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诗：从西部元素中提炼出的自我(崔国发)

　　作为一个饱含着深邃、雄浑、厚重、粗犷、血性特质的地理学符码，西部这个广袤的自然与历史文化博物馆，带给散文诗人以意气风发的力量和意味深长的内涵。一代又一代诗人从西部出发，深刻地挖掘地域的自然历史所蕴含的物质与精神宝藏，竭力实现对独特的诗性经验与审美习性的就地取材，但他们又不止于此，而是从西部“走出”，把西部放在一种更加辽阔的空间与旷远的时代背景之下，在与他者对接或化入中构成自我的要素与审美秩序，从而彰显出西部地理对主体意识的建构作用，在散文诗的宏大谱系中找到它融合共同体的象征图式与个性化的感知视阈。

　　从散文诗的书写状态上考量，诗人在重建自我与世界联结的过程中，往往能够把与其生命共同体互为依存与影响的事物变为内心的元素，把外部世界化成存乎内心的自我的疆域。“西部”也只是诗评家耿占春先生所说的“自我地理学”上的西部，它的艺术文本或许具有大草原一样的开阔、大天山一样的逶迤、大戈壁一样的粗粝、大沙漠一样的犷悍、大河流一样的灵动、大森林一样的超拔与蓬勃，但因感受性主体悟觉姿态的差异，具体到话语的自我指涉上，当然也就表现为对感受性主体的内在性、潜意识和深层内涵的器重，以及对内心经验主权维护的推重。西部散文诗因此而具有了自我面向他者的包容性，以及他者向自我生成的渗透性。

　　新疆是中国散文诗的西北重镇，是诗人灵魂的自治区，更是散文诗精神的丰产地。那里的诗人虽身处西域边陲，却大多希望自己的文本能在生命体验中展示心灵的精神的真实。这种心灵看护下的西部书写，使散文诗获得有深度的内在自我，使心灵的我与现实的我融为一体，他们在西部散文诗地理版图上，融通人文，化育生命，有效地实现了由浅层触知向深层感悟的层递，由外部体验向心意结构的推进，消解了地域文化范式中艺术和审美的自足、封闭、狭隘的孤傲姿态，敞开了西部边界所切割的碎片式的地理空间，拓展了从边塞的开放性来领会艺术的新视野，在立足西部又超越西部中显现“他新的自我”，在自我的内在性上开辟出了一条散文诗繁荣与发展的“丝绸之路”。

　　我特别欣赏的是新疆散文诗人探索诗艺的多种姿态。新疆的自然、历史、文化、精神内涵博大精深，成为诗人创作的富矿与不竭之源，诗人也因之而具有天赋的精神灵性、崇高的创造自由和神圣的个性价值。

　　尤其是亚楠，他不仅是当代散文诗实力派作家群中的一名骁将，也是新疆散文诗坛领军人物之一，他善于以多姿之笔营构地域文化的多彩，将西部相对原生态的世界上升到心灵的世界与象征的世界，一种融入主体精神而在形式的多样性里凸显意义深刻性的世界。他“行走”的姿态，使“自然中心主义”的正能量与现代工业主义的负价值，在现代性的聚合下构成了一种的张力；他“放牧”的姿态，使天边的云朵或羊群走出迷失的归途，在人化的自然与纯化的草原上持守时空的诗性与澄明的境界；他“绵延”的姿态，使散文诗在浓厚的地域历史文化、宗教传统、民俗风情得以传承与延续，恰如法国哲学家柏格森所说的那样，人的心灵是一种毫不间断的、永不停息的意识的川流，这种心灵的绵延、文化的绵延、生命的绵延，旨在建立人的时间形式和恢复人的自由；他“在场”的姿态，“我居住的城市”，“穿越城市的鸟群”，是一种在身、在心、在情的投入书写，作为“在场”的写作者，诗人在现代城市人的情绪与感觉中实现了散文诗从传统性向现代性的蝶变，有益于散文诗的多元、新颖和丰富，在现代性的进程中抒发自己对世道人心的深切体验。由此，我想起了德国文化批判美学家本雅明，他把自波特莱尔开始的现代性审美经验和现代工业制造关联了起来，使都市与艺术现代性在哲学、社会学和诗意散文的维度上发生了“应合”关系，知道了这一点，对于深入理解亚楠的创作的另一面，即“在场”式写作，感知自然之魅与喧噪的市廛对抗下所形成的心灵冲撞，会有一定的帮助。

　　西部散文诗便是这样，在者与心灵之间，事物与情感之间，存在着表达或自然指称关系；　心灵与“逻各斯”之间，存在着约定的符号化关系。这种言语的符号脱口而出：“西部”，它是一种诱惑，更是一种灵魂的追觅。但是我在这里说，亚楠的散文诗虽然具有西部的色彩，西部地域的“逻各斯”，但不能由此断言，他就只是一位西部地域性的诗人。近年来，他的散文诗从西部元素中提炼出“自我”，发出属于他自己的个性化的声音，在全国名报大刊井喷式的迸发，已然出现了“亚楠现象”，这首先是新疆散文诗的骄傲，更是中国散文诗的骄傲。

　　值得我们期待的是，新疆散文诗乃至西部散文诗，因为有亚楠们孜孜不倦的努力创造，有亚楠先生的引领，必将有更大的作为，迎来繁花似锦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