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股文风·圈子文风·媚俗文风(唐翰存)

——当前文学研究的文风问题

　　◎按照学术八股的规范标准，王国维《人间词话》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和周作人《人的文学》都不算论文、学术专著，因为没有“参考文献” 、“注释”及其文字的“随笔化”等，在今天发表起来也很困难。

　　◎一些原来的文学刊物纷纷改版，向市场和娱乐化靠拢；一些学者摇身一变，做起了媒体时代的大众宠儿。他们在电视讲坛上嬉皮笑脸、手舞足蹈，以肤浅但却动听的声音向公众兜售学问的麦当劳；一些学者在话语权一度沉寂之后，坐不住了，开始抛弃原来严谨踏实的学术研究之路，开始根据大众心理和趣味重新捏拿自己的知识产品，像兰州的牛肉拉面可以随意捏拉成不同形状一样。

　　总的看来，文学研究到了今天，已出现了严重的文风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有：八股文风、圈子文风、媚俗文风等。

　　新的学术八股业已形成

　　八股文风以学院派文学研究居多。在学术评价体系和发表体系的支配下，这类文学研究追求“学术规范化” ，写文章须有严格的格式，如“内容提要” 、“关键词” 、“参考文献” 、“注释”等，否则再有思想和观点的创见，也算不得“论文” ，有意低视文学评论与批评，排斥文学刊物，因此产生死扣形式的文风。其次，非常在意论文和专著发表的“级别” ，不问内容如何，只看刊物是否为“权威期刊” 、“核心期刊” ，是否为“学术刊物” ，是否为“国家级出版社” ，在评奖、评职称时加以硬化打分，是为“追求级别门面的文风” 。第三，实施科研定量考核，将科研任务分值化，规定教授、副教授每年要完成多少分，讲师和助教完成多少分，研究生要完成多少篇什么级别的论文，因此助长“完成任务的文风” 。第四，一般情况下，这些论文要在“学术刊物”发表，不但没有劳动稿酬，还要交纳行情看涨的版面费，因此产生实用主义的“交版面费的文风” 。

　　如此种种，总括起来就是八股文风。它的特征是：形式至上，研究目的功利，文学感觉和审美活力丧失，话语僵化。这种业已形成的“学术八股” ，实际上窒息了很多有思想、有创见、有活力的文学研究。按照学术八股的规范标准，王国维《人间词话》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和周作人《人的文学》都不算论文、学术专著，因为没有“参考文献” 、“注释”及其文字的“随笔化”等，在今天发表起来也很困难。在评价体系和发表体系的作用下，一种专门投其所好的工具理性应运而生，相当一部分文学研究者已不太在乎自己的研究有无历史和现实意义、有无文学价值，而是看这种研究在评职称、评奖、申报课题与项目时有没有用，能否取得最大的科研分值项；他们实际上与文学隔膜，只是从文学附生的一些概念、理念、模式出发，去讲文学外部的“大道理” ，却不会以鲜活的生命感觉和审美热情去体会一部作品(尤其是当下最新出现的作品)的内在精微妙可之处，无法说出紧贴文学血肉的“小道理” ，无法分析文学家心理机制的要害，无法提供创作的方法论，因而永远是外在于作品的，是苍白、空洞的；他们的文学研究话语十分“专业” ，有一大堆概念、术语、套路，甚至是故意让人看不懂的表述方式，唯独缺少行文的活力与生气，缺少文采，语言无味，像个僵尸。

　　美国学者拉塞尔·雅各比在《最后的知识分子》一书中针对美国学院派类似的现象，分析说：“学院派知识分子不珍视深入浅出或文笔优美的写作，这倒不是因为他们对此不屑一顾，而是这几乎算不了什么。大多数学术文献包含论点或成果综述；出版发表要比怎么写重要得多。 ”而目前的中国学术界，论文写作所附加的工具理性及形式主义，远比雅各比描绘的要严重得多，很多人将写作精力浪费在文章本质之外的东西上，最终肯定是“冲淡而不是加强了智力劳作的意义” 。制造没有意义的知识，其前提，乃是知识分子学术理想和话语自信力的缺失，他们的学术活动，已经感染不了人，更谈不上影响公众，只能在一条越来越狭窄的路上顾影自怜。那些发表的论文，除了自己和职称评审团成员，究竟有几个人看呢？“他们走不出学校，不是他们缺乏才能、勇气或政治态度；相反，是因为他们没有学会公共话语；结果，他们的写作就缺少对公众的影响。不管他们有多少人，对于更庞大的公众来说，他们还是看不见的。消逝的知识分子就消逝在大学里。 ”

　　圈子文风何时了

　　文坛有圈子，是是非非，讳莫如深。文学研究也有圈子，透出江湖气。

　　学科分工细了，古代文学研究、现当代文学研究、外国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等，在二级学科之内，又分若干研究领域，如先秦文学、两汉文学、唐宋文学研究等。这样分本来是好事，是为了学问的精进，可以造就“专家” ，但在实际工作中，出现了“知识的近视” 。研究古代文学的不关心现当代文学，研究外国文学的不关心中国文学，甚至借古代文学排斥当代文学，借外国文学排斥中国文学。不时见有关“专家”口出狂言拿当代文学开涮，说当代文学没有大师，不值得一读，甚至是垃圾之类，话语中满是武断和无知。他们所借靠的，无非也就是圈子，古代文学圈子和外国文学圈子，以时间和资料沉淀的优势来诋毁当代人新时的、一点一滴的、活生生的艺术创造，大有“灭绝师太”的口气。

　　文学研究是一项发现真理的事业。它要求研究者有较高的审美眼光和判断能力，一部作品放在面前，是好是坏，好在何处，问题在哪里，能通过直感和理性作出较为精准的判断。同时，也要求研究者有一颗起码的公心，能抛开人情羁绊，就文学本身发言，坚持好处说好，坏处说坏，维护艺术真理的标准。可现在看很多文学研究文章，包括评论、批评，其审美能力和艺术公心已丧失殆尽。一些“哥们评论” 、“人情批评” ，坚持不靠谱地为圈内朋友说好话，唱赞歌。本来是一部不怎么样的作品，他们却能口吐莲花，用尽世间最美妙的词，无理也争三分。一些全国知名评论家，亦摇摆不定，面对优秀的作品能大义凛然挑出不少毛病，面对某些二流、三流甚至不入流的作品，却闪闪烁烁，评价之高令人莫名惊诧。如果说不是审美眼光和判断力出了问题，那就是艺术公心出了问题，为世俗的人情和友谊所累，说违心的话，写违心的文章。这样的文章写多了，就有损于一个评论家的形象，导致其批评公信力的流失。

　　平常读一些学术刊物，包括“权威”与“核心”刊物，也发现明显的圈子痕迹。应该说，由于各种原因，当代不存在什么同仁刊物，但某些刊物却“同仁”得让人起疑。若干期出来，占据重要篇幅和版面位置的，过来过去都是那几个人的文章，过来过去都是评介某几个人的作品。

　　媚俗文风，媚谁之俗

　　英国学者弗兰克·富里迪在其著作《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中写道：“让知识服务于实用目的，也催生了一种不利于发展实验和发展强大思想的学术情绪。用专家取代思想家同样削弱了公众对讨论重大问题的兴趣。在这样的风气下，知识分子发现很难既找到自己的声音，又找到听众。 ”“学者使用的新语言反映了一种生活方式，即献身于狭窄的专业。通过这种做法，知识分子的活动内容本身发生了变化。 ”不难觉察，知识的实用化以及学术的狭窄化，是一个世界现象，是人类文化方式发展到今天面临的一个普遍问题。弗兰克·富里迪回顾了欧洲学术的“公众开放运动” ，公共讨论、争辩和对思想的一心一意的追求，让位于市场效应和媒体的互动娱乐，连博物馆都伪装成了游乐园一样的社区中心。目的只有一个，即千方百计使用一切手段来实现公众的参与，实现文化及学术由孤单的精英启蒙向热闹的平民化过度。“向公众开放运动不再去假装追求学术理想。通过强调包容而不是教育，通过努力迎合最低标准的公众思维能力，这一教学方式自觉地回避培养人们对人类文化成就的欣赏。 ”这一过程就是媚俗，是文化机构和学术研究的“麦当劳化” 。

　　就中国当代文化、文学研究而言，人们不用拿今天跟“五四”时期比，只拿今天跟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思想学术状况比，就能产生深深的时过境迁之感。“市场对文化生产的内在价值毫不关心，它只对它的货币价值有兴趣。 ”媒体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对精英文化和严肃文学的娱乐消解。体制因素也从一定程度限制话语市场的自由竞争。于是，知识分子就面临身份和角色转化的问题，既然严肃的学术研究已经窄化，精英启蒙失去了受众，为公众所冷淡，何不向其他文化产业学习，借机“热”一下呢？于是一些原来的文学刊物纷纷改版，向市场和娱乐化靠拢；一些学者摇身一变，做起了媒体时代的大众宠儿。他们在电视讲坛上嬉皮笑脸、手舞足蹈，以肤浅但却动听的声音向公众兜售学问的麦当劳；一些学者在话语权一度沉寂之后，坐不住了，开始抛弃原来严谨踏实的学术研究之路，开始根据大众心理和趣味重新捏拿自己的知识产品，像兰州的牛肉拉面可以随意捏拉成不同形状一样。

　　在这种风气影响下，一些原本正经的文学研究活动，现在也开始浮躁走过场了。如写文学评论，很多因为是“红包批评” ，就要笔下留情，批评尖锐不得，须考虑拐弯抹角的“曲笔” 。如文学研讨会，有些已很少见扎实的研究讨论，很少有认真细致的发言，很少听到对作品针砭时弊的声音，因为大腕们很忙，能出席研讨会露个面就算不错了，还要忙着赶下一个场子呢。对研讨会的举办者而言，有的往往也不在意研讨会究竟“研讨”了什么，只要这个活动举办了，能见报上电视，就起到宣传的作用。诸如此类现象，使得文学研究正在散失纯正的动力，长此以往，令人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