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张贤亮(张守仁)

　　张贤亮说：“我既然从太平间里爬了出来，就一定能够坚强地活下去。对我来说，命是捡来的。从那之后，什么困难、艰辛、贫穷、受辱都不在话下了。我经得起各种各样的摔打。 ”

张贤亮致函张守仁手迹

　　惊悉张贤亮于9月27日去世，不胜悲痛。

　　贤亮是新时期以来文学拓荒者、创新者之一。他对当代文学包括电影事业的贡献，必将铭记于史册之中。他的代表作《绿化树》发表于《十月》杂志，因而我和他建立了持久的友谊。

　　贤亮1955年高中毕业，分配到银川干部文化学校任教员。1957年因为一首长诗被打成右派，前后遭受劳教、管制、监禁近二十年。1960年劳改时，他曾三次逃跑。有一次他逃到山中，想奔赴新疆谋生。路上由于饥饿，他卖掉了自己戴的浪琴表，换了五碗炒面。他翻过寸草不生的荒山，经过人烟稀少的峡谷，向西北方向走去。途中他渴得要命，又不敢进村要水，怕被人逮住。好容易见到远处山坡上有一所单独的土房，他进门要水喝。躺在炕上的老人因病不能动弹，静静地躺着，用手指指炕边的锅。贤亮走进去，找个破碗，揭开锅盖，想舀点水喝。结果吃了一惊，破碗落地，锅里煮的竟是一个死物！这个全民饥饿下的可怕情景，使他终身难忘。

　　1980年初春，张贤亮来北京，我和好友章仲锷约他在东四三条喝酒。酒酣耳热之际，贤亮给我们讲了一个他死而复生的故事。

　　有一年，他在劳教农场干活的时候，犯了重病，昏迷不醒。他有一个医生朋友(也是右派)在农场干活，顺便给人看病。当时，这位医生被叫到另一个农场给人看病去了。农场里的人错认为张贤亮死了，便把他抬到了太平间。贤亮在太平间里躺了一天，从昏迷中醒来，发觉周围都是死尸。他怀疑自己做了噩梦，挣扎着坐起身子，发现他不是躺在床上，而是躺在太平间里。他勉强挪动身子，在死人中间爬动，爬呀，爬呀，终于爬到了太平间门口。他用无力的手拉拉门，但门紧闭着。不久，他又昏迷过去了。他的医生朋友从附近农场赶回来，听说张贤亮死了，吃了一惊。他根据平时对张贤亮体质的了解，认为他绝不会死去。他赶到太平间，打开门，把张贤亮救了出来。

　　贤亮对我和仲锷说：“我既然从太平间里爬了出来，就一定能够坚强地活下去。对我来说，命是捡来的。从那之后，什么困难、艰辛、贫穷、受辱都不在话下了。我经得起各种各样的摔打。 ”

　　贤亮的艺术感觉很敏锐。生活中的一道目光、一句话、一张照片、一个细节，常常让他张开想像的翅膀，进入艺术天地翱翔。大凡作家写他最熟悉、最难忘、最感动自己的题材，最容易成功。他最先交给《十月》发表的中篇小说《土牢情话》 ，是由章仲锷经手的。仲锷调到《当代》之后，他交给我一篇《绿化树》 。我认为《绿化树》是他一生所写的最好的小说，令我欣喜若狂。在《绿化树》里，贤亮用他富有才气的手笔，描绘了落难知识分子章永璘(其实是他自己的身影)的饥饿心理。而马缨花这个妇女形象，尤其令人难忘。她的内心美，她那可悲的处境，以及苦难生活造就成的麻利能干、练达善良，一一跃然纸上。

　　在以稗子、野草、树皮充饥的年代，章永璘饥肠辘辘来到马缨花家里。她竟送给他一个白面馍馍。他慢慢地咀嚼，忽然在馒头上发现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指纹印。这是她的指纹印！她对他的感情，凝结成有形的指纹，雕塑般出现在他眼前。他的眼睛潮润了。他骤然沉进了温暖的湖泊，卷进感情的波澜，耳边轰然响起一曲爱之交响乐。一颗清亮的泪水滴答在馒头上的指纹里。这是一个非凡的艺术细节，令读者永难忘怀。

　　贤亮还发表了《灵与肉》 《邢老汉与狗的故事》 《肖尔布拉克》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习惯死亡》等引人注目的作品，并被译成二十多种外语在海外发行。他有多部作品改编成电影、电视。贤亮在炼狱般的劳改生活中，一直孜孜不倦地研读马克思的《资本论》 。除文学创作之外，他同时有经商头脑，用自己的稿费在银川西北镇北堡建起一座西部影城。 《红高粱》 《黄土地》电影中的许多镜头就是在那儿拍的。张艺谋、陈凯歌、巩俐等电影巨星都在那儿留下了拍电影的足迹。那儿虽然只有黄土、旧车、牲畜粪便、破旧房舍，却成了宁夏有名的旅游景点。贤亮是个有大作为的人，他的文化产业挣了大钱之后，每年捐出180万元巨款，给宁夏的贫困患者治病。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是个披着破大衣的穷汉，如今富有之后，大发善心，令我对他刮目相看。

　　我和贤亮已有35年的交往史。我们在南京颁奖会、全国作代会、 《十月》石景山笔会上，有过多次恳谈。他是个思路开阔、性格豪爽、多情善感之人。他曾约我去宁夏一游，由于杂志繁忙，一直未能成行。如今阴阳永隔，看来只能到他已去的那个世界见面了。呜呼！

　　贤亮，你一路走好。

2014年9月28日急草于北京黄寺

(张守仁 《十月》杂志原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