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三题(南帆)

插画：杨续

　　摘 要

　　技术晋升为世界主角的时候，科技文化不再恭敬地给“道”保留一个至尊的位置。科学知识的精确、严谨、客观形成了另一种传统：对于那些无法确证的形而上观念或者诸多见仁见智的问题保持距离。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人文知识的夸夸其谈犹如没有终点的漫游。因此，许多技术人员倾向于悬搁价值评判，价值中立时常成为遵奉的守则。他们不承认这是精神慵懒的症状，“技即是道”时常成为他们的辩解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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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技术的前提

　　核能发电、生物工程到人造卫星或者器官移植，技术正在全面地重塑这个时代。传统的知识观念似乎到了重新洗牌的时候。如果3D打印机可以随心所欲地生产一个如意的世界，还有多少人愿意孜孜不倦地解读柏拉图的“理想国”？新一代的芯片已经精确地控制无数系统的运行，人们又有什么必要为“道可道，非常道”这种玄学耗费心神？

　　然而，古人心目中的“道”并非某种言辞制造的幻影，这个概念通常指谓世界的本原。道是形而上的，主宰世界万物的兴衰存亡，包括决定各种技术体系的价值。技术乃是有助于抵达某种目标的技艺、策略以及劳动工具的操作方法。技术必须接受“道”的支配和制约。如果说，技术的意义是协助人们接近真理或者正当目的，那么，没有目标管控的技术可能南辕北辙，甚至助纣为虐。晚清的某些士大夫将西方的现代技术形容为“奇技淫巧”。他们看来，那些离奇的“声光电化”与圣贤教诲的“道”没有多少联系。许多人甚至认为，“道”可以自动派生出技术体系。例如，欧阳修曾经借助文章的写作表明了这种观念：“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

　　现代社会降临之后，科学知识对于技术体系的巨大援助逐渐遮蔽了“道”的传统威望。如果说，相当长的时间里，技术仅仅是工匠的手艺，那么，十九世纪之后，科学知识终于使技术发展如愿地驶上了快车道。从爱迪生的电力照明到现今的互联网或者宇宙飞船，科学与技术形成的巩固联盟不仅促使这个世界的物质财富以几何级数增长，并且形成了技术体系的独立逻辑。机械制造、材料学或者生物工程相继与所谓的“道”完全脱钩，实验数据与精确的计算成为最终的裁决。这时，一种新型的文化应运而生，并且迅速占据统治位置——人们通常称之为科技文化。

　　科技文化如日中天的另一面是传统人文知识的衰退。技术含量——而不是“道”——成为经济、军事乃至体育竞赛之中的关键因素。时至如今，那些佶屈聱牙的子曰诗云又能孵化出多少超音速战斗机或者煤炭和石油？一批性质相似的疑问最终导致了教育体系的普遍倾斜。许多学校一直有意无意地灌输这种观念：工科技术是正宗的谋生之道，华而不实的人文知识仅仅充当无足轻重的点缀。一流的才智如果无法投身于工科技术，那么，经济学、工商管理或者法学差强人意。人文知识大幅度贬值的一个表征是，文史哲这些传统学科门可罗雀。何谓“善”，何谓“正义”，这些辩论似乎是无关生活的智力游戏，审美能力的迟钝不再被视为刺眼的缺陷。

　　某些时候，强大的技术体系甚至带来了一个错觉——所谓的审美能力是不是可以由绚丽的技术效果覆盖了？显然，现今的技术前沿已经远远超出本雅明对于“机械复制时代”的估计。相对于精良的长焦摄像镜头，“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又有什么稀罕？当年瓦舍勾栏里的说书艺人怎么也想不到，如今可以优哉游哉地坐在沙发上，手持遥控器点播自己有兴趣的电视连续剧。然而，技术在大获全胜的同时开始酝酿迷信。与其崇拜艺术，不如崇拜技术，数码成像或者3D影片成为圈子内部最为时髦的话题。一些电影热衷于各种徒有其表的大制作，导演如同以“炫技”的方式掩饰内容的贫乏空洞。

　　技术晋升为世界主角的时候，科技文化不再恭敬地给“道”保留一个至尊的位置。科学知识的精确、严谨、客观形成了另一种传统：对于那些无法确证的形而上观念或者诸多见仁见智的问题保持距离。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人文知识的夸夸其谈犹如没有终点的漫游。因此，许多技术人员倾向于悬搁价值评判，价值中立时常成为遵奉的守则。他们不承认这是精神慵懒的症状，“技即是道”时常成为他们的辩解依据。

　　然而，“技即是道”这个命题并不完善。技术体系从来没有单独地解决价值问题。从破坏食品安全、利用计算机盗窃商业机密到滥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技术始终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大量事实表明，技术时常接受不正当利润或者阴谋诡计的服务委托。所谓的价值中立常常为各种价值的涌入敞开了大门。换言之，技术并非完全独立，相反，技术体系可以有机地组织于各种高尚或者邪恶的意图之中，为之竭诚效命。

　　对于任何一个技术人员来说，技术效命于何种意图始终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问题。当然，相当多的技术人员仅仅依据常识或者良知给予简单的处理。但是，一些思想深邃的科学巨匠往往超出技术的范畴而不懈地反思这个问题。牛顿之所以相信上帝的存在，他的观点包含了世界本原的严肃思考。爱因斯坦是另一个广为人知的例子，他对于原子弹研制的矛盾心情来自历史责任感。爱因斯坦自称因为方程式而放弃政治，放弃担任以色列总统，然而，他的政治主张肯定对于方程式的运用产生了重大影响。

　　现今，道家、儒家或者佛家对于“道”的古老表述逐渐成为历史。民族、国家、公共性、历史规律或者善、恶、本体、普遍真理等概念积极卷入“道”的描述。显然，这是异于方程式的另一套人文知识。无论技术人员是否承认，这一套人文知识始终活跃在历史现场。对于技术人员说来，人文知识的意义并非仅仅增添个人修养，例如领略音乐的魅力，享受摄影的乐趣，或者在物理学、数学的公式之中察觉和谐、对称之美。归根结蒂，人文知识解释的是，世界为什么需要技术，需要何种技术。这一切无疑是所有技术人员的工作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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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主义的迷思

　　当今的艺术仿佛在兴致勃勃地享受一场技术的盛宴。京剧舞台上眼花缭乱的激光照射，4D电影院里上下左右晃动的座椅，魔术师利用各种光学仪器制造观众的视觉误差，摄影师借助计算机软件将一张平庸的面容修饰得貌若天仙……总之，从声光电化的全面介入到各种前所未闻的机械设备，技术的进步速度令人吃惊。电影的特技或者航拍曾经是老一代导演的制胜法宝，那么，年轻一代导演已经开始用数码成像实现自己的构思了。然而，当工程师的杰出表演赢得了持续喝彩时，多少艺术家开始正视一个问题：技术赋予艺术什么？关于世界，关于历史，关于神秘莫测的人心，关于艺术本身——技术增添了哪些发现，同时，技术主义的陷阱是否正在形成？

　　技术始终是文化生产的组成部分。从青铜铸鼎、笔墨纸砚到瓦舍勾栏的兴盛、印刷时代的降临，艺术符号的制作及其传播从来没有离开技术的支持。尽管如此，技术从未扮演艺术的主角。庄子、杜甫、苏东坡，《窦娥冤》、《红楼梦》，这些经典令人敬重的原因是深刻的思想和洞察力，而不是由于书写于竹简，上演于舞台，或者印刷在书本里。电影的诞生是技术介入艺术的里程碑事件。这不仅表明了工业社会对于文化生产的接管、改造和重新规划，而且，技术的意义开始占据前所未有的份额。

　　迄今为止，电影仍然是技术刷新艺术的示范区。许多导演津津乐道的是大场面拍摄，或者如何再造视觉奇观，缺乏技术含量的视觉内涵追求——例如，再现人物的一颦一笑，一条皱纹或者一个眼神——遭到了漠视。艺术对于技术的日新月异顶礼膜拜，以至于许多人没有察觉文化生产正在出现一个颠倒：相当多的时候，技术植入艺术的真正原因毋宁是工业社会的技术消费，而不是艺术演变的内在冲动。换言之，这时的技术无形地晋升为领跑者，艺术更像是技术发明力图开拓的市场。如果说，中国文学史之中的词、曲以及白话长篇小说的兴盛无不源于文学扩大表现领域的渴求，那么，现今技术对于艺术的驰援时常带来“为文造情”的倾向——后者成为前者的副产品。难道不是因为微博的问世，140个字形成的表述风格才得到广泛的首肯吗？难道不是卡拉ok的发明大面积地点燃了歌唱的渴望，流行歌曲开始了前所未有的风靡吗？难道不是计算机软件的成熟，电子游戏背后的欲望才被调集和开发出来了吗？

　　中国艺术的“简约”传统隐含了对于“炫技”的不屑。古代思想家认为，繁杂的技术具有炫目的迷惑性，目迷五色可能干扰人们对于“道”的持续注视。“修辞立其诚”是避免“炫技”的准则，他们众口一词地告诫“文胜质”可能导致的危险。这是古代思想家的人文情怀。当然，这并非号召艺术拒绝技术，而是敦促文化生产审慎地考虑技术的意义：如果不存在震撼人心的主题，繁杂的技术只能沦为徒有其表的形式体系。

　　技术主义往往制造出一种幻觉：光怪陆离的外观掩盖了内容的苍白——譬如众多的文艺晚会。大额资金慷慨地赞助，大牌演员频频现身，大众传媒无条件提供各种空间，形形色色的文艺晚会如此密集，以至于人们不得不产生某种怀疑：这个社会真的需要那么多莺歌燕舞吗？从节庆、赈灾、运动会开幕庆典到公司开张周年纪念或者旅游景点的夜生活点缀，除了晚会还是晚会。如此贫乏的文化想象通常预示了主题的贫乏——这种贫乏多半与技术制造的华丽风格形成了特殊的对比。摇曳多彩的灯光闪烁，美轮美奂的舞台背景，豪华乐队，群芳伴舞，然而，歌词大意总是一成不变的思念或者失恋。这种主题又有什么必要如此豪华的技术装配？如果这些华丽风格被视为国泰民安的象征取悦某些官员，或者在技术装配的耗资之中夹带艺术掮客的抽成，那么，这时的技术业已游离了艺术的初衷。

　　工业技术促成了电影问世已经是一百多年前的奇迹。现今的电子技术是否存在相似的雄心大志？至少在目前，众多的游戏、娱乐节目——而不是艺术——充当了技术的受惠者。《开心辞典》、《快乐大本营》、“超女”或者“好声音”的歌手选拔以及种种大同小异的相亲交友节目，“擂台式”的设计与技术的深度介入制造了空前的收视率。然而，如果这一切即是技术眷顾文化生产的前沿，人们肯定会产生“暴殄天物”之感。无数电子技术专家的心血仅仅带来几阵哄笑，或者“虚拟性”地参与一场恋爱或者旁观一次演唱表演以及知识竞赛，这显然有些小题大做。

　　可是，更为宏伟的主题又在哪里？没有人持续开发这些技术，使之超越游戏或者娱乐范畴从而进入公共领域，譬如利用手机投票选择市政建设的方案，或者评价某一个公共服务机构。另一方面，艺术的深部不存在某种不可遏制的冲动或者朦胧未明的状态，急迫地渴望崭新的技术给予再现。相对于生机勃勃的技术领域，艺术领域似乎过于平静。对于文化生产说来，这种对比正在透露出某些意味深长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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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与公共利益

　　一个崇尚技术的时代已经到来。从机械制造、电子设备、食品加工到金融领域，各种类型的技术专家赢得了空前的器重。技术专家负责细化设计方案，精确地实现目标，他们是这个时代造就奇迹的中坚力量。如果说，哲学家为首的人文知识分子因为曲高和寡而逐渐成为传说，那么，如今令人信赖的是实干型的技术专家。

　　工科学院是技术专家的摇篮。从就业岗位的占领到市场价格竞争，工科学院的屡屡胜出一次又一次地巩固了技术至上的观念。古语说，“家有钱财万贯，不如一技随身”。人生无常，世事难料，一技随身是衣食无虞的底线；“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也不怕”是这种观念的延伸版。相对于种种社会科学探索包含的政治风险，“数理化”为代表的技术体系性质稳定，操作简明。一所大学对于相当数量工科学生的普遍追求进行了调查。他们之间流行的几句话可以视为这种观念的最新表述：“学好英语，学好计算机，努力工作，好好挣钱。”如果说，英语和计算机是“走遍天下”所必备的公共语言，那么，现在的学生开始无畏地坦言“挣钱”。技术与市场对接的时机已经完全成熟。许多人心目中，市场价格是评价技术的唯一标准。

　　因此，前一段诸多社会事件引起舆论大哗的时候，并没有多少人将这些社会事件与技术专家联系起来。从瘦肉精饲料、三聚氰胺奶粉、毒胶囊的制作到利用电话、互联网精心设计的钱财欺诈，舆论同声谴责无良企业、利欲熏心的商家、心狠手辣的骗子以及失职的监管机构，技术专家的责任似乎被轻轻放过。人们没有看到参与这些社会事件的技术专家出面道歉，这个环节成为盲点因而遭到遗忘。不少人觉得，技术必定是社会历史之中的“正能量”，技术与道德的关系远在人们的视野之外。大多数技术专家似乎未曾意识到公德对于专业工作的规约。

　　相当长一段时间，技术游离于这个社会的日常生活之外。可以完成卫星上天的难题而没有兴趣解决抽水马桶漏水，这种状况生动地表明了技术的远大志向。当大部分技术专家簇拥在核潜艇研制、国家电网设计或者石油勘探等各种国家重大项目周围的时候，道德已经提前做出了首肯。从电视机、电冰箱的更新换代到白木耳加工或者橙子保鲜，技术与各种民生问题的结缘是不久以前的事情。这是一个令人惊异的突破，技术与利润之间的联系立竿见影地显现；然而，技术与道德之间的思考并未及时跟上。

　　技术免遭道德问责的另一个原因是依傍于“科学”。作为跨入现代社会的一个历史地标，“赛先生”——即“科学”——一直拥有超常的威望。迄今为止，“科学”几乎都是作为褒义词出现。许多语境之中，“技术”与“科学”相提并论，享有同等的尊荣——并且，“技术”常常由于显著的实效而引人瞩目。尽管如此，“技术”与“科学”仍然存在多方面的差异。“科学”更多地从理论意义上考察自然界规律，“技术”注重解决某一个领域的具体目标。正是因此，“技术”必须比“科学”更多地考虑具体目标与公共利益的关系。许多时候，这即是“技术”道德自律的重要内容。人们没有理由忽视现代社会的另一个特征——罪恶的技术含量正在与日俱增。

　　在我看来，现在已经到了谈论技术与公共利益关系的时候了。公共利益通常指一个社会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如果说，经济学、政治学或者法学无不包含了艰深的社会科学课题，那么，公共利益的理解并不困难。重要的是，技术专家必须在专业工作之中意识到公共利益的存在。他们不能因为某一个具体目标带来的利润而放肆地损害公共利益。如果个人或者某个利益共同体的局部收益可能以社会大多数人的损失为代价，这种项目必须毫不犹豫地否决。由于前景、适用范围以及后果尚未确定，某些技术项目对于公共利益的影响仍在争议阶段，例如生物技术克隆人类器官，转基因农产品充当人类的主要食物，互联网等通讯设施的监控是否违法，3D打印机会不会成为不法分子生产各种武器的帮凶；相对地说，另一些技术项目带来的危害已经众所周知：用福尔马林浸泡肉类食品，将过量的抗菌素掺入动物饲料，借助特殊的化工知识制造毒品，或者研制消费者无法识别的假鸡蛋、假大米、假古董、假钞票，如此等等。作为技术专家，他们当然深知后果的严重。可是，为什么他们的良知神情安详地默许了这一切？

　　不要将公共利益仅仅想象为一个遥不可及的抽象概念。公共利益事关每一个社会成员，包括那些技术专家。如果电器工程师吃到的是地沟油烹煮的食品，制作假药者买到了冒牌的山寨手机，他们的愤怒绝不亚于身边的大众。所有的人都应该明白，践踏公德的后果迟早也会落到自己头上——即使那些腰缠万贯的技术专家也不会例外。

　　作者简介

　　南 帆 1957年出生，现居福州。现为福建社会科学院院长，研究员。曾经出版学术专著《后革命的转移》、《无名的能量》及散文集《辛亥年的枪声》、《纸上的江湖》等三十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