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兆寿：一个抒情者的悖论(唐翰存)

　　徐兆寿在他的诗歌《我不告诉你》里面说：“常常在夜深人静时/凝望高天上那深深的海洋/深沉到无边无际  深沉到无声无息/不知自己在寻找什么 不知在呼唤着谁”。这首诗里所表现的，是很长一段时间里诗人的精神状态，后来求助于尼采、叔本华等人的哲学，最后又放弃，转而昂首问天，领受天空中宗教的气息。徐兆寿是一个经常往天上看的人，一个追寻天道人心的知识分子。借着诗歌，他的那种天问气质，似乎一下子获得互文性的抒发；他的忧患，他的深情呼告，也在诗歌的语体、节奏中得以诗意顺畅地展开。读他的诗集《那古老大海的浪花啊》和《麦穗之歌》，感觉那里面真是“诗言志”，真是宏大叙事。诗人陶醉于某种“超越万物、归于大道、通向自由”的力量。在长诗里，那漫卷的哲思，汹涌的激情，随着时光的沙与沫，不可遏止地掩杀过来……

　　曾几何时，徐兆寿突然不写诗了。他突然沉寂，跨过新世纪，就在人们快要忘记他都写过什么的时候，他突然出版了一本一度引起不少关注和争议的小说《非常日记》。徐兆寿的写作，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形而上，以及对精神问题的关注，他的长篇小说《非常日记》，连同后来出版的小说《非常情爱》《生于1980》等，其着眼点都是关于人内在的冲突、生存的挣扎、灵魂的拯救等。总体上看，他作品中蕴含着一种稳定的体验和渴望，都在形而上层面。

　　他在《麦穗之歌》书后收录的那篇《一份个人的诗学档案》中写到，他们那时怎样心怀文学改革的宏愿，怎样带着学生到诗坛前辈们那里推介他们新印刷的杂志，遭受冷遇，后来，校园里一起写诗和办刊的人们又怎样疏远，怎样冷笑和调侃。徐兆寿曾将诗歌当做生命的一种探索方式，可是，当那种探索不再使人变得快乐，反而使人变得痛苦、悲伤、绝望，使人“失去生活的信心”，那么，探索还能持续多久？

　　徐兆寿离开诗歌，转而从事小说和其他方面的写作，有他自己难言的苦衷。但他天生是一个抒情者。他的那种言语方式，他面向世界的心理姿态，他写作时的情感基调，还有他那放漫的文学气质，都是属于抒情的，是一个歌者的使命。他的诗歌，天然地契合他在天地间、在人生之路上下求索的节奏，理应是他文学场里的主角，而小说和文化随笔，只算伴郎和伴娘而已。

　　实际上，在徐兆寿出版的数以百万字的小说里，我们常常能看到抒情的影子。他小说的基调，那种隐深在小说结构下面的故事运行节奏，是抒情的；那种叙述的语气，常常是抒情的；有些段落，完全是抒情的；那种遭遇生活细节时的滑翔感不是停留感，是抒情式的；那种对小说来说非常重要的鸡毛蒜皮、鸡零狗碎，作者对它们缺少足够的叙述耐心，这恐怕也是诗人的抒情气质所致。一句话，抒情成了徐兆寿小说创作中最大的优点，也是最大的缺点。今年新出版的长篇小说《荒原问道》，不仅主题宏大，人物形象上有重大起色，更是在叙事方面传达出一些扎实气象。不过，这部小说给人的一个感觉，是仍然流露出抒情的节奏和语气，流露出借主人公之口直抒胸臆的段落，流露出主观感发与不动声色之间的摇摆，一时难以解脱。

　　不仅如此，我们读徐兆寿的几本伦理学旧作会发现，他没有将他的研究对象当成一门完全意义上的实证科学去研究，就像某些精神分析学专家所做的那样，而是更侧重于一些比较虚化的命题。谈伦理，当然避免不了虚化。令人感兴趣的是，作者何以对人的青春期问题、对恋爱和婚姻中的病理问题不去进行足够的临床取样，或者精细化诊断，而要侧重于伦理。这种研究的倾向，除了有学术创新方面的考量，与研究者本人的性格、偏好甚至气质，恐怕也不无关系。他是一个诗人、一个作家，他对实证科学的伦理化探讨，一定渗透了一个诗人和作家的情感因素，一种人文关怀。进一步说，他的这些伦理学随笔与他的诗歌和小说所关怀的、忧思的，有某种共同点，有内在联系，浑然一体。或者说，它们都在以各自的方式，向世界抒情。

　　抒情对于徐兆寿来说，成了生命中摆脱不了的东西，他的成功与失败，都在这个特有的语体形式上纠结。他的抒情者角色，也将伴随他的俗世，他的文学，慢慢滑向个人写作的远方。

　　徐兆寿，甘肃凉州人，先后毕业于西北师大中文系和复旦大学中文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博士、教授，现任西北师大传媒学院院长。发表诗歌、小说、散文、评论等共计近500万字，出版长篇小说《非常日记》《荒原问道》等7部，出版诗集2部，学术著作7部，获“全国畅销书奖”“敦煌文艺奖”等十多项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