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者之风巍峙也(王蒙)

周巍峙

12 周巍峙作曲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手稿)

　　1996年12月，就在全国第六次文代会召开前夕，中国文联主席曹禺同志不幸逝世了。只剩下了一周左右的时间，必须把文联主席的候选人定下来。包括中组部、中宣部的负责工作人员在内的人事安排小组紧张地开始了新的一轮，也是决定性的一轮征求意见的工作。这种广泛的与认真的搜集民意，是有中国特色的民主的一个重要程序。人们背对背地发表意见，说得上是各抒己见，毫无顾虑，畅所欲言。这样搜集上来的意见，大多会得到中央领导的重视乃至采纳。

　　人们不由得想到了同一个名字：周巍峙同志。他有老延安的革命资历，他有老音乐工作者的专业修养与实绩，他有长期从事革命文艺工作的经历，他有几十年来与广大文艺工作者同甘共苦、荣辱与共、风里来雨里去的命运与沧桑经验，更主要的是，他身上有一种别人没有的亲和力，他是文艺工作者的朋友、兄长、领导与办事员。

　　早在我做青年工作的上世纪50年代，我在唱“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时候知道了作曲家周巍峙的名字。与他正式有所接触却已经是上世纪80年代初期了。

　　1980年夏天，我与几位北京的作家应邀去了大连，那时大连正举办舞蹈比赛，巍峙同志作为文化部的领导，在那里主持这一活动。得知我们在大连后，他通过当时的秘书卢山告诉我说，巍峙同志要到我们住的旅舍来看我。我与卢山同志在新疆就相互认识而且共过事。我听了颇觉不安，因为不论是从辈分还是从职位上看，岂有让周老劳动之理？我忙说我去看望周老，但卢山说周部长说了，他一定要来。

　　后来我们见了面，周老邀我们同去看下午的舞蹈演出。从我们住的旅舍到剧场，有一段不短的距离，周老走得非常快，我们只能紧追慢赶地在后面跟着。这是一个不摆官架子的领导，我的印象很深。

　　1982年，也是批判白桦的《苦恋》那一年，巍峙同志要在人大常委会上做一个关于文化工作的报告，他约我来谈谈，听取一下意见。我们找了一个晚上谈了一次。我现在完全想不起我说了一些什么，中心意思似是希望党保持文艺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与开放性吧。我可能说得并不清楚，但是巍峙同志的谦虚与民主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后来告诉我他吸收了我的意见。

　　后来，我到文化部了。巍峙同志虽然从部领导的职务上退下来了，但他仍然担负着主编“十大集成”和主持党史办工作的繁重任务，这些任务其实都是硬碰硬的。其他像振兴昆剧、交响乐基金会、田汉纪念与田汉基金会的工作等，也是靠他来抓。他的工作丝毫没有比处于一线时减轻。他永远是忙忙碌碌的，他的精力也永远是十分充沛的。有些场合我们还会碰到一起，他走路快我是早领教过了的，他上楼梯也快得吓人，有时是一次蹬三级，遇此我惊呼请他放慢，怕他飞速上楼搞出什么闪失。巍峙见他的精力震住了我们，似乎有点得意，他走得更利索了。害得我不断地向他老进行人不服老是对的，但完全不服老也不行之类的辩证宣传吁请——请他多加保重。

　　回想几十年来的文艺工作，有点事情，文艺界风就刮得特别大。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能有巍峙这样的老同志坚持实事求是，坚持与人为善，广泛联系群众，坚持团结绝大多数，坚持尊重艺术规律与广大文艺工作者，确实是不容易的。

　　周巍峙同志以九十八岁高龄逝世，仁者寿。巍峙同志确有仁者之风。

　　(中国文联原主席周巍峙于2014年9月12日去世，我们在此编发王蒙先生的文章，作为对这位老一辈革命家、艺术家的缅怀。编者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