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价值追忆的涉渡浮木——评张新科长篇小说《远东来信》(邓虹)

　　一直以来，关于二战时期犹太人遭受屠杀、迫害题材的文学作品可谓汗牛充栋，但关于犹太人在中国的研究并不多，把中国作为施救角色来研究的几乎没有。当时冒险为犹太人签发“生命签证”的何凤山在去世时，女儿写的悼词中提及了这段往事，才让媒体认识了这位东方“辛德勒”。在文学界甚至学术界，近代中国一直被贴上苦难的标签，许多国家对中国习惯性地保持着施与者的优越心理。但事实真是这样吗？张新科39万字的长篇小说《远东来信》真实地道出了历史的本相，实现了文学领域此类题材零的突破。作者花费18年心血，遍访欧亚各国，秉承东方“一粒砂中见世界”的哲学，对故事的历史进行“疏离”的处理，穿透历史的沧桑和辛酸，把目光投向了宏观历史中的个体，关注弱势群体如何“杀生成仁，舍身取义”的大情大义和他们在苦难困顿中的脉脉温情和人性光辉。小说依托历史真实对战争、和平、人性引发了深入思考，发人深省。同时，作者把对人的关注从生命的本能巧妙地转向对人的尊严与价值的思考，以独特的创作风格和强烈的创作诉求，拓展了当代小说的空间。

　　从人物的塑造上来讲，《远东来信》似乎有些“高、大、全”，作者塑造了一个个完美得近乎无瑕的人物。在当时的环境中，纳粹势力联合其盟国在全世界对犹太人进行种族灭绝，而王家甫、潘进堂、喜鹊、八仙等人，在自己朝不保夕的情况下，却对犹太少年雷奥毫不犹豫地伸出了援手，为了保护他忍饥饿、冒风险、抛尊严乃至舍性命。细读小说，我们丝毫感觉不到作品人物塑造的扭捏造作，一个个人物如一块块坚硬的石头，散发出一种粗粝真实的美。他们的“大义”来自于中国传统美德和忠义思想，始于平凡朴素，终至高山仰止。王家甫对雷奥一家的救助始于其在异国结下的深情厚谊，在德国感受到的家庭温暖使他觉得理应“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而得知好友及女儿惨遭屠杀时，他对雷奥母子的感情又多了一层“托孤”的悲壮；潘姨和喜鹊代表了传统的中国妇女，她们毫无保留地信任和支持自己的丈夫，她们全心全意地心疼孩子；潘进堂因为对妹夫的一句承诺而咬牙坚持，又因了解雷奥的遭遇而义无反顾、一力承担；剃头匠老纪深恐雷奥死去会让这家人就“绝了后”，最终舍命保护雷奥。这些都是普通中国人内心善良的选择。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历史上，这样的人们如苍穹繁星，孔子主张“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孟子曰“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程婴舍亲子救孤……中华的传统价值观黏合着世世代代的中华子孙。每当“那一刻”来临时，王家甫、潘进堂们都会出现，都会成为英雄。正是东方哲学里那高于生命的“义”，成就了雷奥的生命和未来。

　　哲学家批判基于情感之上的无根据的轻信，而《远东来信》却以这种“轻信“让雷奥在别津村生存了下来。潘进堂“轻信”了妹夫王家甫及“父亲”这个对他而言有点虚无却最能击中他内心的名字，忘却了生死，只因这“轻信”，便毫不犹豫地把雷奥当作责任乃至信仰一样扛在了肩上。在别津村这样生存都困难的穷乡僻壤，一个中国“父亲”为他毫无血缘关系的“娃”守住了一个永远的“告别码头”，每次当疲惫不堪的潘进堂在雷奥面前强打精神，读者的内心也遭受着猛烈的震撼。“轻信”的人还有八仙、喜鹊、老纪、桩子、任天放……就算在最艰难最黑暗的日子里，就算了无希望，即使在最后刺刀快落下死亡将来临的那一刻，憨厚纯良的人性依然闪现着耀眼夺目的光芒。

　　《远东来信》秉笔直书，写出了人类精神的伟大力量，它超越战争、死亡，无关乎种族、得失，它是无私给予，不求回报，不计后果。不论在多么黑暗的时刻，不论邪恶的力量何等强大，人性的光辉永不磨灭。这种精神力量让王家甫、潘进堂、喜鹊、八仙、桩子、任天放等人接了地气，鲜活地站在了我们的面前。

　　1939年，孔祥熙致国民政府：“无国籍之犹太人之情形特殊，我国素重人道，先总理亦常以人类大同主义训诲同志，吾人理应力之所能，予以协助。”随后，中国规定了犹太人入境手续，并指出：“此次被迫，犹太人多仓皇出逃，即具有中国国籍者恐在德奥等亦未便能为办理出国手续，其未将有入境护照者，如何予以变通，似应由外交部拟订办法，以便饬关遵办”。当犹太瘟疫的梦魇笼罩全球，没有一个国家愿意惹祸上身时，中国对犹太人发出这样一个声明：犹太人可以不用签证，直接进入中国避难。满身疮痍的中国向犹太人打开了拯救的大门，成为二战中接受德奥犹太难民最多的国家之一，让几万犹太人在中国回了家。这是中华民族向生命致敬的最好佐证，向往和平、倡导和平、践行和平，中国从未缺席。