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名物与青春之歌(项静)

　　程小莹的《女红》是一部因题材和补白而显得特别重要的小说，它以青春的底子携带上一段短暂历史的信息、情绪，又不肯归于主旋律，拧紧的是一只从一个城市乃至一个国家的根部散落下来无法妥善安放的螺丝。这种无所适从和难以秩序化的东西，让一部长篇小说充满种种阅读期待，并由此打通这一路写作的历史通道，比之十七年时期的工厂题材作品，八十年代的改革文学，九十年代的新写实主义，甚至还有近年来的纪录片《铁路沿线》、《铁西区》等等。《女红》也因为它的上海方言，以女性为主的人物群，整部小说以青春为主轴的感情基调，划过了以上种种路径，别寻了一脉。

　　《女红》 对工厂带着深情的重新凝视，与名物写作有暗通款曲的部分，名物写作的出现，当然是因为阅读古籍了解古代绕不过去，但其斩获人心则是因为一事一物的起源、发展与演变，借之探微历史，了解生活。名物写作在时下拥趸众多，恐怕也少不了自我怀想的成分，因着科技的进步，陈旧之物的更替速度加快，身边的器物似乎很少具有沉淀累积的时间，转眼就消失不见。而时代也似乎并没有给予我们这种留恋的机会，曾经与上海同步辉煌、共享荣誉的纺织工厂里的锭子、重锤、轴承、A513细纱机、“劳动牌”扳手、旋凿、饭单、软帽、工作服等等，如今恐怕已经很难再散发出当年的历史温情，在许多人的知觉系统中完全陌生化。《女红》这个部分的着力深描，是在做出历史的补救，并从名词和物质的层面安顿了一个时段的历史，而之于作家，可能也是在安放一个叫做青春的幽灵。

　　作家用来萃取这一时段“名物”光彩的方法是青春，小说主要以工人家庭出身的两姐妹为主要故事线，姐姐秦海花是纯正、朴实以工厂为自己人生价值的女人，她以自己的心相、扎实、和灵魂的交换般的热情倾注到工厂中，她的温柔敦厚之美是与工厂这个共同体情感合体的，认真地守着自己手艺里的一道工序，每一处细微都不放过，无论生活的时代如何变化，上辈人传承下来的动作，一成不变。即使面临下岗，她依然选择和工厂姐妹们在一起。她所承载的是一种物我一体的情感，“女人心相不好，棉纱的心情，也会不好，出来的纱，粗细不匀，不漂亮。女人疲劳，机器也会疲劳，纱也会变得缺乏张力，松松垮垮，拉拉扯扯。”正是这种多力合一的复杂魅力，俘获了同样热爱机器的小炉匠、厂长李明扬、文艺青年薛晖、父亲的徒弟高天宝。他们的生活触角多样伸展，跟着各自的命运路数一路散播开去，就成了一个热气蒸腾的时代。而妹妹是工厂的叛逆者，她没有心相干活，她的苦闷和不安分道出了工厂生活的另一面：“机器死不脱，工厂便永远是一种重复。重复着产品，也重复着大多数的人生。”秦海草难以忍受，马跃也难以忍受，早早寻找出路的薛晖也难以忍受，他们踩准了时代的节拍，在工厂还没有倒掉的时候，先一步去寻找自我和解放。工厂打在这些人身上的烙印或深或浅，像马跃失意之时还是想起工厂和那里的女人，薛晖也会一直爱恋着最初岁月认识的秦海花。

　　蔡翔先生在《城市书写以及书写的禁言之物》中，提到过程小莹的《杨树浦》，以及由此而复活的“另外一个上海”的叙事———1949年以后东部或者苏州河以北的上海。历史有时候是随人任意打扮的小姑娘，我们在很多时候强调了被改造的历史，于是可能忽略了另一个重要的事实：改造并没有在根本上消解上海的区域化特征，相反，在某种意义上，它仍然相当完整地保留了这一城市的阶级、文化、趣味、生活方式乃至地理空间的传统形态，并且，一直延续在今天的生活之中。程小莹在《杨树浦》中是这样区分上海的空间分割和固化的———“有许多时候，我会作些想像，本埠的电话系统如果有个仪器可以显示通话情况的话，那么，杨浦区与徐汇区这间的通话记录大概不会多；杨浦会经常跟闸北、虹口、宝山通通电话；　而徐汇通常会与静安、卢湾保持联络。再进一步想象，这些通话内容，杨浦他们在商量再就业、工厂关门土地置换、解决危房简屋；……而静安、徐汇他们是在电话里悠然地讨论着时尚、外资、白领、广场绿地、新生代女性小说，诸如此类。”

　　作者大概是太热爱那一段青春，所以《女红》前半部分积压了大量的抒情段落，当这些青春的气息累积太多时，会挤压故事自然舒展的空间。而小说中一直延续到今天生活中的部分，其实是小说中分量最重的地方，总体上看有点散乱零碎，可能生活本身就已经散轶掉诸如工厂这样的架子，但既然上海依然保留着这一城市的阶级、文化、趣味、生活方式等，就必然还存在统筹、控制着这些人物命运的僵硬、生冷之物，但这个部分显然不太符合程小莹的审美口味，小说在“蛮有心相”的赞许声中落幕，以向孙犁致敬的方式结束，也算是有始有终。

　　(《女红》，程小莹/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年4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