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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君不见人空老(陈丹晨)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4年10月07日10:44 来源:文汇报 陈丹晨

  那天参加《邵荃麟全集》出版座谈会后,有一个小的餐聚。我到得晚了一些,看见有一席还有一个空座就坐了下去。恰好坐在邵荃麟女儿小琴旁边,左边是姚锡佩、胡风女儿张晓风、周扬的长子周艾若以及荃麟的侄子、女婿。小琴右边是冯雪峰的儿子冯夏熊,几乎都已是满头银发或谢顶的古稀老人。尽管他们大多我都认识,有的还是交往很密的好朋友,但我还是觉得是不是坐错了位子。因为除了我和姚锡佩,他们的父辈都是三十年代左翼大作家,如今碰在一起,就很自然地讲起当年父辈许多往事,互相之间的关系等等,虽说是点滴花絮,却都是有价值的史料。

  他们交谈得很热闹,我听得很入神。冯夏熊说到他父亲的性子比较急,用现在的话就是“犟”“倔”“耿直”,荃麟的性子比较能“忍”。所以两个老朋友在一起,遇到麻烦荃麟总会劝说雪峰戒怒忍耐。当年反胡风,周扬要雪峰写批判文章,雪峰不写,周扬没办法,就叫林默涵写。后来林和何其芳写的两篇就成为批胡权威的代表性文章。雪峰宁可不讨这个好。反右时周扬要他按周的旨意写鲁迅答徐懋庸一文的附注,冯雪峰开始不肯,荃麟就劝说他借此争取保住党籍。雪峰听从照写了,后来还是被开除出党。邵照样与他来往,冯仍然是邵家的座上客。我想这与他们两位老人家当年的友谊非同一般有关:三四十年代之交,雪峰两次与党失去联系后在恢复组织关系过程中,荃麟都给予关注和帮助。周扬深知他们的情谊,批雪峰时,就要荃麟出场发言作为对冯的重点批判。荃麟只得奉命但并不按照当时定的“三十年一贯反党”的调子说话,却专门讲雪峰的“个人主义”:“在每一次革命高潮到来的时候他个人往往是消沉的……这对于一个革命者来说是几乎不可理解的事。”说“雪峰在文艺问题上,只是从艺术的本身出发,而不是从政治出发,从当前中国的客观实际出发,因而不能不陷入于唯心主义。”同时他又赶紧声明:“我并不是说,雪峰对于革命完全没有感情,或甚至不赞成。这样说法也是不实事求是的。”这样的批判当然使周扬、刘白羽大为不满,倒是郭小川觉得他的发言很好。

  晓风说近来翻阅她父母的日记,发现抗战时在桂林邵荃麟到胡家竟有三十余次之多,可见往来频密。反胡风时邵荃麟也写了批判文章,但胡风“文革”后在回忆录里却明确地说:过去在上海、桂林时,“我们两人的关系一直很好……我和他在文艺问题的看法上从来没有对立的意见,我认为他是理解我尊重我的。”聂绀弩一生充满传奇色彩,1933年就和胡风一起在日本,同时被捕入狱后又一起被驱逐回国,两人情谊也是极深。1966年胡风坐了十年牢后刚刚被作为监外执行放了出来,第一个上门去看望他的就是聂绀弩。聂自己也是从北大荒劳改回来不久,却完全不避嫌疑,放声诗赠胡风、冯雪峰许多首,极为感人。如写胡风“不解垂纶渭水边,头亡身在老刑天。无端狂笑无端哭,三十万言三十年……”挽雪峰“狂热浩歌中中寒,复于天上见深渊。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锥心坦白难……”挽荃麟,说到他生前对聂的关照,但是“提携种种皆无益,世人不许狂夫狂……”六十年代初,“谁家有酒备客尝?”食物极端匮缺,十室九空,聂来看望邵,荃麟知聂嗜酒,还是设法找来一杯酒,让他一饮而尽,点滴不剩。聂解渴而感动,“泪落杯中泪也香”。临行邵还塞了两包中华烟说:“我事非尽我安排”。聂完全理解邵满腔热心想为同志朋友纾解困境却又无能为力,说他“骨瘦嶙峋”的身子,虽想“支撑天地颤巍巍,天下事岂尔可为?”有人误读说成是邵冷淡聂,全理解错了。说到这里,我忽然联想起当年曹雪芹在槐园遇到朋友敦诚,风雨淋渗、朝寒袭袂之际,“雪芹酒渴如狂”,敦诚就将自己的佩刀解下典质换酒来喝,使“雪芹欢甚作长歌以谢”,敦诚也作歌酬唱,他们“大笑称快,击石作歌声琅琅”。古今诗人那样狂傲睨世的浪漫情怀是多么相像,但聂邵的情境似乎更为悲凉!当时席间谈论的点滴往事,使我有了不能抑制的浮想,除了信意补述的上述一些故事,我还想到这些身世坎坷的前辈老人家有一些共同的特点。他们政治上都是有极老资历的老革命:邵荃麟是大革命时期参加过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早期共产党人,如不是因为大吐血,他将去莫斯科参加党的六大;冯雪峰参加过长征,蹲过上饶集中营;聂绀弩出身黄埔军校二期,一生经历跌宕奇异,先后因右派发配北大荒劳改三年半,后又被诬现行反革命罪判无期徒刑;胡风在思想文化界始终是有大影响的著名左翼作家。他们都是长期在国统区从事地下秘密活动,过着飘忽不定的生活;彼此常有交集互助,生死相扶,荣辱与共的患难之交;他们都受过深度的传统文化教育,有着渊博精湛的艺术学养,又各有出色卓越的文学成就;他们常常是既有诗歌小说戏剧散文杂文创作,又还翻译外国作品从事理论研究,都是才华横溢的多面手,在文学史上留下重要印迹;他们是秘密的党人,更是从事文化学术活动的文化人,以写作为生。邵荃麟想保住冯雪峰党籍结果没有做到。丁玲被打成右派后,邵荃麟想让丁仍然留在北京写作,工资待遇基本不变,也同样未能实现。当时邵荃麟是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却是个弱势第一把手,做不了主。雪峰先后任过中国作协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第一把手,也因“书生气十足”,事事碰壁,较早就被打了下来。

  我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在革命胜利以后不久,他们先后都不适应新的社会生活而遭遇了不幸:都曾被发动裹挟去参与整肃批判多年挚友同志。现在有的年轻人不大能理解当时特殊环境,较多责难他们的顺从。其实也有挣扎,也有尽可能的互相关照扶持,稍后自身也未能幸免于难,多数还有过缧绁之灾,以至晚景凄凉,或惨死狱中。他们始终是忠于革命事业忠于组织的呀!邵荃麟直到生命终点,在失去自由患着重病身陷“牛棚”时,还在苦苦追问自己。他问难友黄秋耘说:“你给我想想看,我参加革命这几十年来,有没有干过什么对不起党的事?”他和冯雪峰等都是带着这样的苦恼和困惑离开这个世界的。周艾若对他父亲周扬的前期多有批判。我曾对他开玩笑说:“你有弑父情结”。他笑而不答,接着他会说:“我为他‘文革’后的表现感到高兴,赞美。他有这样的变化是很不容易很了不起的。”看来,这些前辈喜欢思考,习惯于寻找事物的来龙去脉,追索历史真相。

  现在,从这些后辈们身上我明显感觉到:曾经的批来斗去也未能割断他们几代人之间的亲如血脉的联系;在很长时期里,人性的光辉和力量始终在抵抗和扫除阴霾和邪恶。聂绀弩唯一的女儿在“文革”快结束时自杀,老夫妇伤心可想而知,他写信对小琴说:“不知为什么,我想起你来,总想哭,这信是含泪写的。为你父母么?为我自己老了么?说不清。”他还说过:他曾热爱过雪峰、丁玲的文章,也从“荃麟那里感到过同志间的感情的温暖”;但“觉得真正高出于我的,却只有一个胡风。”这就是他们之间那种非常深沉的思想、文化、感情、友谊、心灵间的融和相印,却未必说得清说得尽。

  小琴说:他们这一代人有时还常聚会聊天,包括前几年已经辞世的田汉之子田大畏,鲁迅之子海婴,都会兴致勃勃参与其中。现在有各种“二代”的说法,他们好像都沾了一点边。“文革”期间,他们成了黑五类的子女即“黑二代”,现在我想称他们是“文二代”。文学家们的基因和友谊在他们身上延续而无任何纠结。他们在一起总是谈得很起劲畅快,其乐融融,怡怡然于一室。他们为父辈未了的遗愿在努力补缀,整理出版遗稿诸如全集文选专著,晓风已经整理出版了胡风著作多种。这次出版的《邵荃麟全集》八卷本主要就是小琴等收集编纂的。冯雪峰等等的著作也都在进行收集整理,不断将有成果问世。这些曾经被批判成可怕的撒旦式的文字,重新被发现被认识其重要宝贵的历史价值,似乎正在努力解答邵荃麟最后之问。那些不可一世的大批判文字和各种各样的恶名却不知到哪里去了。我又想起聂绀弩的诗句:“杜若洲边无杜若,陶然亭畔且陶然。思君不见人空老,骚卷长撑宇宙间。”历史无情,终究会显示其真实面貌和应有的公正。

  2014-9-18改定

  本文写作过程中,曾得到张晓风、邵済安、冯夏熊诸友的教正,谨此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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