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枚螺丝钉的命运(沈嘉禄)

　　拿起程小莹的长篇小说《女红》来读，我起先对书名有点疑惑。女红，属于中国民间艺术的一环，多指女子所做的针线活方面的工作。后来专指身怀绝技的妇女以纯手工制作的传统技艺，比如刺绣、编织、剪花、缝纫等，但面花、泥塑、剪纸、陶瓷等同样为妇女所擅长的民间工艺好像不叫女红。女工专指的范围不大，用来比照大工业时代的纺织劳动，赛过用一件雨衣去遮盖一艘游轮。

　　但是读了十几页后，我自许读懂了程小莹的心相，他想在大工业的严谨流程中，体现中国工人阶级对体制、对劳动价值的忠诚。这种超越传统工艺趣味之上的意识形态，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半个多世纪里支撑一支庞大的产业大军的坚强信念与精神力量。在这里，农耕社会的牧歌与工业文明的噪音形成了尖锐的矛盾，而这种矛盾之中的平衡在遭受了市场经济的冲击后，又将呈现另一番格局，这就是小说要告诉我们的故事。呵呵，或问：纺织厂里有牧歌吗？我要反问：难道不是吗？而况，我所说的牧歌，实为一种内心独白式的带有宗教情怀的颂歌。

　　小说开头就是砸锭的场景，这在上海工业转型的历史节点上是浓墨重彩的一笔。程小莹以此为契机，以巴尔扎克式的絮叨态度不厌其烦地写了机器与工人之间的关系：“他们的灵魂，就这样机械地与锭子搅在一起，原地飞转了一辈子，直到耗尽能量”、“女人打呵欠，机器也会打瞌睡”、“棉纱就这样，跟女人互通了心思”……这样的文字，只有在工厂里积累了相当的生活和感情的作家才写得如此贴切。而像小炉匠那样的机修工，在机器面临残酷解体之际，更加强烈地表现出对传统大工业的崇拜，居然计较于别人砸锭的姿势与技术含量。这个俯冲式的开头，将小说中的人物置于生死攸关的节点上来描写，让他们按照自己的文化背景、性格逻辑以及已获得的利益来安排各自的出路。

　　小说的情节铺陈以吴彩球一家为切入点。这是一个极具典型意义的上海工人阶级家庭，父母、两个女儿、两个女婿，两代人都紧紧依附于同一家国有企业，这也让我想起《千万不要忘记》《家庭问题》这类“十七年”文艺作品。但毕竟时代不同，《女红》面对的是另一番风起云涌，令一切社会关系高度紧张的阶级斗争与思想改造让位于波澜壮阔的市场经济大潮。像吴彩球这样的劳模，朴素的翻身感铸就了不可动摇的价值观，心甘情愿地将一切献给国家，并将此信念传递给下一代。“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是一句时髦的口号，更是一份自觉、一种责任。也因此，砸锭余音未消，全国劳模吴彩球的生命就终结了，吴彩球的两个女儿、两个女婿也如俗话所说“大难临头各自飞”。

　　秦海花和秦海草姐妹俩，年龄不同，性格不同，价值观也有所不同。妹妹秦海草与丈夫马跃选择了留学日本，努力“扒分”，结果在资本的诱惑下，秦海草投向日本人的怀抱，马跃像只斗败了的公鸡返回故土，踯躅沉沦一番后立志咸鱼翻身，组建了驻场乐队，戏剧性地与前妻进行合作。姐姐秦海花是从底层一步步走上领导岗位的厂长，掌管着一家七千人的大企业，在历史转折点上，她发现自己这枚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在马达停车后，存在价值一下子归零，劳动者的尊严化为乌有。从墙里到墙外只有一步之遥，但这堵墙，曾经是一道牢不可破的心理防线，现在说倒就倒。长期来握有安全感、享受着微薄福利和领导的关怀及训斥的单位人，成了飘零的社会人，被抛弃后带来的屈辱与无助，使工人们难以适应，但他们就像秦海花的丈夫高天宝那样，在短暂的休克后顽强挺起，试图靠自己身怀的技能赢得尊严与价值。颇有意味的是，秦海花在她的位置上惯性滑坡，在内因与外力的双重作用下，带领一批纺织女工开始了再就业工程，重新发掘自身价值。她们的努力使我看到了她们按体制轨道前行的姿态与思路，所以她们的成功与失败，小说最终没有交代，这正是程小莹的聪明之处，因为在现实中，再就业工程开出了缤纷之花——比如空嫂，但大抵悲壮，秦海花她们这一代在小说的结尾时，其实离谢幕也不远了。

　　《女红》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励志故事，也不是人与命运抗争的戏路，作者置人物故事于特定的历史阶段和上海的文化环境中，表现人物与以机器和流程为象征的体制的关系，从全面依附到突然被抛出快速拐弯的时代列车，被动地重新排列和组合。在旧群体终结的同时，一个新群体诞生了。这种关系的调整对于有着光荣传统的上海工人阶级而言，意义十分巨大。这样的历史机遇，并不是100多年来每一代工人都能碰到的，也不是传统思维能够接受或理解的，虽然悲壮的休止符一度带给我们过于漫长的猜想和不安，但从中我们或许能提炼出一些有价值的思想资源。为此，小说以人物的行为方式试探性地给出答案，那就是：将人从传统的生产关系中解放出来，通过再就业或自谋出路，检验人的适应能力，考验技术的适用价值，释放人的最大能量，调整人与机器、与体制的关系，重建与市场的关系，在新的生产关系中获得劳动的尊严和人的尊严。从这个意义上说，《女红》为上海这座城市建立了一份有血有肉的档案。

　　如果从人物群像上来分析，《女红》描写了一群有血有肉的新时期工人形象，这里的戏剧性冲突，也有日常生活中的惯性滑行，更让人惆怅和同情的是北风、小炉匠等人在生活重压下的喘息；在小说无时无刻不跳跃着的细节中，暗示着社会思潮对工人的影响，也有工人的集体性格对城市文化的消解与渗透，一系列上海读者并不陌生的规则，构成了上海底层社会的本色。这也是上海之所以成为上海的根本。他们有理想，有情怀，上海这座城市里的光鲜与灰暗，世俗的纷争与变通法则，在他们的身上一样也不缺，市场经济解构了他们与机器的传统关系，也释放了他们的肉欲，检验了他们的技术与智商，但我认为小说最有价值的，乃是对一枚“螺丝钉”的价值分析。这份形象化的分析报告提示我们：解放生产力，关键在于解放人的思想。

　　(《女红》，程小莹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年4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