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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诗莫过近人情(曹纪祖)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4年09月29日09:10 来源:中国作家网 曹纪祖

  诗是什么?这是古往今来人们试图回答而又无法确切回答的问题。诗对于我们,就是灵魂,就是精神家园,就是生命的另一种存在的形式。“用生命写作”是许多优秀诗人的共同行为。

  诗的最高境界是语言。有人说,诗到语言为止。止,至境也。像《古文观止》一样,读那些古文,你就进入古文的最高境界了。一个诗人调度语言的能力是衡量他才华的尺度,见出他的艺术功底。因此,特别着力经营语言,是诗歌创作有别于其他文体的要点。诗的语言必须精致、美和超越。因为她是艺术的王冠。所以我们讲诗歌创作,除了语言还是语言。

  诗的内涵极其丰富,包含政治、经济、哲学、社会、情感、文化、心理等等诸多元素。但归根结底,诗是审美的,是一种美学形态。古人讲:“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可以“多识于草木鸟兽之名”。诗有多种社会功能,但不可以不美。如果不能给人审美的愉悦,那就不能称之为诗。当诗与读者见面的时候。有无感染力是判断其优劣的标准。如果你的诗让人动容,让人怦然心动,让人莫可名状地产生某种情绪,那么,你就成功了。所以,不论怎么写,激情澎湃也好,不露声色也好,只要有感染力,能感动人,就是好诗。好诗莫过近人情。过分玩弄文字或以哲学方式出之,这与诗的品质是背离的。还是要回到真实,真诚写作。

  诗是需要载体的。口口相传,那是民间民歌的一种形式。纸媒、网络,如今,可以发表诗歌的平台越来越多,交流的方式也越来越便捷了。庙堂与江湖、学院与民间,诗的群体十分活跃。对于我们的诗歌繁荣,有利的因素越来越多。中国的文学史,大抵是一部诗的历史。从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到五四以来的新诗,历史是以作家和作品说话的。曹氏父子与建安文学是人们熟知的。钟嵘《诗品》序说:“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至于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这就造就了“建安七子”,形成了魏晋风骨的一代诗的气象。我们应当珍惜自己的领军人物,努力扶持青年诗人,团结诗人群体,把所有注意力都用在出作品出人才上,形成“彬彬之盛”的繁荣局面,这才是我们的正业。

  李加建、李华等,是川南诗人群落中的主导人物。他们爱诗,读诗,写诗,为诗而努力,在诗歌中实现自己的生命。李加建是有丰富人生阅历和责任担当的诗人,他用他的诗反映历史的坎坷,进行现实的批判,体现时代的进步,实现责任的担当,完成良知的重塑。其精神力量的沉重与坚强是非同寻常的。他的真、善、美的诗观,始终如一地体现在他的创作中。李加建的创作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我们讲,风格即人。风格的形成是诗人成熟的表现。变而不变,不变而变。他的诗以抒情格调为主,练达而流畅。本真质朴的表达,融会古今的语言风格,娴熟而自然的写作技巧,似乎都在一种“真诚”与“执著”的驱动下得以展现。

  无疑,这是当年“归来的一代”的诗人的类型作品,留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印记。最可贵的是,这类作品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含泪滴血的内心宣泄,没有丝毫的矫情与造作。时代的进步推陈出新,但“诗贵情真”的规律是不会改变的。李加健沿着他“真、善、美”的道路,在诗的艺术追求上颇可品评。他的《民乐四声》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如《二胡》:“伶仃瘦削一书生/扶长剑,独对斜阳”,“两弦之间,天地悠悠/漂泊倦了,便/将自己的影子/挂上/客舍的墙壁”。又如《洞箫》:“清直如我者/亦不免感应于/你朱唇轻抿/嘘气如兰”等等。这些诗多托物以言志,不是泛泛的抒情。诗人与物象合二而一,生动形象,富于美感,以乐器的特征造出独特的境界,蕴含着意绪万千,见出诗人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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