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木与包弟(卫建民)

　　同伴们兴致勃勃地去参观克里姆林宫里的几座大教堂。亮丽的冬阳下，我坐在靠近红墙的悬崖上，俯视宫墙外流淌的莫斯科河。近代百年之间，这座容纳了不同时代建筑风格的城堡里，发生过不少震惊世界的历史大事件：呐喊和流血，谎言和动荡，在这个怪异的城堡里一幕又一幕上演。很奇怪，我注视着宫墙外阳光下波光粼粼的河水，想到的却是一条西班牙种小狗的命运——屠格涅夫笔下的木木。一百年前，聋哑看门人加拉新，就是循着这条河流，把他亲爱的木木沉到河底的吧？

　　莫斯科河缓缓流淌，水波在阳光下闪闪跳动。

　　屠格涅夫的中篇小说《木木》，1952年由巴金先生翻译，在平明出版社出版。多年前，我从旧书摊买回，书的品相如新。我在不同年月读过两遍后，心中总是忘不了这一首19世纪俄罗斯的哀歌。

　　“在莫斯科的一条偏僻的街上，有一所灰色的宅子，这所宅子有白色的圆柱子，有带阁楼的二层楼，还有一个歪斜的阳台。从前有一个太太住在这儿，她是一个寡妇，周围还有一大群家奴。她的儿子们在彼得堡的政府机关里服务，她的女儿们都出嫁了，她很少出门，只是在家孤寂地度过她那吝啬的、枯燥无味的余年。她的生活里的白天、那个没有欢乐的、阴雨的日子，早已过去了，可是她的黄昏比黑夜还要黑。”

　　小说开篇，简要介绍了故事的背景和主要人物。一个富有的、有一群家奴环侍的老妇人，乖戾、病态，有说不清的生理和心理疾病，有随时会爆发的莫名脾气。富有且守寡，是滋生脾气的物质基础。家奴中的洗衣妇、管家、裁缝，还有私人医生，每天向老妇人献媚、承欢，但老妇人生活得还是不幸福。她从乡下带到莫斯科的看门人加拉新，又聋又哑，力大无比；除职守看门，还挑水劈柴，打扫庭院，活儿干得谁也挑不出毛病。加拉新起初从乡村跟着她来到城市，周身不自在，怎么也不能融入陌生的天地。因为他在乡下，头顶是广阔的俄罗斯的蓝天，明亮温暖的太阳；脚底下是肥沃、松软的黑土地，小说写道：“他给人带进城市以后，倒不明白要怎么办了。”分派的那点活儿，他很快就干完了；耳聋口哑，无法与身外的世界交流。聋哑人当然也会有人的正常情感。这期间，洗衣妇达吉亚娜对他产生爱慕，他也动起真情，渐渐敢于表达他对达吉亚娜的爱。平明版的《木木》，有二十多幅插图，其中就有加拉新送给达吉亚娜一只姜饼做的小公鸡这一情节的图画。一位不会开口说话的乡下汉子，用行动表示他对异性的爱情。但在老妇人眼里，加拉新只配看门干活，只不过是一匹四肢动物，根本不允许他结婚成家。在老妇人的干预下，硬是夺走加拉新之爱，将达吉亚娜配给了鞋匠卡必东。老妇人的宅子，是农奴制下的一个小单元，每个家奴都是没有自由的；婚嫁之事也得受她的指派分配。

　　加拉新不会用语言表达他的愤怒：“他迈着沉重的脚步，回到他住的阁楼，一天一夜都没有出来。”

　　缺乏他人的理解和温情，很偶然地，加拉新在一只小动物身上得到了补偿。

　　达吉亚娜嫁给卡必东后，这个粗俗的鞋匠成了无可救药的酒鬼，老妇人下令，将这对由她配给的夫妻遣送回遥远的乡村。临别之际，加拉新将一块红头巾赠送给达吉亚娜——这是他一年前给她买的。按俄罗斯民间风俗，红头巾是求婚的信物。加拉新向达吉亚娜挥手告别后，顺河行走，在克里米亚浅滩发现了一只在淤泥里打滚的白色小狗。他把无家可归的小狗抱回来，像找到了一个孩子和朋友。

　　“加拉新看护他这个‘养女’，小心得超过任何一个看护自己孩子的母亲。起初它很弱很瘦很丑，可是它渐渐地强壮起来，好看起来，靠了它的恩人的照料，过了八个月的光景，它居然变成了一条很漂亮的西班牙种的狗。”

　　——这就是小狗木木。往后，木木与加拉新形影不离。屠格涅夫细腻地描述小狗和主人的生活场景。但是，当木木闯入老妇人的视野后，厄运就接连不断地来了。老妇人起初害怕木木的形状，后来讨厌木木的吠声。她要管家赶走木木。她神经脆弱，精神上已容不得一只小狗；像安徒生笔下的豌豆公主，垫多厚的床垫也能感到玉体下有一粒豆豆硌得疼。管家得令，追杀木木；加拉新咆哮了，誓死保卫木木。

　　经过几个回合，加拉新才痛苦地觉解：这座散发着霉味儿的城市豪宅，既不是木木的栖身之地，也不是他的庇护所。他最后的主意是：让木木在小餐馆饱餐一顿，将它抱在船上，将两块砖头捆在一起，套在木木脖子上，将他偶然从河边捡回的小狗又葬在河底，以免木木再遭受人世的欺凌和不公。处置完木木，加拉新就收拾行装，返回他的乡村了。

　　在19世纪的莫斯科一隅，一个纯朴的农民生活不下去；一只可爱的小狗也生活不下去，所以才发生这样的疑问句式：怎么办？

　　译者在后记里说，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加拉新的原型，就是屠格涅夫母亲的看门人。但译者巴金先生怎么也不会想到，《木木》出版十几年后，在他身边也发生了一个真实的故事：他家有过一只小狗，名叫包弟；他在恐惧无奈之下，将小狗送给了医院去当实验品。

　　《小狗包弟》是《随想录》中的一篇，也是我印象最深的一篇。作者记述，“文革”之前，一位调往北京工作的朋友，将他的一只小狗送给了作者。小狗易主后，作者家里给它起名叫“包弟”；这只优良品种的小狗，既给作者的家庭带来欢乐，也给客人带来欢乐；如果天下太平，包弟带给作者家的欢乐就不会中止。“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红卫兵开始上街抄四旧的时候，包弟变成了我们家的一个大包袱。”巴金写道，“晚上附近的小孩时常打门大喊大嚷，说是要杀小狗。听见包弟尖声吠叫，我就胆战心惊，害怕这种叫声会把抄四旧的红卫兵引到我家里来。”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一只小狗的存在，使一个家庭从欢乐走向恐慌；危及小狗生命的，不是富有的寡妇，而是革命小将。最后，全家在惊慌不安中，决定小狗包弟的去向——将它送到了医院做解剖台上的实验品。

　　在《小狗包弟》结尾，巴金先生，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作家沉痛地反思：

　　“不能保护一条小狗，我感到羞耻；为了保全自己，我把包弟送到解剖桌上，我瞧不起自己，我不能原谅自己！我就这样可耻地开始了十年浩劫中逆来顺受的苦难生活。”

　　从木木到包弟，两条可爱的小狗的命运，何其相似！难怪，在汉语里，“鸡犬不宁”，从来就是社会动乱的指代。一个社会，如果连小动物都不得安生，人的命运，可想而知。人和动物都需要安宁和稳定。

　　坐在少年时就向往的克里姆林宫里，俯瞰宫外的河流，我从木木，浮想联翩，竟然联上了上海，一个暑天，包弟被人从作家院子里抱走，鲜血淋漓，死在了医院的解剖台上。

　　知道巴金先生在上海的故居开放了，我曾想建议雕塑家创作一只小狗包弟，放在故居的草地上，让参观者看到一个作家家里曾有过的成员。请韩美林先生再造包弟，是最佳人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