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一种形态的文学评论(桑永海)

——以舒晋瑜《说吧，从头说起》为例

　　盛暑之际，得到了舒晋瑜30万字大著《说吧，从头说起》，是她关于当今纵横文坛的16位著名作家的文学访谈录。先就挥汗把我们关东作家迟子建的访谈一口气读了下来，真是兴味盎然，意犹未尽。记者和作家，都掏心窝子说话，妙语迭出。本来我这高度近视又加白内障就等待手术了，也欲罢不能，把书置于案头，每天读一个作家。

　　读完全书，突然觉得有个惊喜的发现，就抓起手机和一个远方藏书家朋友说，访谈录，原来文学评论也可以这样写，而且特别有意思，就好像你在读一本很有味道的散文！

　　过后，才看见书的后封上有五位作家的推荐语。著名评论家白烨先生写道：“在我看来这是另种方式的文学考察，别样形态的文学批评。”这最后一句，又让我高兴一番。呵呵，我这个感觉不是唯一的，也有同道，这说明是有点准确度的哈。人家白先生九个字，概括得多好啊！

　　确实，舒晋瑜访谈录是“别一种形态的文学评论”。约言之，它具有几个突出的特色。首先，它的文体是散文的，版权页上也是这样标明的。(从文体上这样分类，古今中外皆有之，例如我们古老的《论语》和西方的《歌德谈话录》，就是的)正因为舒的访谈是用散文化笔法表述的，更自由、更灵活、更亲切，读来也就更有情趣，更有滋味。例如她写格非生活中那么多关键时段，他的奇遇奇缘，深深吸引了我。到后半部分，看出了舒晋瑜的良苦用心，原来那是为了形象地挖掘出小说家格非的经历和他的性格气质；从而深入辨析格非前后期小说创作的特点；进一步揭示作家主体的深层文化心理及其性格气质等因素与其创作特点之间的隐秘关系。所以，《说吧，从头说起》是散文其表，评论其里，表里内涵如一，每一句话都敲在作家作品评论的点子上，引导受众在趣味中深入理解作家作品。和一般文论相较，散文化不是一大特色吗？

　　其次，访谈这种考察的方式，多视角、多向度。记者与作家主宾互动，记者是主导主动的，作家被一连串的问题启发、激发，也是积极地而非被动的，两者心灵碰撞，相得益彰，共同探讨作家的心灵秘密和文本的内核，不时激出智慧的火花。我读迟子建那篇访谈就获得了平时阅读很难得到的愉悦之感。显然舒晋瑜是有备而来，在22页的篇幅中，她妙语如珠，一连提出46个问题，往往从一个细微处问起，最后却落实到很大的问题上去，让你拍案叫绝。比如：“你在描写老女人时，是否格外有感情？”更进一步地：“您能总结一下作品中的女性人物吗？”更具体地：“您笔下的婚姻，温暖，亲切，您觉得呢？”我想，文学就是鉴赏，在文本鉴赏基础上提出有价值的问题就是创造，评论家与作家，灵魂的沟通，顿悟的体验，觅出那种感觉，就是文学评论妙文诞生的前提。而这一点，在舒晋瑜访谈录中多有体现。这也说明，好的访谈，确是别具形态的文学评论。

　　还有，在访谈中舒晋瑜是作为一个有独立思想的评论家出现的，而不是逢迎，更不是吹捧。她也时而有准备地提出击中作家软肋的问题。印象深的是她对王蒙先生的访谈。王蒙是当代一位颇有贡献和影响的大家。但他实际具有的才华，与他在读者中的实际看法和文学声誉是并不匹配的。原因何在？看来只能让未来的文学史去回答了。访谈中，舒晋瑜提出了两个问题，都很重要，那也是平时王蒙的读者们议论较多的问题。关于王氏排比句绕来绕去的过多使用，舒晋瑜问道，我们看到您一贯汪洋恣肆的语言风格，但是另一方面是否也存在语言不够节制的问题？还有，王蒙说自己青年时，上世纪50年代，所受到的影响太深了。舒晋瑜接着话茬，立即就提出一个受众关心的问题：“能具体说说是什么影响吗？”这两个问题王蒙都没有直接回答，让读者失望。晋瑜把真实现场情况写了下来，客观上那也是一种回答吧。

　　这里，有个问题也应当说几句。文艺评论家，他的评论观很重要，那是指导他评论为文的前提。很显然，这部访谈录表明，舒晋瑜并没有为很流行的西方接受美学所束缚，决不是只盯住文本说话，不问其他。如果她唯西方文论马首是瞻，被一度广为流行的接受美学拘囿，那就不会有这部访谈录了。

　　据说这部书舒晋瑜用了十五年之功，许多业余时间都用来读书了，谈起作家某一个作品，她可以信手拈来，如数家珍；而且许多作家她都采访多次；每篇访谈都是把历次采访文字集中起来，删繁就简，统为一篇，集腋成裘，正式出版的。这是怎样的担当精神啊！你就看看每篇访谈的结构吧！先是一篇“采访手记”，简洁、清明、传神，那就是作家的一幅袖珍素描像。在每一个访谈段落之前，她都写上一小段话，那是点睛之笔，好像电影的画外音。总之，身在《中华读书报》这个文化高端平台上的舒晋瑜，是依靠她坚守文化“家园”的意志，执著的文学精神，才完成这部不同凡响的访谈录的。

　　我们知道，文学访谈录，并不是一个新的文学体式，国内外都出版过，眼下报刊上也多有文学访谈刊出。十年前我就看到过一部也是关于当代走红作家的访谈录。为什么过了十年，我对《说吧，从头说起》情有独钟呢？除了此著自身的厚重、翔实，它对了解当代文学的重要意义之外；我认为，它对于我们当下所处的这个一切都向数字化模式化迈进的时代，对我们这个模式化时代产生的过多的模式化文学评论，有着重要的启示和警醒作用。

　　其实，回溯中国文学评论史(或曰批评史)，我国文论的写作，源远流长，灿烂辉煌，形式更是多彩多样。早在1500年前，我们就诞生了天才文学理论家刘勰的《文心雕龙》，那是世界级大著，国内外影响深远。到了辛亥革命前后，西风东渐，出现了王国维和鲁迅等为代表的大文论家。从王国维《红楼梦评论》《人间词话》到鲁迅《摩罗诗力说》《魏晋风度及文章和药及酒之关系》，这样的文字，绚烂如花，回味无穷。这就说到了一个重要问题——我们古代的经典文论还有一大特色，就是讲究文辞之美，文章大多都写得非常好，至今读来，仍有一唱三叹之概。

　　但是，很可惜。几十年来，具体说近六七十年来，我们已经越来越习惯了文学评论写作的体式，内容平庸，形式呆板，文字枯涩的文论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还不算文革期间姚文元之流简单上纲上线的帮派混子文章)。尤其严重的是近二十年来，我们的院校为了评职称制造出来的许多文论，把科学化、系统化、规范化推向了极端，和当今中小学作文一样，大学的许多文论变成了模式化作文，思想僵化，千篇一律，文字干瘪，面目可憎。这样的评论文字，谁愿意去读呢？我想，鲁迅《魏晋风度》那般深刻精彩的经典演讲，谈笑风生，幽默智慧，举重若轻，没有生僻词语的轰炸，决不故作高深之状。如果在这样糟糕的论文评选体制之下，要么它不会诞生，没那个条件；要么诞生出来，也入不了判官的法眼。

　　这样的背景，读舒晋瑜大著，豁然有悟，怎不惊喜？

　　而今，文学评论，大多读不出文学味道来；有的有点情味，却往往啰啰嗦嗦。兑水的长文太多，文理并茂的短制太少。是的，内容决定形式。但要知道，形式永远不是消极的，它会反转来制约影响内容。学学我们古今经典文论吧！可书信，可序跋，可随笔，可札记，可演讲，可诗歌，可随心日记。必然的，也要出版许多大部头。形式百花齐放，关键是看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