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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今事 长话短说(铁扬)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4年09月22日09:56 来源:中国作家网 铁 扬

  那年我15岁,从被称作革命摇篮的“华大”来到省会保定,正式进入文艺圈。我报到的单位是河北省文工团。这个新建单位是由原来的冀中、冀南、冀东几个文艺团体合并而成,被安排在保定大纪家胡同一个老商号的下处内。这个老商号的下处由几个院子组成,院子套院子竟然容纳了两三百人的工作和居住。我被分配在一个院子的一间屋子内,这屋子和当地民房没什么两样,一明两暗,方形窗棂的窗户,屋内还有一盘炕,炕上睡人,炕下“办公”。炕下四边不靠地摆着一张三屉桌,桌上散落着几本书籍和杂志,杂志中有一本叫《文艺报》。这是《文艺报》的第一卷第一期:十六开本,淡黄色民间剪纸图案做底的封面,左面竖排着三个红色大字“文艺报”。同志们常坐在桌前翻看,我看到它时已被翻动得成了旧书。

  我进入神秘的文艺圈,已经是个“一不小心”,专业文艺圈之于我本来就是一个神秘王国。先前,我看过有出叫《白毛女》的歌剧,现在这些演“白毛女”的人就在你眼前,这位就是“喜儿”,那位就是“黄世仁”……在“华大”时,我们也演过一出小歌剧,剧本上印着作者和曲作者的名字,现在这两个人就和你一同排队打饭。那时我觉得能用铅字印在书报上的人物都是大人物,原来我所在的神秘王国是如此地使人眼花缭乱。

  我坐在办公桌前翻看这本《文艺报》,原来这才是一个更高级的“王”的世界。这里用铅字显现的人物可不同于和我朝夕相处的那些喜儿、黄世仁们,他们是茅盾、胡风这样的大人物。原来这些文艺大家、巨星也不再距我千里之外,他们的高论正直接引导着我去认识我所从事的事业——文艺,我也更“神圣”了。

  后来在单位资料室翻看《文艺报》成了习惯,我从这里得知丁玲和周立波得了斯大林文学奖,巴金在朝鲜见到了彭德怀,常香玉为抗美援朝捐了一架飞机,苏联作家爱伦堡来了……借助这一本本杂志,你不仅可以“听到”这些名人的“声音”,了解他们的文艺主张,有时,你还可以借助照片看到他们的模样:茅盾蓄着解放后已不多见的上髭,丁玲披着大花丝巾(俄罗斯的吧)灿烂地笑着,胡风是一位谢顶总显得与众不同的中年人,郭沫若、周扬、郑振铎、陈企霞、刘白羽、王朝闻……由于经历不同,各自的气质也不同。有时从中还可以了解到那些“不在位”但名声更显赫大家的足迹:齐白石、徐悲鸿、马思聪、俞平伯、吴作人、欧阳予倩……有位叫冯法祀的油画家后来竟成了我的油画老师。

  在我的印象中,那时的《文艺报》好像总处于政治运动的风头浪尖,它的编辑部也在不停地更换“主官”,差不多两年一换,有时一年。于是作为年轻文艺工作者的我们,似乎就在《文艺报》领导更换的同时也被卷入一场场运动的旋涡。那时由于自己的“政治、文艺”修养浅薄,常陷于运动的迷雾中。有两位年轻作者刚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提出质疑,由此就引出了一场文艺整风。电影《武训传》《清宫秘史》受批判了,我们也必得坐在那张办公桌前守着几本《文艺报》做自我批判。你说你处于迷雾中,不行。你眼前不是有《文艺报》做引导吗。于是你便找到了你那问题的根源。1951年中国文联通过《文艺报》就向文艺工作者发出过通知,开宗明义指出“在文艺界整风运动期间,《文艺报》为指导这一运动的主要刊物”。

  随着文艺整风的深入,我也开始寻找自己的问题。庆祝新中国成立一周年时,领导分配我去画作为游行用的毛主席巨幅画像。当时,参与者共三人,工作开始后,我却被分配去调颜色和只画领袖的领子和扣子。我要求画脸,主画者请示领导后,领导不同意,说我不会带着阶级感情画领袖,怕走了样。我怏怏不乐地只画了一个领子和两个扣子,便表现出对领导的不满。开会时有人提出了我的表现,我才开始认识我的问题,因为我出身成分高,阶级感情不纯,很容易把领袖画走了样,我做了检讨。

  那时我做舞台美术工作,有时帮助灯光组开灯,一次我开错了灯,把红光打在了“蒋介石”身上,蒋身上本应该打属于阴冷色调的蓝光。那束红光应属于英雄和领袖的。这次的问题严重,于是我便自告奋勇地作为重点人供大家进行批判。开会时,一位同志信手从桌上拿起一本《文艺报》,拍打着说:“你也整天看《文艺报》……立场哪去了?”我虚心地接受着批判,以《文艺报》上的精神虚心接受着。

  1955年至1960年,我是中央戏剧学院的本科生。在中戏的大资料室里翻看《文艺报》,仍然是我的习惯。这5年随着我国政治生活的大起大落,《文艺报》对自己的把握也显得慌忙不迭,时而欢腾雀跃,时而低沉忙乱,有时还会处于被动挨打的状态。一时间,各派势力的刀光剑影,也都可散见于《文艺报》上:丁玲、陈企霞倒了,冯雪峰、艾青倒了,丁玲、王实味、肖军在延安时的老账该清算了,胡风已是一只死老虎……有人虽然没有倒,但也常处于摇摇欲坠的境地。谁主张要写中间人物了,谁提出现实主义道路广阔论……直到再后来对文艺作品更广泛深入的清点,也像是开始于《文艺报》:从对电影《林家铺子》的批判,到对《海瑞罢官》的大批判。自此《文艺报》像是一只断了线的风筝消逝了。刊停人散12年吧。

  在10年的政治动乱中,只在我遇到那些曾在《文艺报》上显现过模样的人时,也才想起当年的《文艺报》。1968年,我在五七干校遇到和我一起劳动的田间和梁斌。他二人抬着一只大筐,筐里是盖房用的石灰。二人头上都包着羊肚手巾,手巾上脸上都淌满石灰。当时我们在为自己盖房,我是个收砖收石灰的,他们是运石灰的。看到他们二人蹒跚着来交石灰,不由得想起田间在《文艺报》上的豪言壮语,“让风暴更大些”以及梁斌的“平地一声雷”(《红旗谱》语)。那些风声和雷声,此时就像飘浮在五七干校这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旷野上空。

  12年没有见到《文艺报》,再见到它已是“文革”之后,那时我从干校回到旧时的省城保定。一次在天华市场闲逛,看到一个旧书摊上摆着一摞旧《文艺报》,大约有几十本吧,我拿起一本看看,封面上有原书主的签名,主人叫夏昊,名字以下还恭恭敬敬地落着名章。每本杂志不卷边,不折角,保存完好。夏昊是谁,我很熟,先前在文工团做演员,是南方人,因为能写,被调到省文联的刊物做编辑。因为能写,1957年大鸣大放时,写了一篇叫《并非一切都是七级》的杂文。说的是有位剧团领导,级别虽属文艺七级,但文艺水平实在不够七级,且充满指挥欲,还闹出过不少笑话,比如把五线谱叫有线谱,把简谱叫无线谱,在总结会上说:“我们的乐队也有进步嘛,过去演奏用无线谱,现在用有线谱。”有位演员要演一位高层领导,去问这位团长到哪里去体验生活,团长说:“就体验我吧。”夏昊的杂文内容真实,这位团长也就是只让我画扣子的那位。但杂文的发表,使夏昊以污蔑党对文艺的领导为罪名被定为极右派,下放劳改,很晚才摘帽回城。卖《文艺报》当然是他的生活所迫而为吧。我翻动着夏昊这摞珍藏的旧刊物,决定将它买回,但自己现钱不够,便急忙骑自行车回家取钱,回来后摊主收摊了。后来几次寻找,终未得见。我和旧《文艺报》的“交往”历史,随着这次的买书事件也就这样结束了。

  “文革”后复刊的新《文艺报》随着新时期到来终于诞生了。

  到书刊报亭买《文艺报》仍然是我的习惯,一次一不小心,我在一本《文艺报》中发现了铁凝的名字,她的一个中篇小说获奖了,那是1984年的事,这又是我和《文艺报》不寻常缘分的开始吧。之后随着铁凝的名字在《文艺报》上的出现,突然间我和《文艺报》的关系更直接起来,竟然见到编报的“真人”了。

  那几年,新时期的文学界格外热闹,读者百姓们对作家们也格外看重,由此带来的是出版和报刊业的大繁荣,一时间在家中接待找铁凝约稿者竟成了我家庭生活的一部分。在接待事务中,我的任务有三项:接站、做饭、买烧鸡:骑自行车去接站,让客人坐在后车架上……许多客人都夸过我做饭的手艺(有位女编辑说我炒的洋白菜颜色漂亮的像“塑料”一般)。客人离开时送只烧鸡,也算是一片心意。在我们所处的城市保定,能拿出手的礼品大约也只有马家老鸡铺的烧鸡了。

  一次吴泰昌来了,当时他是《文艺报》的副主编。接完站、吃完饭(那次还买了保定自产的散啤酒)去买烧鸡。泰昌要和我一起逛保定,但走在街上,一不小心他把脚崴了,且崴得不轻。回京后他打电话时还说:“铁扬啊,肿得穿……穿不上鞋了。”泰昌快人快语,性情随和,说话稍有口吃。我们年龄相仿,相互都直呼其名,那次他的脚崴得不轻,许久才痊愈。

  我自己在《文艺报》的“亮相”是1999年,那年是《文艺报》50周年华诞,报社编了一本大型纪念画册,其中要收录一些与刊物有各种性质联系的人物。在一个栏目内,我便作为“家属”和铁凝一同出现在本栏目内。看到自己的形象,感慨万千,原来《文艺报》把我也当自家人了。

  或许因了我和《文艺报》这些千丝万缕的故事,在我所敬重的大型文学刊物中,《文艺报》在我脑海中始终是凸显着的。2000年以后,作画之余,我陆陆续续地写了点散文,寄给谁呢,首先想到的还是《文艺报》。那时它开辟了一个“新作品”版。我把一篇叫《缅怀纯洁》的散文作为投稿寄了出去,蹊跷的是,很快栏目的主持人就打来了电话说:“铁叔,散文收到了,我们准备用。”还夸了我那点文字。原来这位主持人不是别人,是冯秋子。她呀,我接过站,吃过我做的饭,好像也为她买过烧鸡。那时她尚在作家出版社。自此我和《文艺报》的交往,又是一个新的开始,为我后来的写作也带来了勇气。

  后来冯秋子调走了,走后仍关心着我的写作,以及我和《文艺报》关系的延续。于是我便又得到新的编辑、记者的呵护和关心,连我在美术界的活动也得到关注。很具专业的编辑、记者每次都义不容辞地出现在我的艺术活动中。接受赠寄报纸也一直在继续,每每接到报纸,我都郑重其事地翻看每个栏目的文字,说不定还能找到自己的名字。最近我在云南认识了普米族诗人鲁若迪基,在路上急就了一篇《巧遇鲁若迪基》的散文,寄给了《文艺报》。几天后鲁若迪基先看到报纸,打电话告诉我说,他看到了文章,还说高兴地喝了三天三夜的酒,说了一些那篇文章的好话,就拐到了《文艺报》上,说:“《文艺报》那可是大报啊……”

  大报《文艺报》风雨兼程走过了它的65个年头,虽然它不再是指导什么运动的主要刊物,它“平民”了,亲切了。围绕文艺这个难以纠缠的现实,在这里你可以尽抒己见。总有明白人的真知灼见,使你的认识更接近于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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