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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人已远,我们该思考什么?(牛学智)

——写在张贤亮先生逝世之后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4年09月30日11:01 来源:中国文化报 牛学智
    张贤亮与西部影视城。 张贤亮与西部影视城。
    9月27日,著名作家张贤亮因病医治无效去世,享年78岁。张贤亮1936年12月生于江苏南京,祖籍江苏盱眙。其代表作有《灵与肉》、《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其作品被译成30种文字在世界各国发行,在国际上有广泛影响。上世纪90年代,张贤亮在宁夏创办镇北堡西部影视城,获得巨大成功。

  我身在银川,对于张贤亮先生的去世,虽十分不愿相信是真的,但确实不能再说“惊闻”了。因为2013年12月6日上午,在银川镇北堡西部影视城百花堂(第13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论坛会址),许多朋友参加张贤亮先生无偿授权小说《灵与肉》电视剧改编权签约仪式上,贤亮先生陪同领导们坐下继续交谈时,就朗声笑着说:“我已经得了癌症……”看着来宾一脸疑惑,他紧接着确证,“是真的,肺癌,已经确诊,而且是晚期有扩散……”我虽未到现场,但听到朋友们无限惋惜的转述后,心里着实是惊了一下。

  时间再往后推移,2014年8月18日晚,照样在那个温馨的“百花堂”,举行《朔方》首届文学奖颁奖晚会,我的论文有幸忝列其中,贤亮先生被授予“特别文学贡献奖”,然而,据主持人特别说明,张先生正在北京某医院化疗,任何人都不见,因此也就不可能来现场领受这个他曾经任过主编的刊物给予他的荣誉了。有了这个经过和心里阴云,再看大屏幕所放贤亮先生正意气风发地带领《牧马人》剧组选址并侃侃而谈的镜头,眼睛竟矇眬起来了。

  这是一位磨难重重,但把磨难当作人生调味品来咀嚼的“右派”分子;这也是一位激情喷发,其九死犹未悔在文学世界里却写满理想主义和人道主义的作家;这更是一位开风气然而实在“另类”的当代中国文坛老将;这更是一位启蒙了无数知识人、自己却饱受争议的人文知识分子和文学思想家。就是这样一位定居在宁夏、生活在宁夏、创作在宁夏、创业在宁夏,乃至宁夏因他而成名,因他而成就的人物,他的林林总总,便不由然在脑中不停地放电影。现在,大屏幕上那个风华正茂的年轻人,释放的似乎反而是充满不祥的征兆,心头的确涌出了无法言明的凄凉。应该说在差不多一年前流传的话语中,或者在一个月前的那个大屏幕身影中,预感也就在慢慢发酵,也在慢慢衍变,残酷的现实也就似乎老早在拒斥中侵入性地、强迫性地,甚至无比蛮横地袭来了。

  我相信读过他作品的人此时此刻和我一样,对于贤亮先生的不幸仙逝,那种发自内心的惋惜和沉痛,将会是持久和永远的。然而,人死不能复生,对于逝者,我们到底该如何评介他的贡献呢?

  在我的阅读视野里,贤亮先生当然首先是一位杰出的小说家,因为小说,他享誉全国乃至世界;其次他是一位实业家,影视城是最早的成功的文化产业基地;再次他还是一位身在文学界却义无反顾撑破文学界,思想界和知识界不能不重视的一位人文知识分子——他的小说,也因此进入当代中国思想论述和人文知识例证的为数不多的学者。这样的作家,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全国也绝不会很多。那么,他的去世,我们该思考他的哪些遗产呢?

  一、他熟知他身处的社会现实和时代性质,无论《绿化树》、《土牢情话》,还是《我的菩提树》、《小说中国》、《一亿六》,那种扎根在地域,却不止地域经验的文学形象,我们有他的大视野吗?二、他有恒定的价值尺度,并用这个来自《资本论》的价值尺度来叙事,一直把思想触角伸向现实结构内部财产制度,我们有这个学理性依据吗?三、他能把一时代个人悲剧叙述成彼时代国家民族的悲剧,并且能把视角返回文化政治、人性本身和文学性规律,我们有这个文学能力吗?四、他也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但他经商很少有暴发户的自恋、土豪们的狂妄自大,做生意似乎也具有民族的大义——这不只是指他所经营的影视城解决了300多口人的吃饭问题,类似一般的慈善活动、对文学新人的奖掖和扶持,以及重要关头的敢说敢为,我们身边的富人很多,他们有这个气度吗?

  “智慧人生”是贤亮先生的自诩,也好像是他的文学研究者常挂在嘴上的一个定义。然而,就我对他的了解和对其作品的阅读而言,所谓“智慧”,其实多数人可能意会成了“圆滑”“机巧”“聪明”“世故”和“见好就收”等等意思。当然不是说张贤亮的人生和文学世界里根本没有这些因素,即使逝者已逝,话还是得老实说,在他早期作品中,包括他的有些现实行为,正如邓晓芒、王晓明、南帆等学者、理论家所发现的那样,他可能有比较顽固的甚至突出的个人名利观,一个阶段也有极为令人不舒服的等级观。也就是说,“身份论”“工具论”和“布尔什维克情结”,以及惦记着怎样走上红地毯、怎样在众人面前吆五喝六才标志一个人的成功、才是一个知识分子终极的高尚,等等,他作品中或多或少有如此痕迹。但是,纵观他的人生和他重要的文学作品,瑕不掩瑜,他到底还是一个直率、坦荡、磊落,尤其不假装正经、不强装君子,无论是文场和官场,他都能把文学和商业分开,不靠文学赚小儿科的钱。非但如此,他还身体力行,只要闲暇操刀写作,“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确在他笔下发挥得相对饱满。我甚至还认为,在他同辈作家中,“智慧”对于他来说,恐怕是这个词的本义,该说的话,绝不藏着掖着、卖乖耍萌;该讲的理,一定要辨析得一五一十,并没有所谓“老人哲学”中那种致命的桌面一套背后一套、当众好发牢骚表达正义,背地里却夹包妥协谋取好处。

  当然,如果仍把话题限定在文学界,尤其是宁夏的文学界(自然包括目前以“70后”“80后”主要撑门面的中国当代文学界),有谁真正是接着他开启的路子往下走的?有谁是真正既有细节又有宏大视野的?有谁能在叙事中纳入时代风貌的?如此等等,这难道不是我们悼念他、纪念他的最好理由吗?相反,我看到最多的是,有人的写作只为获奖,有人的写作已经不叫写作,叫“创意”、叫产业链条,有人的写作只为自我的一点心灵遭遇,有人的写作还在拼贴老经典却似乎已经被打造成了大师。随着贤亮先生的仙逝,他的经验和遗产还是应该引起我们深思的吧!

  严正思考这些问题,我认为才是正确对待这位杰出作家、人文知识分子的必要态度,也便不枉“宁夏出了个张贤亮”,新时期文学史有个“另类”。

  他开了什么风气,他思考了些什么重要问题?他所开的风气、所想的重要问题,是否已经没必要再捡拾了?他的时代是否已经过去了?等等,只有还在岗的活着的人,认真思考,严肃对待,就应该接着贤亮先生已经走过但还没走完,已经思考但还没来得及完成的方向,接着走。

  (作者系宁夏社科院文化研究所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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