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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与丁玲的无缘之“缘”(古耜)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4年10月05日13:36 来源:文汇报 古耜

  张爱玲在美国洛杉矶定居后,几乎割断了与外界的联系,不仅拒听电话,避见客人,而且很少给人写信,即使是好朋友也不例外。然而,1974年5至6月间,张爱玲忽然打破常规,一连三次致函当时也住洛杉矶的华人学者庄信正先生,内中反复谈到的竟是同一件事——她准备研究中国现代女作家丁玲。

  在5月13日的信里,张爱玲对庄信正说:

  宋淇(张爱玲在香港的朋友——引者)提起可能找我给中大写篇丁玲的小说研究,不过香港没有她早期的作品,要在美国找。洛杉矶只有你们USC图书馆有本《丁玲选集》,1952年开明书店出版,有五个短篇是1927——30的,《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一九三〇年春上海》等。似乎是1931年开始转变,写《水》等。我想这一本香港总有,预备写信去问。万一没有的话,想请你在离开这里(庄即将赴印第安纳大学任教——引者)之前借出来,让我去影印一份。此外不知道Berkeley有没有,我只记得有长篇《韦护》、《母亲》。你几时如果去Berkeley,可否到图书馆看看?如果这一向不去,没关系,我过天写信托水晶。

  6月11日,张爱玲再度写信给庄信正,内中依旧谈到丁玲研究的话题:

  我前些时VonKleinschmid Ctr。(南加州大学教学和办公兼用的大型校舍。庄信正拼为VonKleinSmid.——引者)去过一趟,看见《丁玲选集》,但是现在知道这本书香港有,所以不用托你影印了。他们只缺二〇、三〇年间的书刊。志清说丁玲的书哥大都有,可代影印,又建议我托你介绍在本地大学图书馆付费取得借书证,那当然值得。我现在请他等有空再去哥大图书馆看看,有没有三〇年间上海出的小说集与长篇。大概可以用不着烦你托朋友在Berkeley找了。UCLA(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的缩写——引者)我打过一个电话去,问知他们有她延安时代许多冷门著作,等中大决定要这篇研究再去看,但是应当在你动身前托你介绍,拿到UCLA借书证,备而不用。

  与上封信只隔了一天,6月13日,张爱玲三番致函庄信正,接着谈丁玲研究:

  我今天又打电话给UCLA图书馆,问知丁玲延安时代的书只有四本,但是Berkeley有十一二本1949前的,Hoover(胡佛研究所——引者)有二十八本,可以转借。借书年费﹩24……附上﹩24支票清代付费。

  同样是在这段时间,张爱玲还先后三次致函另一位朋友、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的夏志清先生。而在这三封信里,张爱玲一再涉及的同一个内容,仍然是丁玲研究。在5月17日的信里,张爱玲将中大有意请她研究丁玲的消息告诉了夏志清,同时托他代为留心哥大图书馆有关丁玲的藏书。接下来,在6月9日的信里,张爱玲先是向夏通报了自己了解到的丁著在美的一些馆藏情况:“丁玲的书,UNCA也有好些冷门的,如《一年》(1936)、《一颗未出膛的子弹》(1939)。宋淇最注重她以都市为背景的早期小说,大概觉得较近她的本质。”然后再度请夏,有空“到哥大图书馆抄点书名给我”,并列出了重点范围乃至具体作品。等到6月30日再写信时,张爱玲除继续谈论自己了解到的各图书馆有关丁玲的藏书情况外,还向夏提出一个请求:“你认识的美国女作家——Gold(?)(MerleGoldman,夏的朋友——引者)一九六七写的那本关于中共的书,提到了丁玲获罪经过,有五〇年间中共杂志期数可查。随便几时写信记得的话就请把她的名字与书名再告诉我一遍”。

  在很多时候,书信是有生命的,它常常携带着写信人的心境与修养。张爱玲写给庄、夏二人的上述信件,正可作如是观。透过这些信件,我们至少可以捕捉到来自张爱玲的两种信息:一、在听到香港中文大学有可能邀请自己研究丁玲时,张爱玲的心情是喜悦的,甚至有些兴奋,她愿意承担这个项目,并不避烦难,立即开始搜集相关材料。二、对于丁玲的作品和创作情况,张爱玲是熟悉和了解的,且有进一步熟悉和了解的愿望。这说明对于左翼文学,漂泊海外的张爱玲虽然不无偏见,甚至还流露过“根本中国新文艺我喜欢的少得几乎没有”的态度,但实际上并不是一概排斥与盲目否定。

  对于研究丁玲,张爱玲何以表现出如此积极的态度?关于这点,张爱玲在致函夏志清时留下过说明:“我做这一类研究当然是为了钱,大概不少”(1974·6·30)。这固然是实话实说,当时的张爱玲确实只靠有限的版税和稿酬维持生计,日子过得并不宽裕。不过,这里需要继续探究的是,赚钱是否就是张爱玲愿意研究丁玲的唯一动力?而在我看来,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因为翻检张爱玲留下的相关著作,分明还有两种因素可以充当她希望走近丁玲的推手:一、在1963年6月30日写给夏志清的信里,张爱玲很随意地谈到:“我也觉得丁玲的一生比她的作品有兴趣。”这就是说,张爱玲对丁玲的关注,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人而生。而这种对另一位现代女作家人生经历的关注,是很可能包含了关注者曲折的、无意识的人生自视的。换句话说,是一种试图从他人命运中提取点什么的冲动,支持着张爱玲情愿与丁玲对话。二、当张爱玲还是一名高二学生时,就在校刊《国光》上发表过关于丁玲的《书籍介绍》。该文写道:

  丁玲是最惹人爱好的女作家。她所作的《母亲》和《丁玲自选集》都能给人顶深的印象,这一本《在黑暗中》是她早期作品的代表作,包括四个短篇,第一篇《梦珂》是自传式的平铺直叙的小说,文笔散漫枯涩,中心思想很模糊,是没有成熟的作品。《莎菲的日记》就进步多了——细腻的心理描写,强烈的个性,颓废美丽的生活,都写得极好。女主角莎菲那矛盾的浪漫的个性,可以代表五四运动时代一般感到新旧思想冲突的苦闷的女性们。作者的特殊的简练有力的风格,在这本书里可以看出它的养成。

  对于丁玲的作品,这段文字没有做一味的赞扬,而是用发展变化的眼光,分析并肯定了其艺术的进步与风格的成熟。正因为如此,它称得上是论者朴素真切的第一印象。而这样的第一印象凭借先入为主的优势,足以成为张爱玲对丁玲作品的稳定性评价。这里有一桩事实令人回味:成名之后的张爱玲坦言:“把我同冰心、白薇她们来比较,我实在不能引以为荣”(《我看苏青》)。这当中不提丁玲的名字,应该不是一种偶然吧。

  张爱玲跃跃欲试的丁玲研究,因香港中文大学未能立项而搁浅。对此,夏志清由衷庆幸:“爱玲未做吃力而不讨好的丁玲研究,真为她高兴。”“张、丁二人的才华、成就实有天壤之别,以爱玲这样的大天才去花时间研究丁玲,实在是说不通的。”(《张爱玲给我的信件》按语部分)与之相反,我倒有些遗憾。试想,如果当年张爱玲完成了丁玲研究,我们今天不仅可以多一种理解和看待丁玲的视线,而且还能够透过这种视线,更深入地认识张爱玲。而现在我们只能来梳理这两位女作家的无缘之“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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