堪告慰的是我们以自己的心力，通过范蠡艺术形象的塑造，尽力展现了附着在他身上的儒学、道学和东方商学的精髓，为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弘扬尽了一份力，为民族血脉的延流尽了一份心。

　　就我对春秋历史和范蠡人物的了解，实在不敢撰写这样一部大书，碍于我的合作者胡玉琦因其家学缘源，又加之她的多年研究，力邀我加盟，才斗胆参与此书的创作。然限于年代久远、史料支离、才学不逮 ，难免有诸多疏漏不精之处，殷殷期盼诸家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