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衫布履 书生本色──忆曾文渊(陈再钧)

　　曾文渊同志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众多知名文学评论家、编辑家之一，长期活跃在文学领域，是一位毕生致力于文学评论、文学研究的学者。

　　和曾文渊相识在上世纪80年代初，那时《文学报》正在筹办之中，我在总编辑办公室，他主持理论部工作。《文学报》的即将问世，引起了文坛和相关方面的关注。事实上，《文学报》正式出版前夕，港、澳、台地区及海外已有各种风声和议论。面对文学艺术界各种思潮的纷争，作为报社理论部领军人物，曾文渊必须认真辨别和准确把握，肩上的担子实在不轻，况且那时他的人事关系还在原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有一大堆事仍需他处理，无奈他只好两方面兼顾，十分辛苦。

　　随着《文学报》的创刊及逐步发展，曾文渊正式调入《文学报》，继续负责理论部工作。初创时期的《文学报》工作很忙，要组织一批高质量、有社会影响、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好文章，不是一件容易事，为此他不辞辛劳，亲自赴北京等地拜访文学界要人，多方联系组稿。那时的交通与通讯远没有今天这么便捷，为一篇稿子来回折腾是常有的事。他事业心强，从不诉苦。

　　自从曾文渊正式调入《文学报》后，我与他的接触和交往也慢慢多了。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他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厦门大学中文系，分配到上海从事文艺报刊理论编辑和文学评论、研究工作。上世纪60年代初，叶以群主编《文学的基本原理》，编写小组就有文渊。他执笔的章节就包括《文学评论》这一章。这本书在上世纪60年代前半期及80年代前半期，曾被大学文科用作教材，有很大的影响。

　　曾文渊很勤奋，利用业余时间写了很多评论文章。他主张社会主义文学要有各种不同流派，著有文学评论集《小说风云》《文坛风景》、散文集《文苑旧事》，以及散见于报刊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主义文艺》《在批评和自我批评中前进》等数十篇有较高质量的评论文章。如评论刘白羽、杨朔、秦牧散文的《政治方向的一致性与文学风格的多样性》，讲的是社会主义文学在政治方向一致性前提下，可以而且应该有各种不同的艺术风格，文中观点引起了读者的关注，常被人提及，为《当代文学研究丛书·刘白羽专集》所收辑。再如《文学流派应当发展》一文，是新时期以来较早谈论文学流派的文章；《谁家的“文学批评理论”？》在《文艺报》发表后，被其他报刊摘发；《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主义文艺》发表后，为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所收录。

　　1981年春节过后，曾文渊和全国19位中青年评论家在北京参加了由《文艺报》举办的为首届中篇小说评奖活动而作准备的中篇小说读书班。2月12日，读书班听了周扬不久前在一次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录音。周扬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文联主席，他在讲话中多次提到1980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文艺工作座谈会即是为学习和贯彻这次会议精神而召开的。周扬在座谈会上谈了五个问题：一、与党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问题；二、学习要结合实际，总结经验；三、如何看待三中全会以来文艺工作的形势；四、关于创作自由、批评自由与艺术民主问题；五、文艺单位的改革、调整问题。曾文渊洞察时事，认为周扬的这个讲话精神很重要，应在即将创刊的《文学报》上首先公开发表，以飨读者。因为是录音讲话，很多地方录得不清楚，很难按原样整理出来，所以他只能和其他同志对笔记，择其要点，采用问答形式，费了很大的劲整理出来，并加了主标题“文艺工作者要在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副题是“周扬同志就当前文艺工作答本报记者问”，然后专门拜访面晤周扬，当面请教交流，彼此相谈甚欢，并呈交访谈录请他审阅。随后他与周扬秘书多次电话联系，得知周扬很忙，并回答这个谈话《文学报》单独抢先发表不好，要发表的话将来统一安排。于是他的努力只能就此而止。过后不久，杜宣出访途径北京，碰到周扬谈及此事，周扬谦虚地说，他那次讲话讲得很零乱，整理成那个样子很不错，还对整理者夸奖了一番。杜宣同志从北京给报社同志写信时提及了此事，从杜宣的信中可以看出，周扬对访谈录是首肯的。他之所以不同意公开发表，主要是从当时文艺界情况考虑的。有关这个访谈录的全部内容，已收入曾文渊的《文苑旧事》一书中。

　　我曾拜读过曾文渊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评论集《小说风云》。他的《透视和描绘复杂的人生》一文，以精辟的论述对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给予很高的评价。在随后的全国第二届中篇小说评奖中，《人生》果然得奖，由此可见他眼光的锐利。曾文渊的评论文章十分注重对作者的创作个性和创作思想的把握，注意将作品放在作家创作思想的发展和创作道路的进程中加以考察。他的《相知·相识·相重》一文，论《保卫延安》和冯雪峰的评论，1983年6月9日在《文学报》发表后，杜鹏程两次写信给他，说文章“写得事实准确，见解深刻，而且挺有感情”，“是好文章”。同样，他的《八十年代上海风情录》一文，评程乃珊中篇小说，条分缕析地论述，既充分肯定小说的四个特点，同时善意地、实事求是地指出了她创作上的弱点，如生活面较为狭窄、视野不够开阔而带来看问题不够准确等。程乃珊见文后，即电告文渊：文章写的很实在，同意所提意见，表示要努力克服自己的弱点。文渊著文严谨，他不是那种像鲁迅先生说的“以为一做评论家，便可以高踞文坛”，更不是轻率地“速成和乱评”之类。他常与我谈起，“搞创作要有独创风格，搞评论要有独特见解”。

　　文渊人缘好，口碑佳，文脉广。著名学者王元化信任他，把不少文稿和资料拜托他整理。林默涵也赏识他，从北京来电表明自己的文稿由曾文渊改定即可。在我的印象中，原《文学报》编委的一些老领导都知道文渊的才华，亦倍加器重。

　　曾文渊年长我十几岁，是我敬重的老师，可他却从不这么认为。他谦虚地对我说“活到老，学到老。都是同事嘛，相互学习”，坚持不让我称他为老师。我无奈只能直呼老曾，他很高兴，亲切地叫我小陈，我感慨万分。我自知学疏才浅，腹内空空。平时读书看报遇不解之处，请教的老师就是文渊同志。

　　曾文渊任《文学报》副总编辑，当了领导他更加以身作则，廉洁自律，本色不变。一切应酬场合均与他无关，埋头工作搞学问是他的习惯 。他是《文学报》元老，对《文学报》有深厚的感情。晚年他身体一直不好，疾病缠身，长期住院，但他仍关心和热爱《文学报》，不时对报社工作提出中肯的意见与有益的建议。作为厦大的一名学子，母校永远在他心中，每每念及便滔滔不绝，侃侃而谈，言语中流露出无限的是眷恋和感恩。

　　光阴似箭，岁月如流。和曾文渊从相识至他离世，整整33个春秋，风风雨雨，点点滴滴，言犹不尽。我敬仰他的人品、文品和学者风范。我想起同事陆梅为他所作的挽联：“一生简朴书生本色系文坛，两袖清风蓝衫布履留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