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晋康：科学是科幻文学的美学因素(何晶)

　　长篇小说《逃出母宇宙》获“2014中国科幻银河奖”

　　王晋康：科学是科幻文学的美学因素

　　9月20日，中国科幻最高奖项“中国科幻银河奖”在上海揭晓2014年度最佳科幻作品。随着“《逃出母宇宙》获得最佳长篇小说奖”这一结果的公布，王晋康，这个带着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科幻记忆的名字，再一次归来。

　　王晋康用作品证明“我还没有老”。《逃出母宇宙》 是一曲人类文明的慷慨悲歌。构成这慷慨悲歌的主旋律，是伴随一次次颠覆性的科学发现而层层揭秘的末日灾难。小说将人类与宇宙灾难的生死博弈写得一波三折，深不可测的宇宙一次次试炼人类强悍的生命力和科技创造力，这种胜算寥寥的拼死抗争却充分体现了人类生命的意义和尊严。小说多次将太空探险与地球文明史上那些地理大发现和民族大迁徙相提并论，这种类比给人一种历史的纵深感，也使假想的宇宙灾难和科技探险升华为人类文明史的宏大象征。

　　1993年，45岁的王晋康被小儿子缠着讲故事，没有故事可讲只好自己随口编，天马行空想到什么说到什么。“有天讲完一个故事后，儿子问我：这个故事是你想的还是书上写的？我说是我想的，他就说为什么不写下来呢？”趁着三天放假时间，王晋康将这个故事记录下来。几天后，他在地摊上看到一本《科幻世界》杂志，翻开抄下地址就走了，几个月后，他记录下的故事发表在5月份的《科幻世界》里，这就是他的科幻处女作《亚当回归》。

　　但走上科幻文学创作之路真正的原因，王晋康说在于自己内心有科学情结，“我从小就喜欢科学，想当科学家”。“我人生里第一次感到科学的震撼，是知道了原来世上的七彩颜色只是因为电磁波的频率不同。那时很喜欢民间故事《悬云寺》，人参姑娘帮助小和尚逃离恶师傅，用人参的神力把寺院升到彩云中。类似的童话构成了我的精神世界。但在知道电磁波频率的知识后，一个少年心目中五彩缤纷的云中世界一下子被科学裂解成了干巴巴的物理定律。但另一方面，这种隐藏于大自然深层的秩序如此精巧而严整，也在我的心弦上拨出了清亮的一响。因为它太简单了，太有力了，你一旦知道就会成为终生的信仰，再不会回头。”

　　1978年，30岁出头的王晋康考上西安交通大学内燃机专业，这是一个非常科学的专业，他的“科学家梦”正在进一步实现。可不知为何他开始失眠，于是他放弃了好好学习，上午听课，下午泡在图书馆，把馆里的文学期刊一扫而光。与那个时代很多有着文学情结的青年相似，王晋康开始尝试写作，“这对我日后的科幻文学创作是一种训练，我能够将自己所有的科学情结转移到科幻创作上”。

　　科幻作家和读者们称王晋康为“老王”，这不仅在于他是现在活跃着的本土科幻作家中最年长的一位，还在于他是许多人年少时期的科幻文学梦想。一位读者这样形容王晋康对于他们的意义，“在最初的那些年月里，是老王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门，仿佛白光一闪，我们就随之跌入宇宙深处了……”这“最初的年月”，指的是优秀科幻作家作品相对匮乏的1990年代。有人将科幻文学1993-2003年的这十年称为“王晋康”时代：1993年 《亚当回归》、1994年《天火》、1995年《生命之歌》、1996年《西奈噩梦》、1997年《七重外壳》、1998年《豹》、2001年《替天行道》、2002年《水星播种》，都拿了当年的银河奖。可以说，王晋康是一代科幻读者的最深刻的记忆，阅读他作品的那些少年们，许多都成为了当下科幻写作者的中坚力量。

　　“生物”、“环境”、“伦理”是王晋康科幻作品中重要的主题，他关注科技与人类、社会、世界的关系，“科幻文学主要是文学，科普和预言功能只是附带，它主要还是来表现人，最重要的是它表达了一种对世界整体性的深邃思考，科幻文学能够生存，也是源自于它这样的优点”。因而他对于自己的写作总带着这样的要求：“我从来不是为了一个点子而写作，而是源自于对世界本质的思考，科学对于人类的异化、生存的本质这是我最关注的。我觉得，我对这个世界的思考是正确的，我想用文学表达出来，心里也会有一种成就感。”从他的作品可窥一斑，《生命之歌》是作为造物主的人类无法容忍自己创造的机器人具有高级的智慧而采取了极端手段的故事，《豹》 写的是基因改造中的伦理问题，《替天行道》 写的是现代生物科技和中国农民传统观念、商业利益和人文精神的冲突。这也使得他的作品风格更为苍凉沉郁，超强的理性与人文思考并俱。

　　“坚硬的科学理性”是王晋康一以贯之的科学理念，他曾提出“核心科幻”的概念，因为在他看来“非核心科幻”的写作情况非常复杂，没有办法一以概之，“核心科幻”更能够突出“科学是科幻的源文化”这一事实。所谓“核心科幻”，即在小说中自觉地加进科学的点子，以科幻的想象、思维建构一种科幻故事，“它浸泡在科学理性之中，有基本正确的科学知识，能唤起读者对科学的热爱”。王晋康强调，所有的一切都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因为科学本身就是一种美学因素，科学本身的震撼力已经足够吸引人。他为人们熟知的作品《养蜂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从小说本身来讲它并没有复杂的情节，能打动人的就是科学本身的魅力。王晋康认为，这正是科幻小说的优势所在，“如果放弃了科学，科幻小说就没有了生命力”。

　　科幻文学写作二十年，王晋康发现自己的小说有时不能迎合当下阅读者的口味。有读者说：“老王，你老了，我看你的作品再也不能那么激动。”他反省自己的创作：“最好的小说是大象无形，我比较重视技巧，但语言方面，相对而言，比较简单朴素。”但这也正是他的风格，文字或许不如别的作家那样绚丽，但小说的哲思是中文科幻里数一数二的。爱他的科幻读者说：“这是老王不容易的地方，老王没有退步，不过是我们成熟了。王晋康对中国科幻的贡献非常大，难以想象缺少王晋康的《科幻世界》会发展成什么样。”

　　2011年的新作《与吾同在》，写的是外星人、外星文明和地球之间的关系，他跳出了人类中心的圈子，跳出了时空的局限，在更高的层面上进行思考。他提出了崭新的“善恶观”，构建了比较系统、合理的社会进阶模型，为这个现实意义的人类宏大命题给出了自己的终极解答。

　　可能正因为年长，王晋康的科幻创作与当下年轻写作者不同，他认为：“现在许多科幻作家是站在未来看未来，韩松、刘慈欣、何夕他们是站在现在看未来，而我可能因为年龄比他们大，我是站在过去看未来，所以我的作品总是会关注现实，甚至是逝去的现实，比如说‘文革’。”他本人比较满意的作品《蚁生》里，就结合了“文革”的背景，以一个女知青的视角，讲述了把人类改造成像是蚂蚁那样的“利他”性生物所产生的种种影响，以此沟通科幻与现实的联接。

　　面对时下的科幻文学热，王晋康显得很冷静，“真正的核心科幻是偏理性的、喜爱理性思维的人愿意阅读的，这也使它有了一定的局限性，从长远来说它永远是小众的”，他说，“但我们甘于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