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经典化的个案研究(邓新华)

　　文学经典问题是包括文学史、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在内的整个文学学科的核心问题之一。文学史的写作总是围绕各种重要性不尽相同的文学经典进行。一部文学史，其实质就是文学经典的效果历史。文学史的书写事实上就是经典清单的调整，“重写文学史”和现代文学“大师”排座次都是经典调整的代表性事件。文学批评的诸多标准或法则也总是围绕经典产生，如儒家先贤对先秦经典《诗经》“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辞达而已”的评价最终都演化成了中国传统文学系统中非常重要的批评标准。文学理论往往也要借助经典的研究与阐释进行建构，如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学理论就产生于《诗经》评价和阐释，像“兴观群怨”、“诗无邪”、“兴于诗”、“辞达而已”这些话语当时只是孔子等针对《诗经》、甚至是某一具体篇目所作出的评价，最终却演化成了中国文学传统中具有较高普遍性和原则性的基本理论。

　　文学经典问题又是近30年来国内学术界普遍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不过，在当代中国围绕文学经典的热烈讨论中，理论层面的宏观探讨明显多于个案问题的具体研究。其实，文学经典的形成对每一个最终成为经典的个体来说，包含有极其众多的千差万别的复杂因素，而这些复杂因素恰恰被我们当下的宏观研究不可避免地忽略了。在这种情况下，不再纠缠于概念的思辨分析和理论的宏观把握，而是回到作为个体的经典本身，更加关切文学经典本身形成中的诸多文化社会学问题，更加注重文学史上重要经典形成个案的实证性考察，便成为研究者的一个十分明智的选择。

　　边利丰新近推出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结项成果《隐逸诗人的影像——陶渊明经典化研究》，就是顺应这一新的研究潮流，对陶渊明的经典化问题所做的系统、细致、深入的个案研究，它为我们较为充分地认识文学经典化问题的丰富性、复杂性和深刻性，提供了一个十分有价值的参照。

　　边利丰的著作分三个时期深入具体地梳理了陶渊明的经典化历程。六朝是陶渊明经典性的奠基期，钟嵘《诗品》对陶渊明“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首次命名和萧统对其诗文作品的选录及阐释，使陶渊明作为诗人的历史地位初次显豁化，其经典性得以初步显现。唐代是陶渊明经典型的形成期，陶渊明开创的田园诗体“陶彭泽体”在唐代形成了颇具声势的山水田园诗派——“渊明一派”，陶诗表现的田园情趣在唐代山水田园诗歌中得到了发扬光大，这是诗歌情趣的经典化。陶渊明创造的一系列别具特色的审美意象如东篱菊、五柳、桃源等较大规模、较大面积地渗透到唐诗创作中，这些凝聚着陶渊明风采的意象，开始由个人意象演变为公共意象，由普通自然意象演变为极富蕴藉的人文意象，这是诗歌意象的经典化。两宋时期，陶渊明真正成了“诗人之冠冕”，完全确立了文学史的经典地位。经典化往往意味着使作家或作品具有“神圣化”性质，这种“神圣化”除了对经典的肯定之外，更反映了文学领域(甚至更为广大的思想文化领域)对经典的顶礼膜拜。陶渊明经典在两宋的“神圣化”又包括诗文境界的“神化”与人格境界的“圣化”。诗文境界的“神化”主要是指宋人对陶渊明自然、平淡诗风系统、深入的阐释与无以伦比的推崇；人格境界的“圣化”包括两个大的方面：一是借助对诗人“耻事二姓”和 “安贫乐道”政治、伦理精神的开掘，塑造了陶渊明的经典“圣贤”形象；二是通过对陶诗理性精神的深入阐释，以“知道者”命名确立了陶渊明最早的经典“哲人”形象。

　　对传统经典的研究总是由现在的兴趣所推动。边利丰著作的理论创新和突破主要在于三个方面。第一、通过陶渊明的个案研究初步显现了文学经典的基本构成规律：文学经典形成的真实过程充满了各种复杂的张力，发掘、发现经典原貌与对经典的全新“发明”、改造共同对其产生历史作用；二、文学经典作为民族思想、文化的传承物、载体和象征，其深处有着复杂的社会意识形态的编码。反观历史可以帮助我们思考当今大众文化时代的经典所面临的巨大挑战，这对于较为准确理解当下消费、解构经典(包括“红色经典”)的文化状况也会有所帮助。三、文学经典是文学学科的核心问题，表达着这一领域的普遍传统或惯例。借助陶渊明经典问题的个案研究，边利丰的著作部分实现了对中国传统文学观念、文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审视与反思。比如诗歌与历史的虚实界限以及由此而衍生的研究方法问题等、“无我之境”与《饮酒》(其五)的效果历史以及王国维、苏轼与陶渊明之间隐秘的诗学关系问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