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义廉耻国之四维———读管仲《牧民》有感(夏海)

《品读国学经典》

山东淄博管仲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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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仲是中国古代第一个明确提出“以人为本”观点并付诸实践的政治家，“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牧民，即统治和管理民众。

　　■《牧民》认为治国理政的职责是既要物质又要精神。“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这一名言集中体现了管仲的政治智慧，也揭示了统治者管理国家的精髓。

　　■《牧民》强调，要使国家安定、政权稳固，必须选贤任能。“错国于不倾之地者，授有德也。”意思是，想把国家建立在不倾危的基础上，就得把权力交给有道德的人。

　　管仲是春秋时期大政治家，相齐40年，推行全面改革，制定了一系列富国强兵方略。他对内划分政区、分设官吏，选拔士子、赏勤罚惰，开征赋税、奖励农耕，统一铸造和管理钱币，颁布捕鱼和煮盐之法；对外“尊王攘夷”，即尊奉周王朝，抵御北方游牧民族，从而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五霸”之首。孔子高度评价管仲，“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赐”；甚至认为如果没有管仲，我们都会披头散发，左开衣襟，像个野蛮人，“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历史名相诸葛亮常自比管仲，以管仲为楷模，相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管仲著述甚丰，后人辑成《管子》一书，共24卷、85篇，现存76篇。《管子》涉及儒、道、法等家的思想以及天文、舆地、经济和农业等方面的知识，其中经济方面的著述，广泛讨论生产、分配、交易、消费、财政等问题，是研究先秦经济和农业的珍贵资料。《牧民》是《管子》一书的首篇，充分反映了管仲治国理政的基本思想。

　　管仲是中国古代第一个明确提出“以人为本”观点并付诸实践的政治家，“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牧民，即统治和管理民众。《牧民》围绕如何治理民众，系统论述了治国理政的原则，以及这些原则在实施过程中取得的正反两方面经验。全文分为五个部分，共1000余字。第一部分是“国颂”，为全篇的总论，指出治国理政既要发展经济，又要建立社会秩序；既要重视物质建设，又要重视精神引领。生产与伦理并重、生活与信仰同举，才能治理好国家。第二部分是“四维”，维即总纲，《淮南子》曰：“昔者，共工与颛顼争夺成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这一部分强调礼、义、廉、耻是国家的四根精神支柱，支柱立则国家兴，支柱废则国家亡。第三部分是“四顺”，突出阐明了治国理政的关键在于顺民心，着力满足民众对于安逸、富贵、稳定和生存的愿望。第四部分是“十一经”，从官吏选择到政令施行，提出了11个方面的要求，具有微观性和操作性。第五部分是“六亲五法”，揭示治国理政的规律，具有宏观性和指导性，其中君王行为对于治国安民所起的导向和表率作用，更有积极意义。《牧民》既是管仲治国理政的思想指导，又是管仲治国理政的经验总结和实践写照。管仲取得了彪炳史册的辉煌政绩，以至司马迁认为：“管仲既任政相齐，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

　　品读《牧民》，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管仲的“民本”思想。《牧民》是管仲论及民本思想最多、最集中的一篇文章，其核心观点是治国理政、在顺民心。民本思想在中国古代悠久而绵长。上古的夏禹提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商汤盘庚要求贵戚近臣抛却私心，施恩于民，“汝克黜乃心，施实德于民”；周朝开国元勋周公旦总结商纣灭亡教训，强调“敬德保民”。客观地说，现在看到的上古时期的民本思想，只能是只言片语。真正形成完整思想体系的是春秋战国时期，尤其是儒家的“民贵君轻”思想，更是光耀千秋。但是，春秋战国数百年间，既提出民本思想又躬身实践者，唯管仲一人。在管仲那里，不仅有民本的理论升华，而且有民本的成功实践。在理论方面，管仲深知民众对于治国理政的基础作用。《管子》记载，一次齐桓公问什么是王霸之本，管仲指出：“齐国百姓，公之本也。”管仲认为，争夺天下要靠民众，“争天下者，必先争人”；治理天下也要靠民众，“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石是指柱石，后人注释四民者，“国之本，犹柱之石也”。在实践方面，管仲实施了爱民、利民、富民政策，政治上采取“四民分业定居”措施，促进了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军事力量的强大；经济上采取“均地分力”措施，把土地公平地租给农民，使其分户耕种，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文化上采取“教民”措施，既教民以礼，又授民以知。正是管仲的民本思想和实践，成就了齐桓公的霸业，孔子认为：“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

　　《牧民》强调治国理政的关键是顺民心。按照唯物史观的理解，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和创造者。治国理政的基本规律是“得民心得天下，失民心失天下”。顺应民心，政权就巩固，社会就发展；逆反民心，政权就危险，社会就停滞。令人惊叹的是，早在2500多年前，管仲就清楚地认识到这一规律，并用明白晓畅的语言给予表达：“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在管仲看来，人人都有追求安逸、富贵、稳定和生存的欲望，顺民心就要满足民众的基本欲望，让百姓安居乐业、休养生息，帮助他们避免忧劳、贫贱、危难和灭绝，“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管仲认为，立法要顺民心，民众才能服从法律，君王才有尊严，“法立而民乐之，令出而民衔之。法令之合于民心，如符节之相得也，则主尊显”；颁布政令和制定政策要符合民心，“下令于流水之原者，令顺民心也”。意思是，把政令下达在流水的源头上，就得要政令顺乎民心。《牧民》进一步指出，顺民心就是从民欲、去民恶。只要从民欲，疏远的人自会前来亲近；如果不去民恶，违反民众愿望，原来亲近的人也会叛离，“故从其四欲，则远者自亲；行其四恶，则近者叛之”。管仲十分重视民意，认为顺民心还要尊重民众的意愿，不要勉为其难，“不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处不可久，不行不可复”。意思是，对待民众，不要去做办不到的事情，不要去求得不到的利益，不要居处难以持久的地位，不要去做不可重复的事情。《牧民》进一步指出，顺民心应该量民力而行，不要迫使民众干他们厌恶的事情，不要求一时苟且，不要欺骗民众，只有这样，民众才会拥戴。即“量民力，则事无不成。不强民以其所恶，则诈伪不生。不偷取一世，则民无怨心。不欺其民，则下亲其上。”管仲具有明显的法家倾向，在辅佐齐桓公过程中很重视刑罚和法律，但他仍然认为，顺民心不能过分倚重法制，“刑罚不足以畏其意，杀戮不足以服其心”。意思是，刑罚不足以使民意畏惧，杀戮不足以使民心屈服。《牧民》进一步指出，顺民心不能太多地使用刑罚。刑罚繁杂，不利于政令推行；杀戮过多，君王的地位就会有危险，“故刑罚繁而意不恐，则令不行矣；杀戮众而心不服，则上位危矣”。管仲认为，治国理政实质是一个君王与民众互动的过程，君王顺民心，民众就拥护，否则，民众就反对。因此，只有顺民心，才能得到民众最好的回报，“能佚乐之，则民为之忧劳；能富贵之，则民为之贫贱；能存安之，则民为之危坠；能生育之，则民为之灭绝”。意思是，君王能使民众安乐，民众就能为君王承受忧劳；能使民众富贵，民众就能为君王承受贫贱；能使民众安定，民众就能为君王承受危难；能使民众生育繁衍，民众就能为君王承受绝嗣的牺牲。这是一幅多么理想的君王与民众良好互动的图景。《牧民》强调，顺民心，形式上是给予民众，实质上是取于民众。“予”就是“取”，这是治国理政的法宝，“故知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

　　《牧民》认为治国理政的职责是既要物质又要精神。“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这一名言集中体现了管仲的政治智慧，也揭示了统治者管理国家的精髓。作为社会关系的人，最基本的需求概括起来就是物质和精神需求。仓廪和衣食属于物质范畴，礼节和荣辱属于精神范畴，两者相比，物质更具有基础性。治国理政首先要满足人的物质需求，进而满足人的精神需求。按照马斯洛的学说，人的物质和精神需求可以分解为五个层次，第一层是生存需求，第二层是安全需求，第三层是情感和归属的需求，第四层是受人尊重的需求，第五层是自我实现的需求。管仲实际已经体悟到了这一心理规律，在他看来，治国理政第一位的工作是务在四时，满足生存需求。《牧民》开篇就说：“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这句话揭示了古代社会经济的本质，就是要发展农业生产。管仲在《治国》篇中明确指出：“粟者，王之本事也。”管仲认为，农业生产的条件是天时地利，“不务天时，则财不生；不务地利，则仓廪不盈”；农业生产的内容是五谷六畜，“积于不涸之仓者，务五谷也。藏于不竭之府者，养桑麻育六畜也”。意思是，把粮食积存在取之不尽的仓囤中，就得致力于五谷生产；把财资贮藏在用之不竭的府库里，就得种植桑麻、饲养六畜。农业生产的好处是国富民强，“务五谷，则食足；养桑麻、育六畜，则民富”。更重要的是，“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意思是，国家富足多财，远方的人们就会前来投奔；荒地开发起来，国内的居民就会安居下来。二是建立刑赏，满足安全需求。刑赏制度是社会秩序的基本要素，也是人身安全的重要保障。《牧民》指出：“明必死之路者，严刑罚也；开必得之门者，信庆赏也”。意思是，明告百姓犯罪必死的道路，就得使刑罚严格起来；向百姓开启立功必得赏赐的大门，就得使奖赏能够兑现。同时，要避免刑罚的繁复，“省刑之要，在禁文巧”。文巧即机巧、诈伪，“文巧不禁则民乃淫”。三是守住“四维”，满足精神需求。治国理政不仅要重视物质财富的积累，而且要重视文化心理和精神价值的培育。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而言，文化精神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文化精神规范着民众的行为，引领着发展的方向，积聚着前进的动力。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既要有硬实力，也要有软实力，而真正的实力或者说实力的最高形态是文化精神。管仲倡导的文化精神就是“国之四维”。“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管仲认为，四维是治国理政的基本原则，“守国之度，在饰四维”。四维能够引领规范民众的行为，即“礼不逾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四维帮助实现国家社会的稳定，“故不逾节，则上位安；不自进，则民无巧诈；不蔽恶，则行自全；不从枉，则邪事不生”。意思是，坚守四维，民众不越过规范，君王的地位就安稳；民众不妄图进取，就不会有巧诈行为；民众不掩饰过错，品行就会完好；民众不追随邪曲，就不会产生恶事。因而管仲告诫统治者：“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也”。四是推行祭祀，满足信仰需求。西哲认为，每个人都有宗教感情，尤其在人类社会的幼年时代。所谓宗教感情，实质是信仰需求。治国理政不能忽视民众的宗教感情和信仰需求，这在古代尤为必要，有利于加强执政的合法性和神圣性。管仲指出：“顺民之经，在明鬼神、祗山川、敬宗庙、恭祖旧”。意思是，使民驯服的办法，在于尊崇鬼神、祭祀山川、敬奉宗庙和恭敬宗亲故旧。否则，“不明鬼神，则陋民不悟；不祗山川，则威令不闻；不敬宗庙，则民乃上校；不恭祖旧，则孝悌不备”。

　　《牧民》指出治国理政的保证是选贤任能。史书记载，齐桓公拜管仲为相时，管仲要求同时任用隰朋、王子城父、宁戚、宾胥无和东郭牙五位杰出人物，“臣闻大厦之成，非一木之材也；大海之阔，非一流之归也。君必欲成其大志，则用五杰”。这表明治国理政不是一个人的事情，而是一个团队的事业。形成治国理政团队就要选贤任能；选贤任能是治国理政的组织保证。《牧民》强调，要使国家安定、政权稳固，必须选贤任能。“错国于不倾之地者，授有德也。”意思是，想把国家建立在不倾危的基础上，就得把权力交给有道德的人。“故授有德，则国安。”选贤任能有个视野和标准问题。管仲认为，视野是“天下不患无臣，患无君以使之”。意思是，天下不忧虑没有良臣，忧虑的是没有君王去使用他们。标准则因职位不同而不同，君王贤能的标准是善决策、会用人，“审于时而察于用，而能备官者，可奉以为君也”；臣子贤能的标准是有本事、无私心，“故知时者可立以为长，无私者可置以为政”。《牧民》指出，那些不讲效率、喜欢钱财和轻信小人的人是不能为官从政的，“缓者后于事，吝于财者失所亲，信小人者失士”。意思是，行动迟缓的人，落后于事态；吝啬财物的人，失去所亲近的人；轻信小人的人，失去贤士。管仲认为，贤能要求懂得执政规律，即“以家为家，以乡为乡，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不懂执政规律，既管理不好国家，又管理不好地方。“以家为乡，乡不可为也；以乡为国，国不可为也；以国为天下，天下不可为也。”意思是，用治家的办法治乡，乡不可能治好；用治乡的办法治国，国不可能治好；用治国的办法治天下，天下不可能治好。贤能要求公正无私，“如地如天，何私何亲？如月如日，唯君之节”。意思是，要像大地像苍天那样，没有私情没有偏爱；像月亮像太阳一样普照万物，那才是君王的气度和节操。公正无私还要做到光明磊落，“毋蔽汝恶，毋异汝度，贤者将不汝助”。意思是，不要掩饰你的过错，不要使法度不一致。否则，贤者将不会辅助你。同时，室内说话，要让满室的人都听到；厅堂讲话，要让满堂的人都听到，即“言室满室，言堂满堂，是谓圣王”。贤能要求发挥表率作用，“御民之辔，在上之所贵；道民之门，在上之所先；召民之路，在上之所好恶”。意思是，统御万民的纲要，在于君王重视什么；引导万民的门户，在于君王提倡什么；率领万民的途径，在于君王爱好什么。表率作用的实质是以身作则。君王由于大权在握，臣子容易投其所好，即“君求之，则臣得之；君嗜之，则臣食之；君好之，则臣服之；君恶之，则臣匿之”。这就进一步要求君王以身作则，重视自己的表率作用。《牧民》指出，君王以身作则是有道的表现，甚至重于城郭、兵甲和土地财物。“城郭沟渠，不足以固守；兵甲强力，不足以应敌；博地多财，不足以有众。惟有道者，能备患于未形也，故祸不萌。”意思是，只靠城墙和护城河，不足以固守国土；只靠坚甲利兵，不足以应对敌人；只靠地大物博，不足以拥有民众。只有有道的君王才能防患于未然，避免祸乱萌生。现代学者研究认为，“《牧民》为开宗明义第一篇，系纲领性文献，其学说为《经言》的总脉络”。这对评价《牧民》在《管子》一书中的地位和作用，无疑是正确的。然而，《牧民》更重要的作用是对中国政治思想和统治实践影响深远，其中最大的启示是提出并倡导礼义廉耻。礼义廉耻，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塑造着中国国民品格，是治国理政的价值取向和伦理追求。历朝历代统治者和思想家都在推行礼义廉耻，苏东坡指出：“古之贤君必厉士气，当务求难合自重之士，以养成礼义廉耻之风”。一般认为，礼是适当的态度和行为，不能超越法律和道德规范；义是公正无私，不吹嘘和推荐自己；廉是纯正高洁，不隐瞒自己的缺点错误；耻是有羞愧之心，不与不正派的人在一起。这些内容即使在今天，仍然有着积极的政治意义和道德价值。参照明末思想家顾炎武的理解，其政治意义是礼、义，为治人之大法；道德价值是廉、耻，为立人之大节。立人是治人的基础，这就要求官员必须坚守礼义廉耻，尤其要注意廉耻两字，“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无所不取、无所不为，就会贪赃枉法，丧失道德伦理底线，既给个人也给社会造成危害。顾炎武进一步指出，“廉耻”两字中“耻”尤为要，因为人之违背礼义和不廉洁，皆源于无耻，“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其原皆生于无耻也”。而且，官员的无耻是国家的耻辱，“故士大夫之无耻，也谓国耻”。因此，我们要继续在政治实践中倡导礼义廉耻，在个人修身中鼓励礼义廉耻，在选贤任能中督促官员践行礼义廉耻，让整个社会劲吹礼义廉耻之风。

　　(本文是《品读国学经典》一书的首篇，作者为著名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