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和她们——我眼里的方格子与其近作《留守女人》(陆亚芳)

《留守女人——乡村留守妇女生存境遇》 方格子

　　窗外紫荆妖娆，樱花喧闹。我放下手中《留守女人》，抬起头来。明媚的春光，与方格子笔下的乡村留守女人世界，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部长篇纪实作品《留守女人》刊于2014年第1期的《江南》杂志上，单行本目前也已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作者方格子，原名应湘萍，相识10余年来，我一直习惯于唤她“应姐”。

　　去年仲夏，浙江省作代会报到的当天，应姐结束正在贵州大山里的采访，匆匆飞回杭州，到会议下榻的饭店，天色已暗。出现在房间门口的应姐明显地瘦了，但也精神了许多。

　　是夜，应姐跟我聊起了她的长篇纪实作品《留守女人》之采访、创作进度。她已跑遍了许多中西部地区的乡村，采访了上百名农村留守女人，接下去，她还将跑往安徽、河南、江苏及浙江丽水、温州等地的农村进行采访。

　　这么远，又在乡下旮旯里，你都是一个人跑过去采访吗？望着瘦瘦小小的她，我不禁问。

　　如果当地有朋友熟人，我事先联系好，会陪我一道去。若没有，一个人也去。

　　想象她带着行李，一个人翻山越岭地在一处处山道、田间小路上走，去那些荒凉寂寞的乡村里，寻找采访对象，不由得深深佩服她小小身子里的能量和胆量。

　　那住呢？吃呢？我又不无担忧地问。数年前，我曾跟随单位领导去淳安一贫困山村考察，中午在当地一户农家蹭饭。端来一盆鱼，也不知怎么搞的，烧得糊糟糟的，似乎还有股馊气。就着主人和陪同的乡干部竭力向我们推荐的当地特产——一种制作方法事后想起来颇觉腻心(恶心)的腐乳扒光碗里的米饭，还未从饭桌旁起身，便得默默地将从胃里一阵阵泛上来的呕吐欲望努力压下去。还有一次，晚上跟先生一起寄宿于临安一山民家里。半夜起来如厕，须得打着手电筒从楼上下来，进茅厕，在一只蠕动着一团团白色蛆虫的粪桶里解决……而隶属于杭州地区的淳安与临安，比起那些中西部地区的大山深处，经济条件毕竟还算好得多。

　　应姐答：多数住在当地农户家里，吃，也跟着搭伙吃，他们吃什么，我也吃什么。

　　与会次日，午饭后，应姐提议出去“走走”。我欲回房间取遮阳伞，她笑：别打伞，就在太阳光下晒晒，出出汗，挺好。其时正是杭城2013年全年最热的一段高温日子。出门，扑面而来的滚滚热浪，迅速将整个人吞噬。在树荫下走了片刻，便迈入白花花的太阳光里。据说当天马路上可以煎鸡蛋、烤肉。我不由自主地飞奔起来，奔至前面的树荫下，回头一看，应姐依然不慌不忙地在滚烫的太阳光底下走。

　　大约因仍延续着在贵州大山里采访时之亢奋状态的缘故，那两天晚上，也未见她好好睡过一觉，午夜，我已困，她似乎仍无一丝睡意。次日早上七点左右，又与我同时起床。长篇创作中的这种亢奋状态，有时会一直延续至整部作品完成为止，这也正是长篇写作耗人之处。

　　作代会结束，分手后，关于《留守女人》的创作，也跟应姐在新浪博客、微博或QQ里，有过一些交流。当时还替应姐捏一把汗，因这是她的第一部长篇作品，还有她的文笔，素以细腻、柔美，又不失张爱玲式尖锐见长，而寻常的报告文学语言要求，似乎要直白、坚硬一些。

　　所以辗转拿到2014年第1期的《江南》杂志，打开，看到发于头条的《留守女人》，颇有些激动和兴奋，如同亲眼目睹闺蜜肚子里的孩子出世。

　　《留守女人》的文本结构，比我想象中的要简单清爽，整部作品分成两章，第一章：我们都是女人，第二章：我们的丈夫。重心当然在第一章中，详细写了钱绒、小梅、陈一娟、菊英妹妹、刘群英、张春梅、苏巧燕、书云、爱琴、海玉、芳芳、罗红梅及小秦的二姐、张勤的女儿露露等14位农村女人的留守生活。这14人，在全国人数庞大的留守妇女群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从地域范围来看，有来自湖南、贵州、江西、安徽、河南等中部地区的农村，也有浙江温州、文成及苏北地区之乡村的；从年龄上来讲，有五六十岁的老妇，也有80后的少妇及高中女生；从各自的家庭状况、夫妻关系来看，有丧偶或丈夫出轨的，也有夫妻虽分居两地，却仍然恩爱的……每则留守女人的故事后面，大多附有“小记”或“后话”。“小记(后话)”的内容也较灵活，有对前面的故事进行点评或补充交待的，也有顺着前面故事的主题，讲到另外的见闻。

　　坦率地讲，阅读第一个留守女人的故事《钱绒：心比土地更荒芜》时，这部作品还不是很吸引我，但阅至《陈一娟：那条蛇是我老公，他放心不下家里》时，顿觉无论是作者应姐(方格子)自己，还是作为读者的我，都一下子进入了各自都相当酣畅迷恋的角色状态。三年前，陈一娟的丈夫在上海工地里打工时，忽然拥有三天半的假期，因为舍不得回家的路费，留在了工地里，晚上因热得“无法入睡，开了升降机，睡到了脚手架上，夜半时分，从脚手架上摔了下来。因工地不太有人，等发现时已经被热浪蒸熟了”。失去丈夫后的陈一娟在老家贵州海拔一千多米的山村里，守着三亩水田、一亩多菜地，艰难抚育着一双年幼的儿女，还要伺候年迈多病的公婆。尽管如此，善良的陈一娟见了误入塑料大棚里的鸟儿，仍跟四五岁的儿子一起将鸟儿一一救出，放生。而“我”

　　为使陈一娟能干完活，接受采访，在炎热的夏日午后，抱着她的幼儿，使其能在自己的臂弯里安然入睡。这一抱，就是三个小时。

　　“忽然之间的事，我感觉自己就是一个留守妇女，没完没了的农活，无人照看的哭闹的小孩，无处诉说的漫长的时间……”

　　陈一娟孤独苦闷、艰难无助的生活，在作者细腻、真诚的叙述中，让人感同身受，同时也使作品，较一般的纪实文学作品，更丰满更真实更具感染力。

　　跟陈一娟一样忍受着繁重的体力和孤独无助之精神折磨的留守女人，还有菊英妹妹、小秦的二姐、爱琴、海玉和出生于1986年的芳芳等。生育了六个孩子的菊英妹妹，因不堪承受抚育六个孩子及与丈夫长期分隔两地之苦，以至于跟自己的小姐妹说出了“心烦的时候，恨不得掐死几个”这样令人毛骨悚然的话，让人担忧她说不定某一天真的会做出如此疯狂之举来！爱琴的苦难，看起来似乎是丈夫的出轨所致，而丈夫正是在外出打工时，跟同乡一女人好上的。出轨的丈夫，受到了家族的谴责惩罚，也导致深感羞耻的大儿子绝望自杀。之后，一直遭受着丈夫冷暴力报复的爱琴的苦难，也因此更加深不见底。当“我”问丈夫已跟随情人一起消失在村子里的爱琴——“你为什么不答应敲窗的男人？”爱琴：“……他们家的女人都是我熟悉的，白天一起打麻将，一起吃饭，我怎么忍心？”备受伤害的女人，却保留着自己的道德底线，虽说也是应该的，但还是令人感动。

　　海玉的艰难，与菊英妹妹类似。生了四个孩子的海玉，“说到最小的女儿，海玉说：‘不知怎么就怀上了，不想去医院，怕花钱嘛，便生了。’”这样的生育理由，谁听了，都会感慨。正值壮年、留守在家的海玉，性需求，可以通过手淫来解决，但是孩子重病，缺钱，丈夫又不在家，就颇显无助了，只能求助于神婆。

　　而出生于1986年的芳芳，在当今许多女孩仍待字闺中的年龄阶级，却必须独自抚育一双儿女。贫困、孤独和抚养儿女之种种艰辛，使她差点因不堪承受而选择自杀。这个年轻的留守妈妈，对未来生活的最大企盼是“希望女儿长大之后，不要嫁外面打工的男人；儿子能在我们本地找一份工作，不要再跟他爸爸一样，大半辈子都要在外面打工。”读之，令人心酸。

　　罗红梅的年龄相对要偏大些。她家七口人，公婆在安徽老家乡村里，丈夫在温州，大女儿夫妻在萧山，二女儿刚生完孩子在安庆，二女婿在南京，小儿子在上海，而跟公婆一起留守在家的罗红梅自己，则趁着农闲，正带着硕大沉重的行李，在赶往去温州看望丈夫的火车上。她似乎已习惯于带着这样硕大沉重的行李出门，正如她已习惯于过这样的生活，“我也想让老公不要出去了，可是，他不肯，不怪他，我跑多了，心里也总惦记着去外面看看。”“有时想想家里好，有时想想外面好，你说人是不是都犯贱？”

　　最让我震撼的，是《小秦：我的二姐最苦》这一篇。小秦的二姐，一个在贵州大山里，被繁重的体力劳动和孤独无助的生活煎熬得几次喝农药自杀的留守女人。得悉小秦二姐喝了农药后，“我”跟随小秦妈和小秦坐着由小秦丈夫驾驶的农用车，夜奔小秦二姐家。这夜奔的途中，写得极为细腻动人，拥有许多跟优秀小说里一样的迷人细节。文中提到，小秦母亲说：“我不吃牛肉，牛最苦。”最后，在小秦二姐家，黑暗中告别时，“我”与牛对视时的这一段文字，又极具震撼力：“那头牛安静地站立，时不时用尾巴甩打蚊蝇，鼻孔里重重地喷出气来。我走过去，打开手机电筒，照到它身上，背上，有深刻的被犁靶勒出的痕迹。我不敢照它的眼睛，只在它的鼻尖停留，我看到它的眼睛定定地，不知在看什么地方，偶尔，它的头往身后晃动一下，耳朵也在自行拍打着。在这个山村的夜里，我跟一头耕作的老牛对视，静静的，没有来由，我的泪水沥沥地落下来。”这头牛，又何尝不是中国农民——尤其是这些贫困地区的农村留守妇女的形象？！

　　孤独、贫困、无助，几乎折磨着每一个农村留守女人，为了能活下去，一部分留守女人，将宗教作为精神寄托。如安徽潜山的一个小村落里，“‘我们村里有一半人皈依的。’方老太如此告诉我。”因为没有皈依之前，“‘我们有话也没处说。’”河南夏邑乡村的留守女人张春梅亦是在极其无助之下，入了基督教。每周日的定期聚会、祈祷，不只是打发了她和教友们的一些孤独无聊的时光，更让他们有一个倾诉、告解的机会，以平和、纯净自己孤苦、压抑无助的内心。宗教在这些乡村留守女人们的心目中，成了强大的精神支撑。于是：“张春梅：我信主，只有他懂我的苦。”“张春梅笃定地点头，说，一定会让孩子信主，我们只有主了，没有别人。”而潜山的方老太，则这样解释她的皈依动机：“人活着，这个心，心里，不就要个依靠么？”

　　有的留守女人，则靠打麻将等赌博来打发孤独无聊的时光，暂时忘记现实生活中的种种苦难。如江西修水的乡村留守妇女刘群英。刘群英的外貌形象与个性，在作者幽默细腻的文笔之下，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丈夫外出打工后，刘群英与一双儿女和聋哑公公生活在小山村的家里。尽管也一样艰辛，也一样穷，并且还长得丑，但刘群英似乎没有活得像菊英妹妹、海玉等别的留守女人那般愁苦。她夜夜与红砖入眠，居住在极简陋的卧室里，但隐隐约约，似乎与同村一鳏夫保持着暧昧关系；她还可以在麻将席上，打发大把大把的无聊时光，虽然把家里仅有的一套像样点的家具都输光了。难得赢了一回钱，便立马带着这赢得的200元钱跑到镇上去给自己添置新鞋服。她对愁苦似乎早已无所谓，对自己亦已是放弃了的。

　　“她的清水鼻涕挂在鼻尖，我递了一张面巾纸给她，她接过了，依旧用手背擦鼻涕。”“刘群英在撕面巾纸，一条一条，指甲缝黑乎乎的，陈旧的泥巴黏在里面——除非剪了，大约也很难洗干净。”讲到她家门前的道地上，全都是草，“‘没人走，草就长，到冬天就死了，第二年又长。’刘群英表示花费时间去拔掉这些草，‘没有意思，不关我事。’”当“我”跟刘群英说：想老公的时候还得给他打打电话。“没想到刘群英显得有些惊讶，说，‘我不想他，有什么好想的。’”而关于刘群英的这则留守女人故事，并未随着刘群英“急急地超过我们出了小弄堂”，赶往打麻将处而结束，更令人震撼的，还在后头。

　　“等我们出了小弄堂，村长从屋子出来，他正在整理钱，掏出皮夹子，把零钱塞进去。

　　‘赢好多？’有人问村长。

　　‘没花头，打太小了。’村长说，看来，村长嫌弃这里底价太低没有兴趣，要不是为了送我们过来，他断然不会坐下来跟他们打麻将——在我们跟刘群英坐着聊天的两个多小时里，村长也没闲着。

　　我忽然想到，这是怎样一种生活情状呢？似乎所有的人都在打牌，打麻将，这样的娱乐成为这个村子最坚实的依靠。”

　　当我们在村长面前惊愕于刘群英明知道家里这么困难，且之前还把家具都输光了，却怎么还天天打麻将呢？

　　“‘不打麻将还能去做什么？去死？’刚才漫不经心的村长，忽然重重地说了句，我们便不敢多嘴。”

　　看到这里，真让人百感交集。这些乡村，未来的出路何在？

　　支撑河南永城乡村少妇苏巧燕日复一日地打发着孤独、枯燥无味之留守生活的，则是每年的八月底到九月初，能背着蛇皮袋子，跟随家乡许多妇女，被火车运往新疆，在奎屯、石河子等棉花地里，穿长袖，戴帽子，腰间系着一只大口袋，采摘棉花。虽然这样的劳作很辛苦，但能满足她出远门的向往，且一个月下来，基本可以赚到七八千块钱。

　　命运对书云似乎更加残酷。自小患有小儿麻痹症的她，童年时，因未能像正常人一样行走，遭受同龄孩子的侮辱而早早地辍学。十八岁结婚，丈夫却是个同性恋，一直在外漂着，极少记得回家。当了20多年留守妇女的书云，“多少个夜晚，泪湿枕巾……”，却也自强，21岁那年，父亲突然中风去世后，凭着自己努力学到的手艺，帮助大哥支撑起了整个家：抚养三个还在读书的弟弟和母亲。儿子出世后，又独自把她抚育长大。已到知天命之年的书云对这样的留守生活，对丈夫，已只能认命：“不了，就这样吧。现在儿子也大了，已经参加工作，我觉得很安慰……”。

　　高中女生露露，是14位重点写到的留守女人中，唯一的留守孩子。她懂事，勤勉，节俭，有着极强烈的上进心，不屈服于命运。当她周末回家见到在浙江温州打了一年多工的母亲时，高兴得不得了，说：“妈妈，你在家真好，每次想到家里有个妈妈在等我，心里就特别幸福，也特别安心，妈妈，因为你在家，现在，太阳照下来，我也有份了！”留守孩子对父母对亲情之渴盼与珍惜，想必每一位为人父母者，读之，都会为之动容。

　　《留守女人》的采写过程中，应姐曾反复自问这部纪实作品的写作意义。当她深入这些留守女人所在的乡间，亲眼目睹她们贫困、压抑、凄苦无告的现状，深深难过、痛心，并一次次地试图伸出自己的双手来帮助她们，但又发现自己的无能为力，这种内疚、惆怅和无助感，也一直折磨着她。只是在倾吐与记录中，让她稍感安慰的是：“这个留守的人如果是我呢？明天，那个打破内心陌生的女人就走了，今生不能再见。至少她可以对着我哭一下。”

　　她能做的，便是以自己的文字，为苦闷无助的她们创造一个出口。让更多的人，通过这个出口，了解这些乡村留守女人和她们的亲人之生活现状，使社会、政府，能给予更多的关爱和帮助。同时，也使我们这些不必为生计而与亲人分离的人们，更加珍惜身边人，珍惜当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