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感情，也有原则——凌叔华与日本(陈学勇)

　　拙著《高门巨族的兰花：凌叔华的一生》将再版，藉此机会我想修订初版里一些错误，更想充实凌叔华求学直隶女子师范的内容。虽然初版附录的拙编“凌叔华年表”已有关于她在该校的系年，但当时没能见到学校刊物《会报》(“年表”误为《今报》)，因此书里那节所叙太过单薄。日前烦请马勤勤博士发来她翻拍的全套《会报》，材料确是丰富，凌叔华活跃于校园的身影清晰可见。她担任过“校友会”总委员长，此会非今日的毕业生联谊组织，类似学生会，成员主体是在校学生。下设学艺、文艺、运动、交谊等八个分部，凌叔华又兼任文艺部委员长，学妹邓颖超、许广平皆她手下干部。文艺部分管诗社、文社，《会报》刊有凌叔华习作二十余篇、首，有论说、游记、通讯、日记、信函、文言诗、悼念文章，还有一篇化学实验“心得”。全是文言，全未编入凌叔华作品集子，知之者极少。这批诗文足以见出凌叔华的早慧、才情，特别是扎实的古文底子，她的毕业作文还获了第一名。

　　几篇谈论时政、人生的文章，《对于中日秘约之感言》一篇似尤值得介绍。此文刊《会报》第五期，时在一九一七年冬，写作时间当在条约正式签署前夕。文章疾呼：“夫人之病危，必不能坐待死神之至，而深思苦虑力求不死之方。恨庸医之误药，悔已往之不揖生也，我同胞乎？吾国今日即类於濒死者也，惟稍异稍优者，即吾国青年尽有力强体壮、才大思精者在，苟能息争悔祸，同心协力，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卧之以薪，尝之以胆，不信以四万万之众，不能沼吴强越也。”读者熟悉的“闺秀派”作家，竟写出这般掷地有声文字，也许令人有点意外。全篇“感言”表述淋漓，显然有风靡一时的梁启超文风熏染，只是没有脱尽学生腔的效仿痕迹。文章附有教师张皞如评语：“笔有锋芒，辞挟风霜，使当道者见之，不知心有戚戚焉否。”张皞如评语自是出于对门生的勉励，却也算得如实恳切。张皞如在南开教过周恩来，和周还有师生唱和。他也在女子师范任教，理应也教过邓颖超、许广平。凌叔华自传体的 《古韵》里描述过这位张老师，他既竭诚爱国，却又反对学生打倒儒家，最后为日本人杀害。《古韵》这么描写是掺进了小说化叙述，事实上张皞如是病死的。年轻的凌叔华多得乃师钟爱、指点。看似“婉顺”的淑女，而慷慨陈词，激扬文字，且敢于直言“当道者”，亦时代风尚使然。只要不是例外的个别人，对辱国条约这种反应是中国青年的共同品性，不论他温婉还是豪放，民族情感一样的，御外立场一致的。果然不久爆发了五四运动。五四作为中国现代史一个节点，其很具体的一个内容便是反帝，再具体是反日。其实凌叔华与日本多有关联，甚至别具感情。她父亲凌福彭为清廷大员，三度赴日考察，结交了一批日本朋友，回国即借鉴岛国大力推行改革新政。清王朝垮台时，凌福彭随即送多个子女去日本读书，看方十二岁的凌叔华离别父母东渡。不料四个哥哥姐姐溺水于神户瀑布，这场灾难结束了她近两年的东瀛岁月。一战前的日本留给凌叔华的印象是个“完全充满童话式的天真美梦”。然而父辈渊源和本人经历，并不妨碍凌叔华写出大义凛然的“感言”。

　　写过“感言”也并未影响凌叔华继续与东瀛人士交往。日人渡边晨敢为赈济华北旱灾募捐中国画作，凌叔华应请奉出“山水屏风”一联，以后又有画作参加日本展览。成名小说《酒后》译成日文，登在负有盛名的《改造》杂志上，赢得东瀛赞许。她不无自得地告诉记者，自己被日本女性读者誉为“中国的曼斯菲尔德”。结婚翌年凌叔华、陈西滢夫妇同去日本旅居了大半年，她看到的依旧是“处处有条不紊”，“山川秀丽国泰民丰”。夫妇拜晤了日本大作家谷崎润一郎，她带回来脍炙人口的游记《登富士山》。三十年后，凌叔华在新加坡南洋大学任教，特意再去“时常想念的那个日本”，盘桓三周，“实在觉得自己仿佛回老家一次了”。其时因国民党外交官夫人身份她不能回到梦牵魂绕的祖国，走趟近邻聊胜于无吧。(上引凌叔华语均出自《重游日本记》)但这份私人情感也同样无碍凌叔华写小说表现抗日主题。她总共创作了五十来篇小说，至少五篇涉及日本题材(尚不计长篇《古韵》里相关章节)。若说《晶子》只是着力刻画两三岁日本女孩的天真可爱，无染时事色彩，其余几篇则反军国主义主题异常鲜明。《千代子》里日本少女受当局舆论蛊惑，本着办件“爱国大事”的心思，要去羞辱到澡堂洗浴的支那小脚女人，听说她的裹脚布又长又臭。当她看到支那女人抱着的白胖娃娃，小嘴如樱桃，小牙如雪白的洋玉米粒儿，众人逗哄娃娃，又说又笑时，千代子禁不住融入逗乐人群，完全忘了自己为何而来。十二岁的千代子童稚未尽，在她，感性胜过理性，事实胜过宣传。深谙世事的成年人就不同了，《异国》写中国姑娘蕙患流感住院，日本医生和护士无不给以关怀体贴，蕙感动得潸然泪下。但一份淞沪战事“号外”彻底破坏了友善氛围，白衣天使们个个冷若冰霜，看蕙的目光全变作憎恶。《千代子》是人性化解了仇恨，《异国》却人性屈服于仇恨。前后两篇虽有此差异，但都不失凌叔华以往小说风貌，仍像写巨族淑女一般的温婉。细处取材，侧面表现，她的短篇小说在民国女作家里是最短篇小说的。不追随时尚的激昂作品，很别致。既然不及战鼓式作品令人警醒、振奋，也就容易为激愤的读者忽略。平心而论，两种风格，一是烈酒，一是陈酿，各自因特色而在不同历史时期起到不一样作用：前者在当下激励士气，后者于日后反思教训。待到“七七”事变举国同仇敌忾，洪流里的凌叔华一变过去“七弦琴”风格，创作了呐喊式五万言中篇小说《中国儿女》，正面揭示日寇残暴、歌颂人民英勇。敌人蛮横搜查、监禁北平民众，京郊游击队机智俘获日军、汉奸，抗战小说里通常出现的情节，几乎能有尽有。它体现了民族存亡之际凌叔华小说的可贵突破，不过，也付出了艺术代价，失却了女作家自我，湮没于大量同类作品不为人瞩目。凌叔华搁笔小说创作四十余载后，在一九八四年出人意料地发表了《一个惊心动魄的早晨》。这个早晨，东屋弥留的老人急催寿鞋寿帽，说今天一定见阎王了；西屋的儿媳独自临产，丈夫投奔抗日队伍在外。当婴儿一声出世呐喊，老人精神陡增，大声宣告，他孙子将来就是义勇军，“老头子说完话，他灰白贫血的脸，忽然光润起来”。凌叔华重新回到侧写，然而兼有豪迈之气。它不同于《异国》，也不同于《中国儿女》，为凌叔华一生小说创作画了精彩句号。

　　鲁迅称道凌叔华小说，“适可而止的描写了旧家庭中的婉顺的女性……也就是世态的一角，高门巨族的精魂。”这话学界很熟悉的，它无异是凌叔华小说的标签，将凌叔华这般定格于文学史。鲁迅当时正宏观检阅新文学头十年的成果，并非给某位作家做全面定论，只针对他(她)的显著特色。说此话时，鲁迅没有也不可能预料凌叔华创作的发展，他还没有读到凌叔华三十年代中期的《千代子》《异国》，更不必说鲁迅逝世后的《中国儿女》。

　　凌叔华最长的小说(不计英文写作的《古韵》)和最晚的小说都取材于抗日。她的创作立场、态度，大体可看出中国人的共识：侵略者是侵略者，人民是人民。原则是原则，感情是感情。凌叔华作古二十余载了，倘若今日她健在，会发出什么声音呢，温故知新，不难推测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