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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位“艺文志”派作家走了(蒋蕾)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4年10月16日11:47 来源:吉林日报 蒋蕾
    晚年的李民。2011年荆宏拍摄 晚年的李民。2011年荆宏拍摄
    译著《岛崎藤村集》的封面,此书1942年在长春出版。 译著《岛崎藤村集》的封面,此书1942年在长春出版。
    诗集《樱园》的首页,此书一九四四年 在长春出版。 诗集《樱园》的首页,此书一九四四年 在长春出版。

  李民是伪满洲国时期“艺文志”派作家中的最后一位,也是最后一位“满映”作家,他于2014年8月30日中午在长春离世。

  那天下午我突然接到短信:“蒋博士您好,我父李民已于今日中午去世。特此告之。并对往日您对我父亲的关心和关注表示诚挚谢意。王天励”。虽然李民已96岁高龄且已在医院卧床10个月,虽然近两年我常接到受访者去世的消息,但这离别仍使我悲伤。

  李民,是我认识最久、交往最多的一位东北沦陷区老作家。我从2006年开始从事东北沦陷区文学研究,2007年夏天第一次到他家访问,与他相识已有7年多。我曾计划写他的传奇人生,收集了几乎所有与他相关的资料。在阅读李民档案时,我“看”到他以怎样的坚忍和智慧,走过那一个个痛苦压抑的时代。他两次坐狱——一次是1939年留学东京时因出版左翼色彩的诗集被逮捕,一次是1945年日本投降后在北京枉受“汉奸”罪名。解放后他经受一次次政治运动的严格审查,外调人员为调查他跑遍了包括甘肃、山西、北京、天津、上海等许多个省市,甚至让监狱里的日本战犯辨认他的照片,但最终没有查出问题。自上世纪50年代开始,李民在日记中写着“我要沉潜了”,从此他沉默而坚强地活着,将生命延续到快一个世纪。就在今年7月初,我带着儿子睿轩(李民给起的名字)去医院看望他,他还高兴地拉着小家伙的手说:“等我病好了,请你来家吃饭。”

  李民是最后一位“艺文志”派作家,也是最后一位“满映”作家,他的离世让我知道:那个时代离我们越来越远了。但李民在世时,用他惊人的记忆力和热情开朗的态度,为来自国内外的许多研究者无

  私提供他知道的信息。他的回忆录《从被捕到逐出日本》被译成日文,发表于《来自地球的一角》(1994年至1995年)。2009年,他还接受了中国电影资料馆的口述史访谈。他抱着忠于历史的态度,解答了我许多困惑,他那生动细致的回忆使我对70多年前的东北文坛有了许多“在场”体验。

  不在“名单”上的“艺文志”派作家

  李民生于1918年10月11日,吉林市人,本名王度。他一生传奇,经历了日本留学时期(笔名林适民、林时民),伪满洲国时期(笔名有诗人杜白雨、杜白羽、电影剧作家姜衍),华北沦陷区时期(改名王介人,笔名吕奇),1948年进入华北大学时改名李民。

  “艺文志”派是伪满洲国时期重要的文学流派,而李民(王度)是其中一位没有被列入“名单”的作家。“艺文志”派源于1939年6月开始出版的大型文学期刊《艺文志》,其主要作家有古丁、外文、爵青、小松、疑迟等。《艺文志》第三辑(1940年6月)刊登了“艺文志事务会役员”名单,一般认为这份名单上的作家是“艺文志”派。李民(王度)不在“名单”之列,但却是这份杂志的重要参与者和作者。据李民回忆,从筹划创办该刊物开始他就与古丁等人经常一起饮酒畅谈,杂志名“艺文志”就是李民起的——借用了汉代《艺文志》之名。《艺文志》第三辑上刊登了李民的小说《金泰栈》和论文《日本文学的语言性格》,他还在艺文志事务会办的“读书人连

  丛”第2本《文学人》上发表评论《满洲文学与作家》等文章。

  李民与“艺文志”派的关系,要上溯到留学日本期间与“明明”派的关系。“明明”派是“艺文志”派的前身,主要是围绕《明明》杂志的作家古丁、辛嘉、疑迟、王则、小松等。《明明》杂志是由日本人城岛舟礼创办于1937年3月,后转为纯文学期刊。它是当时伪满洲国唯一的文学期刊,古丁因与杂志主编稻川有师生之谊而成为该杂志的作者与编者。李民1935年离开家乡吉林市留学日本,进入东京日本大学艺术学园创作系学习,1939年1月在东京被捕,1939年5月被驱逐出境回

  到东北故乡。他留日期间在《明明》杂志上发表作品,与编者辛嘉等联系颇多。1938年8月,李民在东京创办《影艺之友》杂志,“明明”派作家赵孟原(小松)为其写了推介文章《再亮些——对“影艺之友”的印象谈》

  为什么“艺文志事务会”的名单上没有李民(王度)呢?李民说,可能是因为古丁等人不想惹麻烦,不想让曾有被捕经历的“要视察人”(即受监视对象)列在名单上。

  被遗忘的“满映”大编剧

  李民在伪满洲国时期有一个笔名叫“姜衍”,他以此名在“满映”创作了多部电影剧本,其中6部被搬上银幕。2010年3月,笔者访问“满映”研究专家胡昶时谈到李民。胡昶说:“据你了解,李民创作的剧本在‘满映’被搬上银幕的有几部?”我说:“有6部。”胡昶说:“那他是名符其实的大编剧啊!”但姜衍(李民)是被人遗忘的,很少有人提及他在“满映”编剧中的重要地位。

  李民的第一部电影《龙争虎斗》拍摄于1941年,讲述的是穷秀才与富家小姐的爱情故事,分上下两集。这是“满映”拍摄的第一部古装片,据说发行拷贝突破了“满映”影片的最高纪录。《龙争虎斗》成功后,他又根据流传在东北民间的王母娘娘的故事撰写了《娘娘庙》(1942年),这成为“满映”第二部古装片,这部影片也获得了较好的上座率。此后他独辟蹊径,利用自身喜爱武术和喜读武侠小说的优势,走出一条“武侠”路线。自1939年底进入“满映”,直到1943年6月逃往北京,李民在“满映”工作4年,总共有6部剧本被搬上银幕:《龙争虎斗》、《娘娘庙》、《镜花水月》、《璎珞公主》、《黑脸贼》、《银翼恋歌》等。进入华北后他化名“王介人”,又于1945年为华北电影公司创作了电影《混江龙李俊》。

  “满映”前后有过数十位“脚本员”,但据我统计,其中只有张我权、姜衍(李民)、周晓波有6部以上剧本搬上银幕,而梁山丁、杨叶等当时知名的“满映”作家却只有两三部剧本被拍成电影。

  李民在“满映”供职时还兼做许多事情:写诗歌、小说、评论,参与办杂志,甚至把工资全部拿去办剧团。写电影剧本对他来说是一种谋生手段,他专为电影创作起的笔名叫“姜衍”。他当时的同事、知名作家张我权(戈禾)曾经对他说:“姜衍姜衍,将就着敷衍,你这么着可有危险啊!”

  曾为中共开展情报工作

  李民不仅是一位创作丰厚的作家,还有过惊险的情报工作经历。

  从1943年底到1948年,李民在北京的生活呈现“双面”:一面是继续做“文学人”,在《新少年》报担任编辑长,在报刊杂志上以“吕奇”笔名发表诗歌、评论;另一面则是与中共北平地下党城工部刘仁发生联系,为中共收集情报。当时他与中共地下组织之间有一个固定的联络员。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他为获取更多情报,到天津给已投降的日本驻屯军担任翻译。在那里,他获取了一些军用地图和许多与中共有关的重要信息,但还未来得及将情报送出就被国民党当局以“担任伪职”的罪名逮捕了。他被关押在北京“炮局”监狱(即北平陆军监狱),当时川岛芳子也关押在此。经过不断申诉,他终于在1948年获得提前释放。释放后他又与中共地下组织取得联系,继续收集情报。

  让李民长时间背负“政治包袱”的,是曾卷入1948年“六一五”事件(即北平地下党被破坏的案件)。1948年6月15日,中共北平地下党骨干张友恒、刘致祥突然被捕。刘致祥则担负了护送电台、给中央最高领导送报纸

  等重要任务,张友恒是刘的上级。是谁出卖了张友恒和刘致祥,直到解放后,有关部门还在追查这个谜案。李民当时不仅与刘致祥认识,而且彼此知道对方的身份,因此一直受到怀疑。2009年夏天,笔者在北京访问了病榻上已口不能言的刘致祥,刘致祥用颤抖的手写了个“谢”。“谢”指谢文凯,伪满洲国外交部长谢介石之子,解放前逃到台湾,一般认为是他出卖了刘致祥。李民当时与谢文凯交情甚好,因此李民成为重要怀疑对象之一。解放后,刘致祥把这段地下工作经历写成剧本拍成电影《地下尖兵》,而李民则受到长期调查。调查最终证明,李民是清白的。

  提了一支“冷讽的笔”

  李民在伪满洲国时期最响亮的名字是“诗人杜白雨”。1937年7月,当时才19岁的他就以“林时民”笔名在日本自费出版诗集《新鲜的感情》(日文)。因诗集中有一首赞美参加西班牙革命的美国女明星的诗,他被日本警察逮捕。家人为了营救他,卖了一幢房子,聘请了日本律师,专程到日本为他打官司,终于得到“驱逐出国”的轻判。1939年5月回国后,他以“杜白雨”的笔名发表诗歌,他的诗《幸福的猫》被当时知名作家李季疯评价为“提了一支‘冷讽的笔’写出了人间的滑稽的悲剧给你看”。《幸福的猫》是这样写着:

  “猫儿!

  当你爬上楼窗,

  打一声哈欠去晒阳光你哪里知道,那滔天的大水,冲走了

  雪白的麦粉,

  火红的高粱,你何尝知道,你昔日的主人,

  他们,憩坐在地平线上望一望——既没有绿水冲一冲自己的眼泪,更没有青山比一比自己的哀伤!啊,可爱的猫儿哟,

  你,你是一堆幸福的垃圾。”

  最早从伪满《大同报》、《明明》杂志上读到少年时代的李民初出茅庐的作品,感叹他当时只有十八九岁,却有成熟文学人的深刻与笃定。李民的生命很长——96岁,文学生涯却很短——只有从18岁

  (1936年)到30岁(1948年)的12年。解放后,他深陷审查之中,只能“沉潜”。就在这12年里,他发表了大量诗歌、小说、评论,留下2本诗集(《新鲜的感情》、《樱园》)、1本译作(《岛崎藤村集》)、1本评论集(《艺术与技术》)以及7部电影(编剧)。

  他经历丰富曲折,文化身份复杂多重。从留日时期左翼文学青年到华北沦陷区中共地下情报人员,他经历了政治身份和思想意识的变化。在文学创作上,他也兼具多重角色——诗人、小说家、剧作家、评论家,还曾在伪满洲国时期创办过话剧团。正是这种复杂多变的身份与意识构成了李民在东北、华北沦陷区文坛里独特的创作风格。

  李民以其创作实绩,在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区文坛拥有特殊的地位。因此当他离世时,笔者向他曾供职的吉林省经济干部管理学院建议:好好保留他的档案。那不仅仅是一份离休干部的档案,更是一位中国现代文学作家的珍贵档案,里面保存着许多难得的历史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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