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如斯——项美丽的中国故事(李辉)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4年10月16日10:18 来源：文汇报 李辉

 

　　走进中国，正逢其时

　　凝视照片上这位来自美国的美丽女子，读读英文名字EmilyHahn，再大声读一下“项美丽”三个字。多么贴切！发音与含义，形式与内容，简洁明了而又和谐统一，堪称完美。

　　项美丽——谁取的这一个如此美妙的中文名字？

　　当然只能是邵洵美。这位新月派诗人，才华横溢风流倜傥且精通英语。一九三五年，EmilyHahn与妹妹两人刚到上海，几天之后，在一次聚会上她与邵洵美相遇，两人都感到对方的吸引。谈话间，邵洵美为她起了“项美丽”这个中文名字。美的欣赏，诗意的语感，缺一不可。一个中文名字，印证彼此的美好。

　　与邵洵美的情缘，促使项美丽改变仅仅是来华旅行的计划，让妹妹归国，她独自一人留在上海。从此，中国情结，难舍难弃。

　　因为邵洵美，项美丽开始熟悉上海，熟悉中国，从此，她的笔下有了写不完的中国故事。

　　因为邵洵美，项美丽结识林语堂、沈从文、张光宇、全增嘏、吴经熊等，在中国学者、作家、画家的圈子里，一个漂洋过海的外来者，如鱼得水……

　　我藏有两册林语堂等人编辑的英文刊物《天下》(一九三六年)，上面刊有沈从文小说《边城》的英译本。译者为两人，一位是项美丽，另一位是邵洵美(笔名辛墨雷)。这时距《边城》发表不过三年，是《边城》的第一个英译本，可谓翻译及时，项美丽与中国现代文学的渊源之深，可见一斑。

　　邵洵美的女儿邵绡红写过项美丽，一个奇女子形象跃然纸上：毕业于燕京大学的杨刚，一九三八年时任《大公报》记者，借住项美丽寓所，身为中共地下党员的她，在项美丽和邵洵美的帮助下，以最快速度将毛泽东新发表的《论持久战》译成英文，并率先发表在项美丽编辑出版的英文杂志Candid Comment(《直言评论》)。邵绡红写到，抗战爆发，上海成为“孤岛”之后，项美丽还同意邵洵美的朋友、国民政府的一群情报人员，住进自己家中，不时与重庆方面电报联系，直到被租界警察识破，才紧急转移……

　　在中国生活将近九年——上海四年有余，香港四年。这位《纽约客》的专栏作家，用一篇又一篇文章，向美国读者开启一扇遥望中国的窗户。她去过的一座座城市，中国民众的日常生活，抗战爆发前后外国人在中国的生存状态，生动呈现在项美丽的笔下。当然，在回忆类作品中，吸引读者的更多的是她的个人经历：与邵洵美的异国恋，乃至沉溺鸦片后的挣扎与摆脱。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她所爱的英国驻港情报官员查尔斯，被日本人关进集中营，项美丽假冒是邵洵美的妻子，方才未被关押。几年间，她带着女儿卡罗拉，使尽浑身解数与日本军官周旋……

　　旅居中国期间，项美丽最有影响的著作，莫过于一九四一年出版的《宋氏三姐妹》。在她之前，还没有别的人，无论中国作者或者外国作者，能享有她那样的机遇，可以与宋氏三姐妹直接交往，搜集大量第一手资料。

　　书中有一张照片，项美丽与宋氏三姐妹，一同站在重庆大轰炸的废墟上。

　　中国正在进行的抗战，吸引全世界的关注目光，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更让成为盟国的美国的民众，对在美国留学过的宋氏三姐妹的故事，产生浓厚兴趣。项美丽心里当然非常清楚，这是三姐妹的故事，更是中国的故事。《宋氏三姐妹》一经问世，顿时成为美国畅销书，在两个盟国之间，项美丽用笔搭起一座沟通的桥梁。

　　一本《宋氏三姐妹》，生正逢时。

　　来到中国的项美丽，也是正逢其时。

　　据统计，项美丽一生共编著十二种关于中国的著作。小说、特写、回忆录、传记、绘本等，内容各异，体裁不一。在她笔下，中国故事仿佛总也写不完。

　　值得高兴的是，这些年介绍项美丽的文章越来越多。在邵洵美夫人盛佩玉的回忆录中，在邵绡红的作品中，我们不断读到项美丽。远在纽约的董鼎山先生，在一九八八年写过一篇《项美丽的传奇生涯》，此时，项美丽还健在，而且住所距董宅不远。董先生谈到项美丽是自己“幼时即很景仰的女作家”，他说：“项美丽是位在时代上抢前了半个世纪的新女性。她不拘小节，不服世俗，对社会常规作叛逆性的反抗。”董先生这样评价项美丽的冒险与文学创作的关系：“项美丽的喜爱冒险的精神，对世界稀奇古怪事物的好奇，以及她的写作能力，把她造成一位富有吸引力的作家。”

　　前几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曾出版王璞女士的《项美丽在上海》一书。作者不仅用心用情，叙述细腻而隐含忧郁伤感，而且资料翔实，足见作者考据功力。更为难得的是，作者从始至终，力求避免陷入当下盛行的八卦娱乐之风。或许，由此书开始，项美丽作品的翻译，项美丽与中国关系的研究，会有很好的拓展。

　　写过许多中国故事的项美丽，不应被我们忘记。

　　董鼎山先生在文章中，说过这样一句：“项美丽涉足世界各个角落，我相信她于老年对中国的留恋还是最深的。”董先生所言甚是。哪怕到了九十岁高龄，项美丽在美国家中见到邵绡红，说起中国，依旧闪动着心底的留恋。

　　往事难忘，美丽永远。

　　赛珍珠、史沫特莱、海伦·斯诺……这些美国女作家的名字我们曾经非常熟悉，如今，在这一耀眼的名单上，应该再加上这个更具传奇色彩的人——项美丽。

　　人在历史现场

　　早就从熟悉邵洵美的丁聪等前辈那里，听说过邵洵美与项美丽的异国情缘。不过，最初只是作为文坛轶事听听而已，从未想到，一些年后，我会开始试译她的作品。

　　开始对项美丽的中国故事和作品产生兴趣，是在翻译《走进中国》(ChinaHands)一书的过程中。

　　一九九七年一天，我去看望翻译家董乐山先生，他拿出这本描述中国通的书，说是哥哥董鼎山先生不久前新从美国寄来的。董乐山推荐我看，还说我会对之感兴趣。该书作者彼得·兰德(Peter Rand )的父亲，曾在抗战期间任驻华记者。在父亲去世之后，兰德先生开始追寻父辈们与中国的故事，创作了这本非虚构作品《走进中国》。该书生动叙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末期间，相继来到中国的一批美国记者、作家的故事。董先生说得不错，我的确非常喜欢这本书，不仅仅因为那些美国记者、作家的中国故事富有传奇性，还在于，我过去所写过的萧乾、刘尊棋等新闻界前辈，曾与书中的伊罗生、斯诺夫妇、白修德等人，分别有过密切交往。于是，通过董氏兄弟牵线，我与作者兰德取得联系，完成了此书的翻译。

　　翻译过程中，我撰写“在历史现场”系列文章，介绍书中这些走进中国的美国记者的故事。系列文章获得陈晓卿兄的青睐，遂邀我与之合作，拍摄八集纪录片《在历史现场——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故事》。其间，有了一次美国之行。采访兰德先生，在国会图书馆、国会档案馆查阅资料，第一次看到了《时代》周刊，第一次看到了美国记者二战期间在中国拍摄的纪录片……

　　就这样，一本书的翻译，让我的目光延伸至一个新的领域。未想到，随后十几年时间里，我的大部分写作，居然都与之相关。可以说，没有《走进中国》的翻译，也就不会有后来的《封面中国》系列。

　　在《走进中国》一书中，项美丽不是主角，但所述所忆，时常被作者引用穿插，成为历史场景的细节补充。

　　兰德写到重庆成为战时陪都后，从香港飞往重庆的航班对行李重量有严格限制，以及日本对重庆的大轰炸，均引用项美丽的家书予以佐证：

　　乘客受到严格要求，只允许带两磅多重的行李，不过，由于本身的自重不在限制之列，人们就常常穿着好几套衣服，背心里塞上许多东西抵达珊瑚坝。“我穿上长筒靴子，中国人在我的衣服外面套上棉袄，再套上皮袄，另外再带上一件大衣，这是一些慈爱的爸爸带给这里的儿子的。”项美丽，《纽约客》的一位年轻作者一九三九年从香港飞抵重庆后，在家书中这样写道。

　　……颇值得一记的是，项美丽在家书中说，重庆人憎恨日本人“最主要还不是我们必须面对死亡和废墟，而是那些漫长的、阴郁的地下时光，以及月夜里睡梦被惊扰。”

　　当时，重庆为外国记者专门修建一处招待所，与别的记者不同，从香港临时来此的项美丽，并不喜欢这里：

　　项美丽不同，1939年她来重庆逗留时，在记者招待所呆过不少时间，但她不愿意踏踏实实在这里住下来。“第一，我不习惯记者招待所的难受。”她在《中国与我》中写道，“第二，也不喜欢那里根本没有可以躲避的地方。第三，用的还是比原始条件还要糟糕的马桶。(我们在刚果用的抽水马桶还比重庆记者招待所好得多。)”

　　兰德书中写到项美丽为撰写《宋氏三姐妹》一书，专程来到重庆采访：

　　项美丽具有圣路易斯的自由精神，在三十年代后期日本占领上海期间，她从上海为《纽约客》撰写风格活泼生动的特稿。她在1940年冬天来到重庆，专程采访宋氏姐妹——孙中山夫人、蒋介石夫人、孔祥熙夫人，她正在为她们写一本书。她在重庆住了几个月，她的出现使该地像是挺不错的地方。

　　不时在《走进中国》中出现的项美丽，在我眼里，不再是过去文坛轶事氛围中的那个颇有些惊世骇俗的奇女子，兰德所提及的《中国与我》，更是引起我极大兴趣。

　　听说《中国与我》，早在四十年代已有中文节译本，遂烦请上海的陈子善兄，帮我复印一份。越读，越觉得项美丽的中国故事，实在富有传奇，精彩无比，颇为一直无人关注她、研究她而感到遗憾。我甚至一时心动，想抽时间将《中国与我》全书翻译。

　　恰在此时，一位美国朋友介绍韩素音的女儿蓉梅来看我。一九四一年，蓉梅一岁多时，由韩素音在成都收为养女。我与蓉梅见面时，她已是花甲之年，那几年，她常常来中国，定期到成都一所中学教英语。聊天时，我问及项美丽，巧的是，她不仅见过项美丽，还与项美丽的女儿卡罗拉是好朋友，一直有往来。她当即留下卡罗拉的通信地址和电子邮箱。

　　可以想象当时我喜出望外的心情。

　　一九九九年前后，我与卡罗拉联系上了。她很高兴我对她母亲的故事和作品感兴趣，并有翻译的意愿。她先后为我寄来项美丽的三本书《中国与我》、《宋氏三姐妹》、《放慢归程》(NoHurryTo Get Home)。

　　互联网刚刚兴起之时，我们的通信基本都是电子邮件。不过，电脑不断更新换代，邮箱也多次更换，当年的电子邮件很难一一找到。幸好卷宗中，留有当时打印下来的卡罗拉两封来件，无具体时间，但从内容看，它们均写于二○○○年底：

　　亲爱的李辉：

　　你好吗？我想一定很好。蓉梅告诉我，她已经对你说过我很高兴再次与你联系。我会在十二月二十四日到整个一月离开纽约。你可以发电子邮件至我的carvinfrench.com邮箱。可惜的是，我还没有电脑，只能从朋友那里接收邮件！当然，我希望能很快拥有一台自己的电脑。

　　我母亲的一本书又在这里再版了。书名为NoHurry To Get Home(《不必匆匆回家》)。结束旅行回来后，我会寄赠一册予你。令人伤心的是，我父亲在四月份去世了。这本书是献给他的。

　　良好祝愿，卡罗拉亲爱的李辉：

　　谢谢你的体贴的来信。是的，我父亲将永远活在我的记忆中，活在《中国与我》一书中。由你来翻译这本书，实在太好不过。如果涉及任何相关出版事宜，请与Richard Curti s先生通过rcurti s@curtisagency.com联系。他的传真号码为：(212)772-7393。

　　我祝福你有一个美好的新年。

　　真挚的卡罗拉

　　十多年后重读卡罗拉的信，我觉得内疚得很。由于我很快投入到《封面中国》的写作之中，而且，没想到一写居然就是十余年，结果，翻译《中国与我》的想法，一拖再拖，久未实现，辜负了卡罗拉的一番热情和期待。

　　我希望，还有机会弥补之。

　　翻译《中国故事绘本》，或许是个开始。

　　与卡罗拉一起怀旧

　　与母亲项美丽一样，卡罗拉注定与中国有关。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她在香港出生，在父亲关进集中营之后，她与母亲一同度过最艰难的三年。直到一九四三年，作为战俘交换，项美丽才得以携她前往美国。

　　回到美国不久，项美丽于一九四四年出版了《中国与我》一书，尾声写到，一九四三年，她与保姆阿玉等一起，带着三岁的女儿卡罗拉，去集中营看望查尔斯。在此之前，卡罗拉从没有见过查尔斯，不知道查尔斯就是她的父亲：

　　那天早上，我拿出保罗花大价钱买来的蓝纱裙和帽子，给卡罗拉穿戴好，和保姆、鲍克瑟·查尔斯的家人一起，十点钟到了集中营门口。查尔斯正在做胳膊护理按摩，没有人对他说我一直在等他，我们只好耐着性子足足等了一个半小时，卡罗拉的裙子都起皱了，我更是心烦意乱。

　　一年零八个月，我们两人既没有说过话，也没有近距离地见过面。我想他应该有所变化。我估计自己也变了。我想好了以各种方式应对变化，却没有去想事实上他可能根本没有变。他终于过来了，在看守官背后规规矩矩站好，一见到我，他咧嘴笑了，还做了个鬼脸，一切都很好。

　　我忘记当时说了些什么。这并不重要，因为实际上我们不可能敞开交谈。看守官坐在那儿听着，半个小时过去了，我也不记得说了些什么。这不是我期望的；我本以为现场会发疯说出所有事情，当然没有这样做，后来我不免为此感到有些遗憾。一切都算好。毕竟，在那样一种情形下，你还能说些什么呢？半个小时里我完全语无伦次，但我喜欢那样。

　　趁着看守官转身的一刹那，我们赶紧接吻，带走查尔斯的时间也很快到了。就在他们走出去的时候，我听见看守官说：

　　“允许你和她吻别。”

　　“我早吻过了。”查尔斯说。

　　“是吗？我可没看见。”

　　“是的，我吻过了，现在可以告诉你。”

　　他们一边争论一边走出门。卡罗拉见到查尔斯时很害羞，这会儿看上去又有些不安。“叔叔走了。”她说。

　　“叔叔？那不是叔叔，傻孩子，”阿玉说，“那是爸爸。”

　　“噢？”她毫不犹豫地改口，“爸爸走了，”说完，就开始哭起来。

　　“爸爸走了。”我说，“卡罗拉，我们马上到美国去。”

　　带卡罗拉回到美国，在完成《中国与我》一书之后，一九四六年，项美丽完成了两本童书，一是为低幼儿童所写，ChinaA to Z(《中国的ABC》)，另一本，就是本书《中国故事绘本》，是为八九岁的孩子所写。据六十年代新版《中国故事绘本》的勒口文字介绍，这本书其实就是项美丽为卡罗拉所写：

　　“这本书是为卡罗拉写的”，项美丽在写这本有趣、快乐的书时对自己这样说，她在中国生活九年，小女儿卡罗拉就在那里出生，这是关于中国的故事。卡罗拉很爱读这本妙趣横生的中国绘本，哪怕当年她太小，记得不那么清楚。

　　从介绍看，《中国故事绘本》一书，伴随她度过快乐的童年。项美丽以这种方式，让远离中国的卡罗拉，从小开始熟悉中国，地球另一面那些与她同龄的中国孩子们的家庭、学习、日常生活、文化习惯。

　　为卡罗拉而写，当然，也就是为许许多多与她同龄的美国孩子而写。二战刚刚结束，一个新的世界正向人们走来，显然，与中国有着难解难分情结的项美丽，关注着中国新的发展，她也希望更多的美国孩子，从ABC的常识开始，了解一个遥远国度的孩子与文化。如她所期待的，未来两国关系的发展，有赖于新一代人陌生感、距离感的消失，有赖于情感与文化的交融。

　　项美丽很懂孩子，也擅长于如何为孩子写童书。在完成《中国故事绘本》文字之后，她特意约请曾在中国生活过的德国人克特·威斯，为这本书绘制彩色蜡笔画。新版《中国故事绘本》这样介绍绘画作者克特·威斯：

　　克特·威斯直到三十岁，才发现自己可以成为一名艺术家，当时他成为战俘入狱，先关押在中国，后关押在澳大利亚。他出生于德国威斯特法伦州(Westphal i a)的明登(Minden)，在那里接受教育。一九〇九年，他前往中国经营苯胺染料的出口贸易。一九一一年，他经历了中国辛亥革命期间的恐惧。刚到中国，他马上开始学习中文，在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已经熟练掌握。作为德国公民，他卷入战争，在参加第一次作战后便被俘，在战俘集中营一直关押至一九一九年。被关押期间，他开始创作关于中国景物、人物的绘画，从而发现自己足以成为一位艺术家。从此，他大获成功。

　　一位美国人，一位德国人，两位先后在中国生活过的外来者，一九四六年联袂完成这本童书，妙趣横生地将中国的历史、文化、生活，呈现于美国孩子们面前。

　　将近七十年之后，我试译此书，希望越来越多的中国读者，知道当年有位美国作家项美丽，曾经写过总也写不完的中国。

　　谨将中译本献给卡罗拉。今年，她该是七十三岁的老人了。

　　其实，翻阅《中国故事绘本》，我们自己恐怕也会对文字与画面所描绘的场景感到陌生，为之新奇。谁能想到，仅仅七十年过去，项美丽笔下的中国故事，许多早已消失得踪迹难寻了。

　　那么，不妨再读读美国作家项美丽的这本童书，来一次我们自己的文化怀旧……

完稿于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一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