弋舟：时代精神内核的勘探者(王春林)

　　弋舟，作家，原名邹弋舟，生于1972年，江苏无锡人，现居甘肃兰州。著有长篇小说《跛足之年》、《蝌蚪》、《战事》、《春秋误》，中短篇小说集《我们的底牌》、《所有的故事》等。

　　近些年来，伴随着人生阅历与写作经验的渐次积累，“70后”一代小说家在中国文坛的异军崛起，已然是一个无法被否认的客观事实。前不久，批评家张艳梅在最近 发表的一篇关于“70后”小说家李浩的短文中，曾经不无戏谑地把一直在小说创作中热衷于先锋实验的“70后”作家李浩和“50后”作家宁肯，套用金庸小说 中的人物，戏称为“东邪西毒”。我呢，若真的袭用金庸笔下的人物，会把谈论的范围局限在“70后”小说家之中，而且更进一步地局限在“70后”男性小说 家。从这个角度切入，我认为有六位思想艺术水准难分轩轾的小说家：“东邪”李浩，“西毒”弋舟，“南帝”路内或田耳，“北丐”张楚，“中神通”徐则臣。这 里的纠结处在于，路内和田耳到底谁应该是“南帝”。如果路内是“南帝”，那么另一位田耳，自然也就是“老顽童”了。反之亦然。在金庸的笔下，以上六位的武 功难分上下。事实上，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批足称优秀的小说家做支撑，才有了“70后”一代小说家在中国文坛的异军崛起。

　　险则险，却又诱人

　　“西 毒”弋舟在2000年开始小说创作，在迄今将近十五年的写作历程中，有两个年份对他有着特别的意义。一个是其中短篇小说集《我们的底牌》被收入“21世纪 文学之星丛书”在2010年的出版——此书的出版，可被看作是对于弋舟此前小说创作的一种总结。另一个，则是中篇小说《怀雨人》在2011年的发表问世。 此后的弋舟不仅把创作精力集中到了自己更为得心应手的中篇小说这一文体之上，而且也明显地踏入了一种全新的思想艺术境界。诸如《年轻人》、《李选的踟 蹰》、《等深》、《而黑夜已至》、《被赞美》等一系列中篇小说几年间的陆续发表问世，不由分说地把弋舟推举到了“70后”代表性小说家的重要位置上。

　　对 于真正有志于文学创作的朋友来说，勤奋当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恐怕还是从事写作的艺术天赋究竟具备与否的问题。而“西毒”弋舟，则毫无疑问是一位小说写 作艺术天赋的具备者。他首先有着一种超乎群伦的语言能力。要而言之，弋舟的小说语言不仅极富诗性，而且还特别精准、简洁、犀利，在充分及物的同时也具有某 种非常突出的能够穿透社会世相与生存真相的能力。既依托于这样一种非同一般的语言能力，同时也依赖于作家奇异的艺术感觉，弋舟的小说便具有了某种与众不同 的飞翔飘逸品质。也正因此，我才在一篇文章中借用山西作家毛守仁长篇小说《北腔》中描写戏曲唱腔时的一段话来谈论弋舟的艺术能力。毛守仁写道：“这个腔新 奇、俏丽，拖腔上高出半个字，似跑调却没跑出去，没跑调又在边缘滑。就像刀尖儿划着肉皮儿走，险则险，却又诱人。”阅读弋舟的小说作品，很多时候唤起的， 正是这样一种“刀尖儿划着肉皮儿走”的感觉。所谓“险则险，却又诱人”，意在强调，弋舟的小说总能够选择一个恰切的入口，把自己对于当下时代精神内核的透 辟勘探传达给广大读者。

　　鞭辟入里的时代证词

　　大约正由于所谓的现实生活一直处于变动不居的游移状态之中，所 以，如何理解把握现实生活，便成为考量作家写作能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作为成熟的“70后”小说家，弋舟的一大特出之处，即在于对于时代生活的精当衡 估与艺术表现。我们发现，当很多作家因为无法恰切到位地理解把握现实生活的深层内核，往往遁入已然凝固成型的历史长河的时候，弋舟却总是迎难而上，以其敏 锐犀利的诗性笔触书写着足称鞭辟入里的时代证词。这一点，相信只要熟悉弋舟小说的读者都会无条件认同。这其中，尤其以被收入《刘晓东》一书的《等深》、 《而黑夜已至》、《所有路的尽头》三部深切关涉当下现实生活的中篇小说而格外引人注目。

　　《而黑夜已至》所讲述的，是前后时隔多年的 两次车祸。弋舟写作的根本意图就在于，以这两次车祸为基点，撕开现代城市人精神世界的一个裂口，对当下时代城市人群所罹患的普遍精神症候做一种形象的艺术 展示。“城市里这样的漂亮女孩比比皆是。她们像是在流水线上成批加工出来的。人和人的差别在日益磨平，世界像一台巨大的磨具。”“诸如此类。这些就是城市 的符号。毋宁说，不是人，是这些诸如此类的符号，构成了我们今天的城市。据说从前人们只面对土地和植物，那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或者说成是另外的一套世界 观也无妨。”小说于主体故事之外，之所以一再重复出现类似关于城市的叙事话语，就说明弋舟小说写作的根本主旨与城市精神的艺术把捉有关。这里，尤其值得注 意的，是弋舟借助于叙述者之口关于城市是有别于乡村的“另外一套世界观”的说法。从这种说法中，我们完全可以断定，弋舟对于现代城市有着一种真切的理解。

　　询唤结构的巧妙征用

　　但 相比较而言，弋舟对于时代精神内核更精准犀利的艺术穿透，却更表现在另外两部作品之中。《等深》讲述周又坚与周翔父子两代人先后失踪的故事。理解这部作品 的关键，恐怕在于周又坚妻子茉莉一段谈论周又坚的话语：“整个时代变了，根本没有了他发言的余地。以前他对着世界咆哮，还算是一种宣泄式的自我救治，但 是，当这条通道被封死后，他就只能安静地与世界对峙着，彻底成为了一个异己分子，一个格格不入、被世界遗弃的病人。”明明是理想主义的1980年代的精神 坚守者，周又坚却被看作是一位不能够与时俱进的冥顽不化者。他的个人悲剧也因此而具有了深远的现实和历史意义。就此而言，他的失踪，显然可以被看作是理想 主义时代彻底溃败的一种象征症候。

　　《所有路的尽头》通过对于一位时代富人邢志平自杀死因丝丝入扣的追问探寻，借助于一种询唤结构的 巧妙设定，弋舟把自己的笔触从一个微小的切口，探入到了时代精神的深处。说到底，揭示一个人的死亡原因只是表象，弋舟更大的艺术野心，显然是要借此而在一 种强烈对比的意义层面上，最终写出他自己关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真切历史记忆。与八十年代形成鲜明对照的，自然是当下这个阴霾遍布物欲横流的庸常时代。

　　通 观弋舟以上三部中篇小说，艺术处置上的一个共同处，就是对于所谓询唤结构方式的巧妙征用。在《而黑夜已至》中，是对于车祸真相的探究；在《等深》中，是对 于周又坚父子失踪原因的探寻；在《所有路的尽头》中，是对于邢志平自杀原因的追问。之所以询唤，关键原因在于弋舟从根本上说乃是一位强烈的怀疑主义者。正 因为对于现实生活充满着难以释怀的疑问，所以他才会以小说的形式把自己对于现实生活，对于世界乃至于存在本身的深层思考表达出来，才会成为小说意义上的时 代精神内核的尖锐质询与勘探者。

　　王春林，文学评论家，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