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界的两位百年故人(邵燕祥)

　　杨沫是我尊敬的表里如一、言行一致，正派且有正义感的前辈。还要感谢马波写他母亲的纪实之作，使我对老太太有了更多同情的理解，也感到更加亲切。无论对杨沫，还是其他公众人物，既有的人格高度在，就不需要人为地去拔高的。

　　杨沫活在她的作品中

　　杨沫同志是个好人，她至今活在她的作品中，也活在朋友们的记忆中。纪念她，最好的方式是重温她的作品，重温对她的记忆。

　　杨沫属于那一代，生于祖国内忧外患夹击之中，年青人既要寻找救国之路，同时也都在寻找个人的出路，寻求自己在这个乱世中的定位。她以天真的、勇往直前的、义无反顾的热情，选择了抗日救国，进而为一个心目中的美好社会而斗争。

　　按照革命党对革命文艺工作者的要求，“首先是党员，然后才是文艺家”，她大半生努力这么做去，服从组织安排，服从革命需要。这是她的自律。而我们，作为她的读者，重要的不是着眼于她的政治身份和政治鉴定，而是首先读其书，然后识其人。其人也，就站在作品背后，也出现在作品中间，她绝大多数作品，都带有自传色彩；无论在书内，在书外，她都以本色示人。没有矫饰，没有做作，她的局限和她的弱点，都为她的真诚所掩了。

　　杨沫的写作，是感性的写作。她不是从教条出发，而是从她对生活的体验出发，这生活体验，不但带着她的体温，而且饱含着她个人的悲欢以至流向心灵深处的眼泪。以《青春之歌》为例，除了再版时增加的林道静下乡那六章，是按照主流意识形态图解和演绎的以外，都是她在自己的心里酝酿成熟，不吐不快的。这就使这本书突出于当年一片公式化概念化文风统治的文坛，也突出于作家们怯于写知识分子的氛围之中(她确曾因此遭到报刊上的批评)。这也正是她作品的生命力之所在。

　　仍以《青春之歌》为例，杨沫为现代中国的文学画廊，贡献了林道静、余永泽这样的青年知识分子的艺术形象。不但对于她那一两代读者，是呼之欲出的“熟悉的陌生人”，其人其事，仿佛就出在自己身边；就是对于未曾经历那个时代的后来者，小说也提供了有声有色的历史画面和有血有肉的，既有代表性、又是“这一个”的典型人物。

　　我说有血有肉，不止是说形象丰满，有细节，有气韵，更是说她在书中人物身上写出了人性的本真。在半个多世纪后，有心人经历了又一次人间浩劫，也许会从她当年的书里读出更多作者没有说出的东西，甚至是作者也没有意识到的东西。这就是接受美学的研究课题了。

　　因我有晋察冀情结，在丁一岚同志处跟杨沫同志有过接触。对她更多的了解来自阅读，读杨沫的各类作品，也关注她在社会活动中的作为和有关经历。她是我尊敬的表里如一、言行一致，正派且有正义感的前辈。还要感谢马波写他母亲的纪实之作，使我对老太太有了更多同情的理解，也感到更加亲切。无论对杨沫，还是其他公众人物，既有的人格高度在，就不需要人为地去拔高的。

　　杨沫将继续活在我们中间。

　　过去对邵荃麟 知道得多么少

　　我衷心祝贺《邵荃麟全集》的出版。这不是一句客套话。关于这部全集出版的意义，成书的经过，以及其中体现的工作精神，在武汉出版社的“出版说明”和邵济安、王存诚的“后记”里已经有了很好的表述。

　　邵荃麟同志(1906－1971)是一位历史人物。他从1925年起直到“文革”被剥夺各项权利止的四十年间，经历了现代史上几个时期社会政治的动荡、分化、改组，他从中共革命的青年参与者，进入中高级领导层，几度沧桑，终于沦为阶下囚而丧生；其间辗转于上海、东南、川桂、香港以至北京，从早年作为左翼文学家的创作、评论和译著，到后来作为革命干部的讲话和文稿，更不用说他所从事的实际组织领导工作，都成为当时当地一定范围的历史的一部分。因此，在全集中保留的文本，包括文学方面的著译，也都一起成了不折不扣的“文史资料”。由于邵荃麟从抗日战争爆发后近三十年所处位置的重要，影响的深远，这些“史料”的价值弥足珍贵。因为，真正要研究历史，须从真相开始。而要研究当代相应阶段的中国政治，中国文化，包括中共的文化政策、统战政策，其中某些全国性和地方性的重要事件，可从全集中找到第一手文字实证；即使是邵荃麟的文学作品，因其带有强烈的现实性和倾向性，不仅是折射社会现实、文化动态的旁证，也是考察当时左翼知识分子思想面貌的文字化石。

　　其实，早在面对反映了邵荃麟一生丰富经历的全集之前，仅从他1953-1966转到作家协会任职的十几年来看，我们就已经发现他是当时文学界理论和实践，文学界历次政治运动的重要当事人或见证人，也是研究那一时期并远溯30-40年代因果时绕不开的人物。

　　老实说，1981年《邵荃麟评论选集》出版的时候，我只是把它当作对不幸受迫害致死的文学长辈的一种纪念，而认为他的评论所标志的时代已经逝去，时过境迁，并没有认真阅读，更没有认真思考。三十几年后的今天，我自己，我想还有不少跟我类似的人，已经认识到以理性的眼光重新审视现代历史的必要。当然这更多寄希望于专业的学者，但我相信，这件事会获得越来越多的朋友的关注。

　　因此，武汉出版社跟邵荃麟家属合作的这一成果，如同其过去出版的若干同类文集一样，堪当历史贡献之名。

　　接到样书，我对全集的作者，犹如对一部传记的传主，几乎等于第一次发现一位被历史有意无意忽略了的人。我惭愧于过去实际上对他知道得多么少，只是神龙的一鳞半爪——比如，最早是1948年看到香港《大众文艺丛刊》，知道这家陆续批判胡风等人，并首发郭沫若声讨沈从文、朱光潜、萧乾等“反动文艺”的刊物其主编名叫邵荃麟，然后是知道他参加了第一次全国政协会，全国文代会，不久又到作协主持党组，参与领导多次政治运动。其间，1954年《人民文学》杂志给我的一件退稿上，曾有他和严文井、贾芝、葛洛等四位编委传阅的签名，才知道他不是挂名的主编。我因不在作协系统更不在作协机关，跟他没有直接的接触。“文革”结束后，惊闻他1971年惨死在秦城监狱，与此同时，从黄秋耘同志和其他作协友人处听说他有人情味的为人，也包括他在反右以后还曾私下问起过我的处境和遭际。这些迥异于文艺界某些领导人的口碑，使我不能不对像他这一类型身为老革命、体制内高级干部的知识分子的经历和思想状况，多了一些思索。就在这次粗粗浏览中，发现邵荃麟同志1944年写过一篇对路翎小说《饥饿的郭素娥》的评论，充分肯定了这个中篇，也是这位青年作者早期的代表作，说这“不是那种以飘然的态度写出来的东西，总之，这是一本不允许我们随意翻翻当做消遣的书”，这样的作品符合荃麟本人的文学理念，他十分中肯地剖析了书中悲剧人物郭素娥和张振山、魏海清的性格形成，他们必然和可能的走向。我简直惊异了。这些话，跟他在几年后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性话语是多么不同啊！这让我想到特定情势下的个人文字和言论，看来是要同职务写作加以区别的。两者或有的差异是可以理解并应予体会的。这里提供的是一个个例，但似乎也有相当的代表性，可供深入研究。

　　作为一个读者，再一次对这部全集的编辑者、出版者说一声谢谢，你们让我们有机会接近一个接近真实的邵荃麟！

　　(“杨沫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座谈会”和“《邵荃麟全集》出版座谈会”日前在京召开。邵燕祥先生为二者分别作了书面发言，授权本报独家刊出。——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