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吴明益：书写记忆与历史(李丹梦)

吴明益

吴明益部分作品

　　记忆是吴明益小说的关键词，这跟时下由现代进化、发展范式引发的普遍性的焦虑、挫败，尤其是人们对于个体历史坐标的迷失有关：以记忆出其不意的 “收获”与圆融活力来矫治、润泽被现代性挤迫得单调、枯涩的心灵。记忆在此绝不止于回忆或“记住”某事，毋宁说它即是历史的本体。

　　记忆的书写在吴明益的《本日公休》(1997)里已显山露水，但真正形成自觉却要待到他的中短篇集《虎爷》(2003)。这中间作者还经历了为 时不短的自然书写实践，以《迷蝶志》(2000)为代表。《虎爷》显然不是单纯的中短篇自选集，它包含自我对话、梳理人生、探索小说可能性及彰显写作哲学 的企图，用作者的话说，这“或许只是某篇小说的‘前奏’而已”，通过“零碎片段的‘短篇记忆’，找到组构成一个较长人生的可能”。吴明益在《虎爷》之后推 出的作品大都能在《虎爷》里找到伏笔。某种程度上，它就像吴明益创作的自我总结或“索引”，作者后来的几乎所有变化都能在其间找到萌动的“种子”。

　　《虎爷》分三辑，辑三中收录了与吴明益2011年长篇同名的中篇作品《复眼人》，虽然前后“复眼”的内涵不尽相同，但二者都是试图挣脱现代常规 的另类“观看”或“灵视”。至于辑二里的四篇小说(《午后Ⅰ》《厕所的故事》《午后Ⅱ》与《夏日将逝》)岂非《天桥上的魔术师》(2011)的“前奏”或 “序曲”？那里停泊着“我”的童年与青春，氤氲游荡着已然从地平线上消失的“中华商场”的气息。1961年至1992年间，“中华商场”一度被视作台北地 标，它不啻为“现代化进程中台北人青春期的象征”(张大春语) 。于是，孤独的个我与集体的记忆、历史乃至台湾的主体诉求相遇融通了。这在吴明益的长篇《睡眠的航线》(2007)里体现得尤为明晰。按作者的讲述，睡眠 亦是记忆的一种，在睡眠或梦境这种相对放松的状态下，被遗忘的日据时代的父亲/台湾的历史覆盖了“我”的身体。

　　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没有《虎爷》的书写探索，就没有《睡眠的航线》，但并不能认为《虎爷》是出于寓言台湾或概括历史的冲动。《虎爷》是“本分” 的记忆。那些关乎历史概括、反拨或寓言的感觉，类似“事后分析”或“二次辨认”的放大；在直接书写或小说直感的层面断不会有如此连贯触目的锋刃。它们宛若 记忆之河中闪现的微澜涟漪，是方是圆，像马像牛，就看读者的指认联想了。吴明益把记忆和历史变成了一回事、一个词，以近乎“中性”的声调在记述。

　　对我来说，这些文字像是自己想进一步确认记忆所进行的自我测验……我想确认自己在那件事里的位置，就像确认自己在全然的黑暗中，是否踩在某个踏 实的地方……本以为自己要忘记这件事了，但……一动笔之后，就知道记忆像水分一样以看不见的形式存在身体里。(《想起那个六么拐》)

　　这类关于记忆与时间的感喟在《虎爷》中随处可见。它们的最大功效就是对速度的调控。在《虎爷》中，这类不乏诗性、带有叩问自身存在意味的散文笔 触的介入，可能并不讨好。除了略嫌重复累赘之外，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怎样才能免去读者对于这种“记忆=时空”随意性的质疑。依据常识经验，现代语境下的记 忆很难跟欲望撇清干系；记忆策动的重点在于求新，很容易陷入想象与虚构的耽溺，个人史如何与集体的命运、历史交织共在，吴明益显然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他明 确表示，他的陈述不愿陷入“软调抒情文学”的旧辙。但事实上这种强大的书写惯性与诱惑从未离开过他，它与记忆如影随行。那是种书写癖，它要把记忆的书写者 变成欲望的活动道具或虚脱的俘虏，而吴明益却要把记忆尽力维持在智识的样态。创作的张力由此产生，这也是《虎爷》最耐人寻味和刺激的地方。

　　面对记忆书写的难题，为挣得历史或公共的“同情”、影响，多数作者会本能地倒向或求助于日常生活伦理。相比之下，吴明益的解决之道看似水波不 惊，宁谧温润，其实却是极度冒险、高度紧张自律的结果。吴明益的作品中几乎排除了性爱题材，恐怕与此有关。他笔下的“爱情”多为初恋、童真式的“吸引”， 或是超越人际的融汇自然之爱(《复眼人》)。质言之，吴明益叙述或记忆的核心精神就是节制，其间栖居着一个苦行僧似的禁欲漂泊、孤独悲悯的魂灵(这漂泊感 大体是骨子里带来的，跟台湾孤零隔绝的海岛地势位置及战乱历史所形成的地方集体无意识有关)。他也寻找落定与家的感觉，但绝不粘滞。就像《午后Ⅰ》中记忆 对中华商场里手工鞋匠“杰作”的显形描绘：“每一双都像大理石雕成的一样。客人总以为这鞋摸上去一定是硬的……但一摸，鞋面就像海绵似的陷了进去，穿上， 就仿佛肌肉终于找到遗失的皮肤。”这究竟是在写鞋的工艺，还是在写对家乡或故乡的渴望？然而，这怦然心动的温暖仅维持了数秒，记忆又开始了下一处的搜寻与 记述。到处都是家，又都不是家；一切皆无常，却又企盼它留下……

　　《午后Ⅰ》行文语感与周作人的晚期书话有异曲同工之处。周写过一篇《落花生》，可与《午后Ⅰ》对照参看：“花生亦曰长生果，又名落花生，殆无名 也，以其花落于地，一丝牵蒂落实土中，故曰落花生。曰花生减字呼之，曰长生以形名之……同是一瓜，在中国称倭瓜，而日本则称唐茄子……可以想见其原产地当 在安南方面，先来中国，再转至日本，花生的行程恐亦是如此，唯其来路在何处，乃不如南瓜之易于推测耳。”虽是常识罗列，却不期读出了身世、命运的渺不可 测。

　　《虎爷》里有不少类似《落花生》的知识段落，除了《午后Ⅰ》的皮鞋工艺外，《想起那个么两参》中的印刷知识、《虎爷》里的民俗记忆、《复眼人》 中的凤蝶迁徙、《洞穴之蟾》里的蟾蜍生理等，均为例证。它们虽及不上周作人的平和天籁，却也给小说这种本质上难免造作的文体增添了一种别样切实的质感。明 眼人会说，吴明益把早期带有科普性的生态书写的路子引到小说中。这固然不错，但之所以呈现这种自觉的风格承续，还有更深层的理由，那就是防止记忆陷入“软 调抒情”、闭门造车的沼泽。记得日本女作家与谢野晶子曾建议女性多读哲学、心理学、动植物学的书，她称之为“硬性书籍”。她说，“女人容易为低级的感情所 支配，轻易的流泪，或无谓的生气，现在凭了硬性的学问”，可使人理性明澈，“不至为卑近的感情所动”。 此原理亦可用来理解吴明益小说中的知识话语。换种说法，这类大胆嵌入的知识段落带有精确、刚性及公共语言的特质，借此，含私人意味的记忆书写便能够跟集体 认同的、带有真实品性或信仰的历史打成一片了。

　　就“文科男”出身的吴明益来说，对知识话语的掌握、书写，实非易事，它需要大量的阅读补课。记忆经此从隶属过去的格式化书写中解脱出来，变成了 一个进行时态的、与当下不断发生信息能量交换的、后现代式的开放场域与建构历程。除却阅读，吴明益还提到影像对于记忆的激发作用。《虎爷》集里《厕所的故 事》便是由一张摄有中华商场厕所的老照片触动而构思成形的。这也印证了作者的话：“记忆中的一些片段，加上后来补足的一些材料，就会慢慢形塑成一个特别的 故事。” 以上所述对于自我陶醉放纵的虚构想象，不啻为有效的防范。一句话，知识话语的运用旨在“克己”地抒写。它让吴明益在私人记忆与公共历史间，趋向书写的平衡 与人格的“中庸”。感觉上，吴明益的风格介于周作人与川端康成之间，倘若去除其作品中知识话语的部分，他的小说很可能感伤失度、阴气弥漫。

　　建基在二元思维上的现代书写格局或范式在《虎爷》里失效了，个与众、私人与历史、抒情与理性、美与科学、阴柔与阳刚这原本处于对立的两极在记忆 的河水里基本实现了浑然一道。不仅如此，记忆的运作，亦让吴明益从时下逼促的身份建构与乡土认同中解放出来。在记忆的召唤赋形里，任何一处、任何他者都有 可能让人生发“那就是我”的亲切共鸣——一个无与伦比的“大我”时空。这跟鲁迅所说的“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我存在着……我开始觉得自己 更切实了，我有动作的欲望”境界相类。不能说吴明益已放弃了对现代“个我”的追求，一个突出的证据就是他对于记忆深渊(一个富含危险奇观梦魇的宝藏)那 “玩火”似的迷恋与刺探。我们眼见他纵身跃入记忆的渊薮，却不料他竟在这里找到了一个心心相系的“世界”。

　　以《想起那个六么拐》为例，这是《虎爷》辑一里的首篇。题目中的“想起”暗示记忆的启动，读者随之来到了“我”从军的岁月。记忆聚焦在一个脑筋 有点“二”、绰号叫六么拐的士兵身上。他天生丑陋，净干蠢事，给时任班长的“我”惹了不少麻烦，大家都厌憎他。一次班上丢了枚空包弹，“我”和班里士兵深 夜在草丛中找到，它在大家手中默默地传递，惟一蒙在鼓里的就是六么拐。我们把罪名推在六么拐身上，他怀着恐惧在草地里摸索了一夜，几乎把草拔光。恐惧快把 六么拐击碎了……

　　作品揭示了人性恶的萌芽，它透露出吴明益的记忆“章法”与小说哲学。六么拐无疑是小说记忆运转的杰出成果，一个被歧视侮辱的对象。他直指记忆的 暗箱，一个在日常或现代时空中被筛落过滤遗忘以至不复存在的“角落”。这种记忆显然带有自省自审的况味，跟那类虚构自娱的记忆迥然不同。六么拐就像“我” 身上恶的烙印，对他的呈现，势必要经受由颜面自尊内心疼痛等带来的重重阻力，这也是吴明益作品中记述缓慢的重要原因。他并不打算对自身过分追讨，也不想对 六么拐施以廉价的同情，这里重点是要用记忆的光线去“照亮”一个事实：六么拐是“我”的一部分。无论“我”多么想清洗他，他却好像在肉体和灵魂里扎了根。 “我”在六么拐身上看到的不仅是让人难堪的恶的标记，还有一种坦然温暖的牵系。

　　当旋绕繁复的记忆工程终于让六么拐浮出水面时，严密均质进化的现代时空大厦出现了深深的裂隙。本来，六么拐的生存方式是无法记入现代历史的，它 被现代理所当然地放在了忽略不计或须加医治淘汰的部分。吴明益通过小说的记忆表明，类似六么拐这样的时空是无法被汰除的，历史在此出现了多维的路向与可 能。这不仅是“我”存在的样态，亦是历史的真相。

　　实际上，当吴明益把记忆与历史融为一体时，已然预示了历史乃是这样一个场域：它陌生不适、遍布创伤。人必须经过与内心犹疑恐惧厌恶等诸多负面情绪的反复较量，一种自我挣扎折磨及克服，方能抵达。吴明益对死亡的迷恋以及前世记忆的勘探，便是这种历史逻辑衍生的必然结果。

　　吴明益曾说：“故事并不全然是记忆，记忆比较像是易碎品或某种该被依恋的东西，但故事不是”，“故事是黏土，是从记忆不在的地方长出来的”，“只有记忆联合了失忆的部分，变身为故事才值得一说。”若把其间的“故事”换成“历史”，这便是他的小说哲学自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