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天人之际(杨河源)

　　《国学与中国人文》收集了余英时先生的十多篇文稿，可以视为余先生在话题指涉领域的定论之作。虽然话题纷纭，形式不一，仍然可以归为余先生的夫子自道：“在西方文化的挑战下，中国文化究竟应该怎样自我调整和自我转化，然后才能达到陈寅恪先生所向往的境地，即‘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

　　对于中华文化而言，近代一百多年以来，可谓跌宕起伏、血泪斑斑。从乾隆朝的礼仪之争到道光朝的华夷之辨，从咸丰朝的“以夷制夷”到光绪朝的“中体西用”，从晚清民初的全盘西化到“走俄国人的路”，似乎都彼路不通，所以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国学”大热。

　　但余先生在梳理了“国学”走过的百年道路之后，不免担心：“以国学而言，由于老辈凋谢，继起的人很少，已无法维持‘国故’第二期(1917至1949年)的研究水平了。过去属于知识层面的东西，现在或不免已解人难索了。”诚哉斯言！这些年，从学术文化界走向社会、不断扩充地盘的“国学热”，风头一时无两。但成色究竟如何？还真让人不敢乐观。

　　中国文化之所以“是一种具有自己明显特征的原生传统”，之所以天人合一而非其他几个高级文明的“人”、“天”两分，之所以不同于其他文明的“外向超越”而走上以“心”证“道”“内向超越”的心学传统，之所以有突破的面向而保留着连续的痕迹，其实在纪元之前的轴心时代就已经决定了的：中国的“‘轴心突破’或可理解为与‘巫’传统的破裂。有孟子、庄子的例子，我们可进一步看出，心对于‘气’的操纵与运用取代了以前巫与鬼神沟通的法力。于是，透过陶养心中敏感的气，所有的个人都有可能成为自己的巫师。”

　　天-气-道-心，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上的这几个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核心概念，经过余先生精彩的梳理，清晰起来。中文的“天”(道)究竟意指自然还是统摄自然的神，这一学者们普遍的疑问，余先生给出了答案：“‘心’是现实世界(人伦日用)与超越世界(道)的唯一交合之点。”“道”作为“存有与价值之源”之外，还有其他的可能吗？余先生留下的这块空白，也许能激发更多的话题。

　　(《国学与中国人文》，余英时著，沈志佳编，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